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除盐、茶、木、典四大代表性行业之外，还经营以下几种较主要的行业： 一、粮食业 徽州粮食依赖外地输入，早在宋代就有记载：“元和三年秋，以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察使。坦到官，值旱饥，谷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商船不复来，民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辏，民赖以生”（淳熙《新安志》卷九。）。贩运粮食，成为徽商最早从事的行业之一。 居于新安江与率水、横江合流之处的屯溪，向来就是徽州大部分县的货物转运集散中心。徽州粮商大部分也集中于此。他们采购粮食的地区：一是浙江、一是江西。明万历年间，“南畿、浙江大，诏禁邻境闭籴，商舟皆集江西，徽人尤众”（嘉庆《黟县志》卷七《人物·义行》。）。可见在明代徽州粮商就已具备相当规模。迄至清代；资本雄厚的大粮商，已不乏其人。如“詹元甲，（婺源）庆源人。......会岁大，陈橐金二十余万，力请采办米粮”（《旧小说》已集《诺皋广志》。）。又如“俞培《清乾隆婺源人。......尝赴江右（江西）买米，般舟康山，居民不戒于火，延烧四十余家。昶见之恻然，倾资给恤，择其甚者倍之”晼晫。上例二徽州粮商，一个以20万巨资采办粮米，一个以钱财救济途中遇到因火受灾的数十户灾民，其富裕程度自非一般中、小商家可比。 徽州粮商除运粮回本土销售之外，还在其他地区从事粮米贩运和开设粮店。如清朝黟县人郑嘉莲，“尝于桐城金山墩卖米，自江西运之（嘉庆《黟县志》卷七《人物·义行》。）；“采石，有某大姓者，家畜舟......有徽商某于其家雇舟载米，往吴门粜之，价腾贵，二、三日即尽，获利且倍”（《旧小说》已集《诺皋广志》。）。徽州粮商在苏州的情况，还有这样记载：“万历庚申（1620年），苏州困遏籴，米腾，一、二饥民强借徽商之米，有司稍绳以法，而遂有万人屯聚府门，毁牌殴役，几致大变”（《明熹宗实录》卷四六。）。清康熙年间，祁门人洪映衢，在芜湖开设的“福泰隆”米庄，资力雄厚，曾享有“洪半边”的称誉（新编《徽州商业志·徽商篇》）。 二、绸布业 明代，松江府及其附近已形成棉布生产中心，苏州一带则是丝织业生产中心（据〔日〕藤井宏著《新安商人的研究》。）。徽州商人已在这些地区从事绸布业的经营。“万历癸末，邑（上海）有新安布商持银六百两，寄载于田庄船，将往周浦，其银为舟子所窥......”（清，褚华：《沪城备考》载“上海掌故丛书”。）。又如“汪社生（明·休宁人），以贫奔驰吴越”，肩布市卖（清，嘉庆《休宁县志》卷十四《人物·尚义》。）《龙图公案》、《石点头》等小说还曾言及：明代，徽州绸布商人的资本，一般也不过在数百、数千两之间。基本是中、小商人。 到了清代，徽州绸布商经营实力逐渐增长，“新安汪氏，设益美字号于吴阊（苏州），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销布约以百万匹。......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清，许元仲《三异笔谈》。）一家布店竟年销布匹百万匹，流通范围远及云南、新疆、内蒙等地，时间长达二百年，其资本雄厚，规模宏大，显而易见。又如“清同治年间，歙人江敬甫，十二岁时即赴湖州绸店习业......成为湖州绸业巨子，曾任绸业会馆董事，他还在沪设立恒忆昌总庄”（新编《徽州商业志·徽商》。）。嘉定县的南翔镇，则由于“（徽州）布商俱在镇，鉴择尤精”致“富甲诸镇”（清乾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乾隆以后，“安庆城内外绸（布）业商号有70余户，绝大多数为徽商所经营，控制整个市场的有七大商号，均为徽商主持。......他们营业额每年都在5万元以上”（檀赵金：《徽商在安庆》载《志苑》1988年4期。）。 民国年间，徽州绸布商流寓各地仍不少。如浙江的兰溪，“到抗日战争前，当地8家布店中，歙县人开的就有5家”。上海市著名的“庆大祥”绸布庄和华盛布号，就是“（歙县）留村，章载功于民国34年（1945年）在沪开设......专为永安公司、庆丰纱厂、利民印染厂和宏丰印染厂等单位推销产品”（新编《歙县商业志·徽商》。）