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历来是一个宗法制度十分严密的社会。徽商资本构成和投向很多具有明显的宗法经济内涵。 一、资本构成 〔继承资本及其演变〕 徽商因资力厚实，勤俭从业，较能经受市场变化的冲击，故多百年老店。于是形成了祖先创业，世代相传，原属独资，后为共有的家族合股商业资本。如歙县程氏“（延柱）随父侧奔驰江广，佐理经营，父殁后......总理玉山栈事，增至田产；兰邑油业命二弟延柏公督任之；命三弟延梓公坐守杭州，分销售货，命四弟延桓公往来江汉贸迁有无”(歙县《程氏盂孙公支谱·程延柱传》。)。这种由继承资本为基础的家族股份商业，随着时日推移，经营规模扩大，有些便变成合股范围更大的宗族资本。又如歙县商人黄崇德“以资雄于新安淮南间......公复率其子弟宗人商于淮南，子弟宗人皆率公之法而为廉贾。于是竦塘黄氏胥富等千户侯”(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五《黄公崇德传》。)，“长公《指程销》乃结举宗贤豪者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新市......久之业起，十人者皆致不赀”(汪道昆：《太函集》卷六十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这种由继承资本——（兄弟）股份资本——（同姓）宗族资本的演变，进而着眼于宗族之外的集资合股，最终形成了“现代股份资本”的雏形。清代，婺源茶商程树梅“业茶三十余载，人争附股，帐册明晰，丝毫不苟”(民国《婺源县志·人物志》卷三十三。)。屯溪有名的百年中药老店“同德仁”就是“休宁县人程德宗、邵运仁创办的......一爿异姓合资经营的店业”(《安徽科技信息）1987年6月13日，于是：《徽商的合资经营》。)。再如“杭州复昶布店为歙人合资开办，股东为方、胡、叶三姓共五人组成”(新编《歙县商业志》上册19页。)。从下面摘引的徽商合资开店文约中，可以看出合资股东之间约束是很严格的，并说明当时这种合股资本的普遍性。 “立合约人某某，窃见财从伴生，事在人为。是以两同商议，合本求利，凭中见，各出本银若干，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得利钱，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渊源不竭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得支动店银，混乱帐目。故特歃血定明，务宜共乐均受，不得匿私肥己......立此合约一样两纸，存后照用。”(《新编徽郡补释士民便读通考》载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第275页。) 〔委托资本〕 指资本拥有者自身不参与经营，委托他人代为经营的资本。如，“恭人（徽人顾某之妻杨氏）乃脱簪珥，授族人之善贾者，贾大梁（今河南开封）岁计其赢，取以自给”(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六《明浩封恭人顾母杨氏墓志铭》。)。又如明末歙商吴佩之妻汪氏，在夫亡故之后“举处士（吴珮遗金授能者，任转毂，居数岁，累百金”。(汪道昆：《太函集》卷七十一《溪南吴氏祠堂纪》) 〔婚姻资本〕 通过婚姻关系，由岳家直接赠给女婿的资本。这种资本更多的是以赔嫁首饰等贵重物品转化而成。明代，歙县富商汪玄仪开始经商的资金，就是由岳家溪南吴氏所直接提供。“大母（汪道昆之祖母，汪玄仪之妻）尝乘间告大父（汪玄仪）曰：“君家世孝梯力田善矣。吾翁贾甄括（？），闻诸贾往往致富饶，君能从吾翁游，请为君具资斧。‘大父曰：‘善’。及大父由甄括（？）起，用遂优。......大父由甄括（？）从钱塘，业滋厚矣”。(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三《先大母状》。)歙商黄惟文做生意的本钱亦是妻子赔嫁饰物所转化，“宋氏，黄惟文室人也。......及笄，归惟文，适家中落。......乃尽出簪珥衣饰为资斧，附托营生殖。......惟文以家艰，绝意进取，从贾维扬”(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末《隐南公配宋氏传》。)。 