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盛产杉、松，质地优良，徽商经营木业的也甚多。“徽歙产木之盛宋时即已有名......故徽州木商至多”（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载《徽商研究论文集》。）。徽木畅销，不仅有利于徽州当地的经济发展，还对邻近地区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杉木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贷。比及严，则所征数百倍。严之官吏方曰：‘吾州无利孔，微徽歙杉不州矣’”（宋·范成大：《骖鸾录》，丛书集成初编。）。徽木过境税收，成了严州财政的重要来源。南宋偏安临安（杭州），“南宋皇室修筑了比旧都开封超过十倍面积的宫殿、御花园”（《朱子语类》卷一三一，耐得翁《都城纪胜序》。）“南来的将帅、官吏，也多在西子湖边大事经营，架构楼阁”（李则纲：《安徽历史述要·徽商》。）需要大量木材。徽木原来由杭州转销大江南北，如今直接在杭州脱手，无须辗转他运，徽州木商由此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会。 明代中期，城镇发展，人口繁衍，民间建筑增多，木材销路日广。徽州木商“每年......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清·赵吉士《寄园所寄》卷十二。）。有的还到浙江省开化等地采购木材，“开（化）地田少，民间唯栽杉木为生......然必仰给于徽人”（《浙江通志》卷一○六，物产，转引崇祯《开化县志》。）。有的到福建采伐运销，“黄世权，婺源人，性慷慨，尝以重赀付友，市木于闽”（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一六。）有的甚至深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伐取巨木。“程之藩，歙县人，年少时，随其父行贾于四川，至雅州宣慰司董仆家、上司所属深山峻岭，多巨木，伐之以为利”（《戴南山先生全集》卷八《程之藩传》。）万历年间，明皇朝在北京修建“乾清”、“坤宁”宫，有“徽州木商王天俊等干人，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扎什，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根，亏国课五六万两”（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转引陈眉公，《冬官记事》。）。为皇室包购木材，夹私、欠税数额这样巨大，其经营规模可想而知。有的徽商因为皇室购办木材有功而受到封赏。“崇帧七年（1634年），工部修皇陵，祁门石门桥（今小路口，石门桥村）人廖延训，主办采天下木材，治赠‘御商’”（新编《徽州商业志·徽商》。）。徽州木商除了以上这类财势煊赫的富商外，还有不少中、小商人，如婺源人单鸿畴“往淮南业木，积有微赀”（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时江湾氏以贩木起家，公（李祖）与之同事，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各当于用，业以日起，而家遂饶。既饶矣，而公之桔据无减贫时”（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长皋钟三十二两源公行实》。）。“木商以其资，寄一线于洪涛巨浪”，承担着很大风险，“孙徽五（清婺源人），......尝贩木湖南，抵寻江，木尽火，计耗数千金。时，同侣贷五金市木者二十余人，既火，皆谢负五，五慰曰，‘是予咎累公等也’。尽焚其券，并各给归囊”（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四《人物·义行》。）。资本雄厚的，尚可经得起闪失，至于那些“称贷措置，极难维力”（康熙《婺源县志》卷二《疆域·风俗》。）的中小木商，一旦遇到不测，往往倾家荡产，一败不可收拾。以长途贩木材为业的“行商”，为避免风险，不少人在生意发迹之后，就转营较有保障的木行，坐地代客买卖或自营，有的城市的木材行业几乎为徽州木商所独占。如苏州，“康熙十九年（1680年）有徽州木商四十二家，二十二年三十八家，二十七年增到一百三十二家，乾隆三年（1738年）九十四家，后尚有八十余家，同治四年（1865年）五十一家，九年四十家”（《江苏商业史志通讯》1989年1月。）。杭州、芜湖等地木业中，徽商也具有很大实力，他们为了贮存木材，待价而沽，竟圈围大面积江河滩地为专用贮木场，如杭州江干“自闸口至秋涛宫沿江一带沙地，逶迤数十里，均为徽州木商所有，官府并与立碑保护，‘此处沙地全为关木堆贮之要路......并能普济各商起运诸货之需。该处续有沙涨，亦不许人开垦，永远勒石遵行’”（宣统刊本《徽商公所征信录》。）。芜湖有一“徽临滩”，也是徽商堆贮木材的场所。《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188页按语对其地名的由来作了如下考证：“综合二志（指嘉庆·民国两部《芜湖县志》），在芜业木者......尤以徽人为最，故其堆放木材之处谓之‘徽临滩’”。 民国时期，“休宁县大木商詹礼洪，在江潭人字山占有大量林木，常年三五个山头动工，每有木商四十余家”（新编《徽州商业志·徽商篇》。）。建国前夕，“杭州的木业公所召开第二次社员大会，到会三百八十多人。这时在杭州的徽商木行还有四十多家；（另）有专门从事木材放运的运输行，（其中）以欧阳良举、胡梦飞等人开的木材运输行较为有名，在屯溪的闵口和长于都设有木材收数点，代客户将木牌运至杭州的江干交卸”（新编《徽州商业志·徽商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