。上海的“履泰昶”布店，也是歙县商人所开。该店创建于民国15年。经营方式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供应对象遍及苏、皖、浙、湘、鄂、津等地商家。抗日战争前，已拥有阴丹士林布10万匹的资产，抗日战争胜利后，“履泰昶”抽出部分资金，投到杭州，分别开设复昶棉布批发庄和万丰染织厂（新编《歙县商业志·徽商》。）。黟县人在上海、九江两地开设的绸布店就有26家。在景德镇的185家徽帮商店中也有不少是绸布商店。“徽帮商业在湖州约分三大帮......布匹......黟帮顶多”（《徽州日报》民国26年（1937）2月20日刊载。）。原籍歙县的现代画家“黄宾虹，......父亲定华在金华开设‘广大’布店”。 三、文具业 徽州生产墨、砚、纸、笔的历史悠久。“澄心堂纸，李廷墨，龙尾砚三者为天下冠”（清，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六《杂记》。）。“汪伯玄笔”也颇负盛名，世称为“新安文房四宝”，并且都曾经作为贡品，誉满天下。是徽州商人经营的传统行业。 徽墨生产始于南唐。当时易州（今河北易水县）著名墨工奚超和他的儿奚廷，因避战乱逃到江南，见徽州“地多美松，因而居留，遂以墨名”（《墨书丛抄》，绿丝兰抄本。）到了明朝，徽州制墨业已很发达。那时的著名徽墨商有“国初之查文通、尤忠迪、苏眉杨；嘉（靖）、万（历）之罗小华、汪中山、邵青丘、方干鲁、程君房、汪仲嘉、吴左于、丁南羽......”（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清代，徽墨生产进一步发展，并涌现全国知名的“曹素功、汪近圣、汪节时、胡开文”四大制墨名家（胡恩森：《胡开文墨店》载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七《工商史迹》。）。此外，还有众多从事徽墨生产的中、小商人，“擅名墨薮者，尤不下百数十家，胥能行世传远”（清，许承尧：《歙县闲谭》18册《歙县俗礼教考》）。徽州墨商当中，胡开文是后起之秀，大约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时创建。休宁（胡开文）老店的产品，宣统元年（1909）曾获巴拿马万国赛金质奖章和南洋劝业会优质奖状，分支店遍及各地，除徽州的休宁、屯溪等地的胡开文之外，芜湖、九江、南京、汉口、上海、天津、北京、安庆、苏州、镇江、济南、杭州等地都设立了胡开文墨店。“胡开文”几乎成了“徽墨”的象征，建国后，全国各地的胡开文大都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歙砚刨产唐代，“唐开元中，有猎人叶氏逐兽至婺源长城里，见垒石如城，莹洁可爱，携归成砚，自是歙砚闻天下”（宋，洪景伯：《歙砚谱》。）。“唐五代时，歙州辖歙、休宁、祁门、黟、姿源、绩溪诸县。......产砚诸坑主要在歙县、祁门、婺源等地，而以婺源所出为优”，“从元末以来的六百多年里，歙石（砚）的正式开采，不过上二次。因此，歙砚传世者，远比端砚为少，歙砚之精者尤为罕见”（穆笑天、李四民《中国安徽文房四宝）134页《歙砚发展概况》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徽州所产“澄心堂”纸，自南唐就已闻名。这种纸“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自首至尾，匀薄如一”（民国《歙县志·杂记，拾遗》卷十六。）。南唐后主李煜视这种纸如珍品，“特辟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今南京）时的宴居、读书、阅览奏章的日党活动场所——‘澄心堂’来贮藏它”（晼晫穆孝天、李四民《中国安徽六房四宝》14页“澄心堂纸”）。因被称为“澄心堂纸”。清初生产宣纸的地方达10个县以上。清嘉庆后，“或以环境变迁，或以原料用罄，不得不去旧从新，另寻出路，始由黟（县））、歙（县）而徙至绩溪，复由绩溪而宣州”（安徽地方银行《宣纸调查报告》，1936年。）。此后，人们只知宣纸之名，甚至误以为“澄心堂”纸原来就为泾县所产。 徽州制笔业的产生，系受宣笔影响，虽出过一些制笔名匠，甚至生产过传名后世的名笔，但始终没有形成主要产地。