〔援助资本〕 依靠亲戚、同乡、同族、友好中的富裕者提供援助或借贷而形成的资本。这种资本在徽商经营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歙县富商许坦斋对“九族贾而贫者多惠贷，不望其息，......偶时艰，多贷不给，不能偿者火其券”(歙县《许氏世谱》第5册《诰封奉政大夫坦斋许公行状》。)又如婺源人王悠炽“房叔、房弟某某合夥经商、各移（借）五百金为资本。悠轸其困于遇，折券还之”(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三《人物·义行》。)。“歙县西村名莘墟，有某之先世，微时来投其亲属......戚属各助以赀......经年贸易，赀且数倍于所助”(清褚家轩撰《坚瓠集》卷五《白水铜印》。)。又清雍正年间歙县人鲍尚志在江阴为盐商当店员，“......程明远者，亦同邑人，公舅氏行。谓公曰‘依人非久计，子苟欲自立，当贷子二百金，任自营，弗较息也’。......公以业盐起家，盖自此始”。(歙新馆《鲍著存堂宗谱》卷二《鲍尚吉行状》。) 〔劳动资本〕 这是依靠自身劳动，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原始资本。清代婺源人朱乾柯“家极贫。八岁与兄乾标鬻薪养母。......后柯与兄负贩，饮食必偕。即又业茶，家益裕。(民国《婺源县志·人物志》卷三十《孝友六》。)。明末，休宁县人赵相“幼贫负贩孝养，一日远负米惫甚，憩道旁草舍，有妪啜以浆，乃能前。......中年业隆起，......业鹾两浙，推为祭酒”(康熙《休宁县志》卷六《人物·笃行》。)。 〔官僚资本〕 主要指由朝延、官府或官僚个人提供的巨额资本。在盐商中较多。“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两淮众商（盐商）接受皇帝借给的帑银一百万两，事后，众商声称‘自借皇帑之后，生意年年俱好，获利甚多’。盐务苟有缓急，内务府亦常出金，以资周转”(刘文智：《清代前期的扬州徽商》转引《李煦奏折》载《徽商研究论文集》一○○页。)。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廷因“怜江广达（徽州巨商江春行盐的牌号）家产消乏，加恩赏借库银三十万两，令其作本生息，以为奉赡之计”(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四。)。官僚个人出资的，如康熙时刑部尚书余乾学就曾“发本银十万两，交盐商项景元于扬州贸易”(《十朝东华录》，康熙二十八年冬十月癸末。)。又如“（白钟山）在河总任内，办理河工，种种滥用，应赔帑银甚多。......闻其宦资，皆寄顿于淮扬盐商之家，代为营运。降旨与吉庆，令其访察奏闻......”(《清高宗实录》卷二十七。)。官僚资本的介入，虽一度助长了徽商的财势，但也为其后来的衰落播下了种子。如清代，歙县大盐商江春的垮台，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清还“帑款”的影响，“康山（江春住宅）自陶澍清欠帑后，公私没入。旧时翠华临幸（指乾隆皇帝南巡时过此）之地，今亭馆朽坏，荆棘满地......”(庞际云“《松淇小记》，转引自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 二、非生产性支出 如上所述，徽商资金积累虽然主要用于扩大商业投资，但由于时代及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有不少一部分耗用在封建性、消费性建筑等方面，这对徽商后来的衰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兴建祠堂〕 明朝的祁门商人胡天禄“......后操奇赢，家益丰。族人失火焚居，天禄新之。又建宅于城中，与同祖者居焉。输田三百亩为义亩，以备祭祀族婚嫁丧葬贫乏无依者之资”(清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义行》。)。清代休宁人吴永享“父业浙盐......（永享）协建宗祠，与弟永杰捐祀产，族茔有无后者，立常为享祀”(清嘉庆《休宁县志》卷十五《人物·乡善》。)清休宁人朱钟元“......盐荚起家。性孝友，尝倾橐捐重资建造祠宇......”。(清嘉庆《休宁县志》卷十五《人物·乡善》。)