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旧属六县均产茶，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名茶重点产区之一。其中祁门县远在唐代就已“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贾银缗素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全唐文》八○二卷，《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休宁县所产“松萝茶”，在明代也已名声卓著，除供民用，还可入药。歙县也是“屯绿”产区，所产黄山毛峰，明代《茶疏》一书就将它与杭州龙井并列为天下名茶。婺源县“物产，茶为大宗”（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茶商很多，特别是经营“绿茶生意者，系徽州婺源人居多”（《通商各关洋贸易总册》卷下《光绪十六年九江华洋贸易情形略论》）。黟县、绩溪县种茶历史也很悠久。因此，茶叶是徽商经营的一种传统行业。“宋代时，徽州茶叶年产量已达二百余万斤”（近编《徽州商业志·徽商篇》。），“徽人为经营茶叶即已行贾四方”（《徽商研究论文集》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明洪武初年，徽州茶叶产量增至5700余万斤（近编《徽州商业志·徽商篇》。），这时，徽州茶商日趋活跃。休宁茶商邱启立，“偕诸侄联旺贩茶湖口，侄舟复，启立悬重赏救之，侄以货尽失，生不如死，启立遂以己茶一船予之”（同治《祁门县志》卷二九。）。这种能将整船茶叶资助别人的茶商，其资力的雄厚可以想见。 中国茶叶大量外销始自18世纪中期。据统计，乾隆四十六至五十五年，（1781～1790年）的10年间，中国向英国输出仅茶叶一项就价值9600万银元（浙江省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组《中国通史讲义》4967页。）。在清末，茶叶是我国与欧美贸易的主要商品，鸦片战争前的年出口值达945银元，在出口货值中占第一位，而其中又以皖南的绿茶和福建的武夷茶为多（李则纲：《安徽历史述略》上册199页。）。据光绪十一年（1885）皖南茶厘总局的税额折算，同治年间（1862～1874年），皖南仅洋庄销售的茶叶就达100万担，若加上内销，产量就更多了（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所谓皖南茶，当时除泾县、太平有少量生产外，绝大部分均产于徽州6县。徽茶以“屯绿”、“祁红”最负盛名，“屯绿”的历史又比“祁红”悠久得多。明万历年间，“屯绿”就开始外销，“祁红”的诞生则在晚清时期（清·郑恭撰《杂记》。）。 徽州茶叶主要集中在屯溪以及祁门、歙县等城镇精制，然后运销各地。这些城镇每逢茶季，茶号（茶厂）林立，是徽州茶商一年一度的经营大好时机。屯溪最早的茶号（茶厂）为“清咸丰元年（1851年），歙县朱（搭山）、许（许村）、罗（溶溪）、谢（黄山）四大族，首先在屯溪设号......收购茶农的毛茶，进行加工”（新编《徽州商业志·徽商篇》）。清光绪年代，屯溪较著名的茶号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龙泰、福和昌等家（《勇于创新的徽州茶商》载《安徽科技信息》报1989年3月11日版。）。“民国九年（1920年），屯溪有茶号109家，民国二十二年仅存66家，其中开设十年以上者，有华胜、万福详、永华公、吴怡和、怡祥隆等11家，华胜茶号每年制茶7700余箱为最多，一般年制茶一千至四千余箱之谱”。（新编《徽州商业志·徽商篇》）。“祁门县，自清末创制“祁红”，各茶厂相继仿效，成为红茶之乡，到民国九年，祁门红茶号达140家。民国二十四年有茶号137家（含合作社20家）”（新编《徽州商业志·徽商篇》）。“歙县，民国23年，有茶号30家，资本额为20万元，歙县的深渡镇，抗日战争前有茶号20家”（新编《徽州商业志·徽商篇》）。抗日战争期间，徽州成了没有沦陷的“小后方”，外出通道封闭，茶叶无法外销，一年一度的“茶市”旺季，已基本不存在。民国36年，屯溪各茶厂产制“屯绿”1．7万箱（每箱46至60市斤）。 历史上，徽茶外销路线主要是自屯溪装船顺流到杭州，再转运上海口岸；或经江西入粤；有的则运经武汉，再出口俄国。因此，这些地区的徽州茶商也较多。上海市，“茶叶店歙人开的有百余家，绩溪人开的也有三、四十家......其中，尤以汪裕泰茶庄最负盛名......在沪先后开设有八个茶叶分店......解放后（初期），中茶公司仍以汪裕泰牌号行销部分国家’（新编《徽州商业志·徽商篇》）。在广东的徽州茶商以婺源县人居多，《光绪年间茶商（婺源县）有惊人的发展......被确认的有132人......”、“清光绪年间的程泰仁就是其中知名茶商之一，幼业儒，事重慈，以孝著乡里，嗣因家食维艰，弃砚就商。随乔川朱日轩，贩茶至粤，众举经理徽州会馆，六县商旅，均服其才”......（《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日·重田德著，转引光绪·民国2部《婺源县志》。）。武汉号称九省通衢，一度是俄国商人来华采购茶叶的中心，吸引了不少徽州茶商。《清末民初，在武汉徽州人经营的行业，最著名的是......汪裕泰等红绿茶叶店”、“成为安徽的专利行业”（曹觉生：《解放前武汉的徽商与徽帮》载《徽商研究论文集》。）。“（九江）业此项绿茶生意者系徽州（人）......居多，其茶亦由本山所出，且多属合股而做，即有亏蚀之外，照股均分，亦不觉其累”（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转引光绪十二年《九江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除上述三地之外，其他城镇徽人业茶设铺的也不少，乾隆中期，徽州茶商在北京开设各字号就有一百六十六家”（新编《徽州商业志·徽商篇》。）。苏州，“茶业为徽人旅苏经营的二个主要行业之一”就是苏州当地商人开设的“所有茶叶店经理95％以上属徽籍”（新编《歙县商业志·徽商》。）。杭州，“从北伐胜利到抗日战争前，杭州有茶叶店五十八家，其中歙人开设或店主为外地人而由歙人管理的有五十家左右”（新编《歙县商业志·徽商》。）。其他如兰溪、宣化、温州、福建、天津等地也都有徽商开设的茶叶店。抗日战争时期，大都衰落，如苏州“吴世美（茶店）经理汪巨川返歙后未再去苏，店务不加过问，营业不振，资金日绌，徒存虚名矣”（新编《歙县商业志·徽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