界首周围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市场起源很早。远在宋、元丰年间（1078～1084年），就是宋京汴粱（今开封）通往建业（今南京）、临安（今杭州）必经之地，当时曾在此设立驿站。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界沟店有过路店数家，专为商旅服务，清咸丰六年（1856年），当地绅商筑城为堡，堡内已有商业街数条，各业商户数十家，主要是粮、棉、盐交易行、栈、油坊、糟坊、染坊、酱园等，其中以同盛颜料店（1915年开业，老板黄金斗）资本最大。民国7年（1918年）开始，恒大商行、西顺昌、同德、同盛几家商户经营英美洋油、洋烟等舶来品。本地的农副土特产品如小麦、大豆、麻油、棉花等也开始向外输出，市场日渐繁荣。抗日战争前，各业商户百余家，最大的商行是德胜公司，主营舶来品。抗战时期，徐、蚌、商、汴相继沦陷，津浦、陇海、京汉铁路交通断绝。豫西、鄂西、川、陕等地购自沿海的工业品，只能改依颍河运输，界首便成为沪、宁、商、蚌等地进入内地的第一门户，东南、华中一带沦陷区的商人携资蜂拥而至，万商云集。民国27年6月，黄河花园口决口，黄水泛滥，界首以北60华里俱成泽国，数百万农民倾家荡产，四出逃荒。界首一时成为黄泛区灾民和沦陷区难民的“避风港”。民国28年，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抗日战区（后又改为第十战区）沙河警备司令部设在界首，军政要员、达官显贵纷纷来此驻扎并参与经商活动，一时商人、军人、难民、灾民云集，人口剧增，市区迅速扩展，加以当时皖、豫税收不一，商人为逃避安徽重税，商业区扩向河南境内。民国28年开始，商人先在皂庙四周沿路边、田头插桩设行，露天成交，或搭棚作店，先行交易，然后大兴土木，建筑街道院落，数月之间，就将皂庙四周荒野建成商业街道数十条。民国30年又填平了皖登界沟（西寨海子），建成了名噪一时的“天棚街”。时为三镇商业中心，颍河南岸的小街（刘兴集），数年间也建成十多条商业街，牲畜交易尤为昌隆，骡马交易行达51家，规模之大，上市牲畜量之多，闻名全国。 界首、刘兴、皂庙三镇，当时分属两省三县（安徽的太和、临泉、河南的沈丘）管辖，各设镇公所、警察局、商会和税收机关。鼎盛时期计有较大的商店、行、栈657家；摆地摊或沿街叫卖的小商贩近万户；还有戏园、剧场13家，游艺场2处，书寓24家，浴池6家，茶园10处，在册妓女355人。三镇商行如林，店堂密布，货物齐全，生意兴隆。横贯市区的沙河，停泊大小商船数以千计，商旅如鲫，人声鼎沸，通宵达旦，盛况空前，时有“小上海”之称，鼎盛时期，市区街道70多条，年贸易额8．8亿元（当时法币）以上。当时这里是沦陷区与大后方的货物转运口岸，流动人口超出常住人口5倍以上。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军政机关随即撤向大、中城市，许多富商巨贾和流亡的难民纷纷离去，前后不足百天，一个流动人口20多万的商埠迅速衰落下来。 界首初解放时，全市不足4万人（包括流动人口），万家小商贩只剩下2155户，其中：1795户是来自全国10省、118个县、市，多是贫苦商贩、小手工业者和无产者，在此安家落户。民国37年3月，建立了第一家公营的豫丰贸易公司，主营粮食、油料、棉、盐、煤油、火柴等。建国后，相继建立了界首市酒类专酿专卖、百货、石油、盐业、畜产、粮食、土产、煤炭、花纱布、文化用品等国营专业公司的办事处、经营处或采购组。此后，国营商业不断发展。至1985年底，已拥有百货、五交化、糖酒、盐业、石油、副食品、饮食服务、家电、信托10个县公司；供销社系统有土产、农资、棉麻、牲畜服务、废旧物资回收5个公司和1个贸易货栈；计委系统有燃料公司；农业系统有木材和农机公司。大小商业网点419个（商业120个、供销269个、粮食30个）。 私营商业在建国后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取消私营批发商之后，全县396家私营零售商、614个（1300人）摊贩、53个合作小组和605家代销店统统纳入国家计划轨道。1955年，县里成立了对私改造办公室。1956年，对县城关1067家大小商户，按行业分别组成10个公私合营商店、14个合作商店，30个合作小组。1958年又将10个公私合营商店合并成百货、杂货两商店，将35个合作组并为饮食、服务、百货三个联营店。从此以后，除农村尚存67户私人商贩外。城关直至1978年无个体商户。 1978年以后，市场逐步放开，商品流通领域出现了多渠道，多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的局面。1983年起，个体商贩继续增多。工厂、学校、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等也多办起商业。个体商户1981年2600户，1985年7509户，其中：城关1981年1707户、营业额167．17万元。1985年2615户、营业额1103万元。198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44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