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白银货币广为流通。以“子母钱”为业的典当应运而生，各帮商人趋之若骛，徽州商人尤其是富裕的盐商也纷纷参与经营，成为徽商四大代表性行业之一。当时各地城镇几乎都有“徽当铺”。如“（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六月乙末）河南巡抚沈季文言：‘......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十三家”（《明神宗实录》卷四三四。）；“（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徽州铺本大”（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转引《金陵琐事剩录》卷三。）。“质库多新安贾人为之，（泰兴）邑内五城门及各镇皆有”（康熙《泰兴县志》卷一《风俗》。）；“行盐、质库皆徽人”（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俗》。）。“徽州人有汪拱乾者，......今大江南北开质库或木商、布商，汪姓最多，大半皆其后人”（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纪》中册，转引《登楼杂记》。）。近代江苏“典当业的职员以徽州人居多，有‘无徽不成典’的民谚”（《江苏商业史志通讯》1991／1第43页。）。“徽商在上海开设典当的历史较早，大约是在19世纪20年代（清道光年间）。清末，上海69户典当，徽商所开者达30户，占42％，......典当铺与衣庄联号经营，典当期满不赎的衣物交衣庄标价出售，则系徽商首创，为清末沪上衣业特有景色之一”（《中国商报）1990年3月载，姜斌：《旧上海的徽商》。）。徽商从事典当业，不仅因为有巨额资本，还在于“贾而好儒”，知识丰富，精于鉴别珍奇、贵重的“当品”。以至不是徽州人开的当铺也要聘请老练的徽州当商为其掌柜。徽州“典商大多休宁人......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休人者，以专业易精也”（许承尧：《歙事闲潭》18册。）。 徽州当铺挂着“以义为利”、“裕国便民”的招牌，实际仍是高利盘剥。“吾邑（平湖县）......有田宅者鬻田宅，元田宅者典衣质器，以谋薪粒。城周广数里余，而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世家巨室，半为所占（康熙《平湖县》卷四《风俗》。）。当铺对贫苦群众的盘剥，往往激起“滋生事端”。所以，当商大多要结交官府，靠其庇护。如康熙年间常熟县就竖立过“永禁扰累典铺碑”。碑文称：“......据附居徽籍商民毕义和、曹恒达、叶显贞、......等呈词前事。内称：裕国在乎安民，兴利必先除害。......和等典铺一业，向蒙宪恩，加以抚恤，严禁借端生扰。......无奈奸胥蠹役，饕餮□□，邈违宪禁......合行勒石永禁。为此示谕通县军民人等知悉：嗣后如有指官撮借，假公乐输......并将小窃白撞细事，驾题失盗，蒙混差役行查等项者，许商人典头立即报县，以凭提究，解宪重惩，决不姑宽”（《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86～187页。）。依托官府牟取厚利的徽州当商，财富惊人。如徽商汪箕，明末，“居京师......此人家资数百万，典铺数十处”（《明季北略》二十三卷。）；又如“许翁，歙县人......户质物之肆40余所，江浙间多有之，......其子弟中有三四辈，以豪侈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侯”（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7册，转引俞曲园樾《右台仙馆笔记》。）。 “安徽典当业、由徽人始创于咸丰年间”（《晚清安徽的典当业》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后来却为官僚典当所排挤。“滁州城典当全为曾国藩家族所控制。李鸿章家族控制的典当更多......，光绪末年，（安庆）鼎新、鼎和、永大、公裕四家是当朝宰相李鸿章家族所开设，另一家较大当铺”人和“号为淮军头子张大志所经营。”（刘海峰：《关于李鸿章官僚资本的一些资料》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1期。）徽州典当商面对这些具有特殊背景的竞争对手，加上市场形势的变化，业务遂日趋衰落。全国典当行业自民国以后也都处于没落之中。就安徽来说，清朝末年，一般“大县有（当铺）5～6个，小县1～2个不等”、“（到）民国16年（1927年）秋，全省尚有（当铺）69家，至18年夏，仅9家”（《晚清安徽的典当业》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徽州典当商由于资力雄厚，有一部分不失时机地转为钱庄经营。“和典当业一样，安徽钱庄不少都是由徽商所创设的”（程必定主编《安徽近代经济史》第1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