史籍对此曾作如下记载：“在诸葛笔的影响下，江南歙州一带，在宋代也相继出现了不少著名笔工”（穆笑于李四民《中国安徽文记四宝》122页。）。“歙州有吕道人亦精于制笔。黟县人吕大渊，悟得三国韦仲将制笔技法，制笔无不可人意”（周始：《皖志述略》下册，597页，转引北宋，黄庭坚《笔说》。）。 “新安文房四宝”，虽具盛名，但是，作为商品大量供应的，仅有“徽墨”，其它三种，徽州都非主要产地。徽商胡开文等文具店经营的笔、纸、砚，不少都系从外地采购。 四、菜馆业 徽菜历史悠久。屯溪最早一家徽菜馆是“紫云馆”，开设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祁门县城的“中和馆”是道光二十八年开业的，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生意仍然十分兴隆。敬县城内的徽菜馆有“醉乐轩”等7家，比较有名。休宁县城的“醉春园”、“玉峰楼”、“益陵馆”均系多年老店（新编《徽州商业志》。）。徽州境内的徽菜馆，是全国名地徽菜馆的发源地。开徽菜馆的以绩溪商人居多。“据已搜集到的资料统计，从清末至建国前。绩溪人在上海先后经营的面馆、饭馆、酒菜馆就达145家，南京有20多家，武汉三镇40多家，连同在杭州、苏州、湖州、无锡、芜湖、长沙、衡阳、柳州、都匀、重庆、宜昌以及其他各县商人开徽菜馆在内，总计约240家以上”（邵之惠：《徽厨之乡—绩溪》，载《安徽史志通讯》1986年2期；42页。）徽州其他各县商人开徽菜馆的也不乏其人。例如：上海“至抗战前夕，......有徽菜馆500余家”绩溪人开的约占三分之一强”（《旧上海的徽商》，作者：姜斌，原载《中国商报》1990年3月20日四版。）其余则是徽属其它各县商人所开。不论那个县开的徽菜馆，其厨师多系绩溪人。因此绩溪县素有“徽厨之乡”的称号。 五、刻书业 徽州刻书业萌起于宋朝。当时，徽州已是一个“十家之村，不废诵读”，文风兴盛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徽州各县考中进上的人数达624人（《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232页。），名学者朱熹也生长在那个时代（程极平：《新安文化和人才》王乐《谈新安医学》“载《微州学业刊》创刊号。）。读书者多，藏书者亦众，刻书业因之应运而兴。 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徽州刻书业就已印行《方舆胜览》，稍后又刊行了朱熹等学者的著作。（明，谢肇（）《五杂俎》。）到了明朝，刻书水平已超过当时全国刻书中心的杭州。“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今杭刻不足称矣。......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晼晫。这时，经营刻书业致富的大书商也已出现。“明季，歙县丰南，吴学勉......广刻医书，因而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十万”（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 清代，徽州刻书业仍很发达。《资治通鉴》、《宣和博古图》、《晋书》、《水浒》等木刻本，均出自徽州名家之手（清，郑恭：《杂记》。）徽州书商中有许多人既当老板，又是刻工。如清康熙，歙县人黄利中“......稍习书贾，习为镌工”（歙县《虬川黄氏宗谱·黄义生老人传》。）。有的还善于整理古籍、鉴别真伪。如清乾隆间，歙县人黄云景“......雕刻不自任也，而鸠良工选尤粹者则独具精能，古籍之残缺失次者，一入目必研搜补证完之。......云景子五人，亦业先业。而群书之是非真赝则惟云景授之”（歙县《虬川黄氏宗谱·云景黄翁六十寿序》。）类似这种善放“补证”残缺古书，鉴别原著版本真伪的书商，在徽商刻书中并不少见。 对中国文化传播曾起过一定历史作用的徽州刻书业，直到晚清时期，才被西方传入的现代印刷术所取代。 徽商经营的行业还有陶瓷、酱园、南北杂货、药材、油漆、百货、银楼、旅店以及印染、炼铁等，涉及面较为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