歙县潜川（今潜口）还兴建一座供奉明代商人汪珮的专祠，“前堂后寝，缭以周垣，笾豆囊衣，各得其所”(《丰南志》，《溪南吴氏祀堂记》。)。“按明人庙制，品官可立祀祭祀祖先神主，庶民在居所设祖宗牌位，称为影祭”(刘淼：《从徽州明清建筑看徽商利润的转移》载《徽商研究论文集》四○七页。)。汪虽富，论其身份还是庶民，按说不能建祠，而徽州社会却把商贾放在官品同等地位。有的徽商还在客居地捐资兴修祠堂、家庙。如歙商郑元“......修京师。扬州会馆，独捐数千金，置香火田，建祖父江宇宗祠......又尝修族谱，举亲族中婚葬之不克举者。建亲乐堂于扬州宅后，子姓以时奉祭祀”(清，许承尧：《歙事闲谭》稿本。)。在扬州经商的汪姓歙县商人，在那里也建有祠堂，“......吾汪氏支派，散衍天下，其由歙侨于扬，业鹾淮者则尤甚焉。居扬族人，不能岁返故里，以修祀之典，于是建有公祠”(歙县《江氏谱乘·叙》。)。徽州祠堂规模宏伟，构筑考究，如歙县溪南吴氏敦本祠，“......中祠为堂，堂后为寝，皆五达。旁为左右翼，亦如之。改承祠务。......左偏为居室二区，举家之无居者。其后为廪，以廪粢盛，最后为厨，以共鼎赂”(民国·吴吉祜，歙县《丰南志》、《溪南吴氏敦本祠碑》。)。徽州潜口村至今还留存有明代建筑的祠堂99间，世称“金鸾殿”，已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兴建牌楼〕 徽州商人常年客居异乡，希望留在家乡的妻女能保持贞操，由此节妇烈女建坊旌表蔚然成风。如世代业盐的歙县棠樾鲍氏，村口拔地而起的七座高大石牌坊，其中就有旌表盐商鲍文龄妻汪氏的“矢贞全孝”坊，鲍文渊妻吴氏“节劲三冬”坊(民国，铅印本《歙县志》、《义举》。)。这类贞节牌坊，在徽州随处可见。从清代始，对有“义举善行”的商人也立坊表彰。如棠樾盐商鲍淑芳，想得到嘉庆皇帝赐他建一座“义”字坊，凑足棠樾的忠、孝、节、义四字坊群，竟解囊发三省的军饷，修筑八百里河堤，作“义举善行”投资；洪泽湖决堤时，又捐米六万担；淮、黄河大水灾，捐麦四万担；改六塘河从开山归海，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疏浚芒稻河，捐银六万两；助浚沙河闸，再捐银五千两(《歙县志》，《义举》。)。因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的欢心，“於十九年（1815年）五月赐‘乐善好施匾’，二十五年八月于故里建成‘义’字坊”。 〔兴建私园别墅〕 清乾隆时曾有“扬州以园亭胜”(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八，卷六。)的说法。其中又以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所建园亭、别墅居多。如盐商郑氏家族，本是徽州歙县长岭村人“迁扬州，盐起家”后，兄弟四人各有园林一所，“兄元嗣，字长吉。构有五亩之宅，二亩之园，及王氏园。超宗有影园，赞可有嘉树园，士介有休园。于是兄弟以园林相竟矣！”(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八，卷六。)“居扬州的徽商黄、洪、吴等姓皆在扬州建筑私园别墅”，“著名的吴园，为歙县吴氏别墅”，“南园，是歙县汪氏所建”，“虹桥修禊，为清代徽商别墅”，“四桥烟雨，一名黄园，为歙人黄氏别墅”。(刘文智《清代前期扬州徽商》载《徽商研究论文集》97页。)徽商除在客居地建筑园林外，在故土兴建豪华别墅、园林也很多。如歙县唐模的檀干园，“有池亭花木之胜，并宋元明清初人书法石刻极精”(民国铅印本《歙县志》。)。歙县西溪南的“老屋角，此为三进庭院式往宅......右侧有近四百平方米的私家花园，广植花木......住宅拱立池、园之中”(民国吴吉祜歙县《丰南志·古迹》)。“该村吴鹤秋的‘果园’，志称为江南才子祝枝山，唐六如规划设计。......其景有六：仙人洞、观花台、石塔岩、牡丹台、仙人桥、芭蕉台”(民国吴吉祜歙县《丰南志·古迹》)。徽商当时不惜巨资，精工细镂地营造的别墅、园林己成为祖国建筑艺术文化珍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徽商在修筑书院、义馆、坟茔、佛寺、道观、石桥、宝塔等方面也花去了不大量的资金。这些各具风格的古建筑至今还有不少矗立在徽州的秀丽山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