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徽州儒学盛行，素有“东南邹鲁”之称。出身在这里的徽州商人，都程度不同地受过儒学熏陶。儒家倡导的诚、信、义，成为他们经商活动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一、以诚待客 一是不欺诈。如歙商吴南坡常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三尺童子而饰价为欺”（《古歙岩镇镇东头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因而店誉日增，顾客盈门，“四方争趣坡公。每入市，视封识坡公氏字，辄持去，不视精恶长短”（《古歙岩镇镇东头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这就是说，顾客只要看见用“坡公氏字”商标纸包的商品，就放心买回去而不再查看数量多少，质量好坏了。二是不掺假。如明代歙县盐商程得鲁，“善贾，必轨于正经。诸贾人阑出水乡盐，射重利，得鲁独不可”（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八《明故处士程德鲁墓志铭》。），当其他盐商都在以劣充好牟取暴利时，唯他不同流合污。又如，歙县粮商胡仁之，在外做粮商，有年大饥，斗米千钱，“同人请杂以苦恶”，他坚持不可，以“嘉禾”出售，深受众人称道（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七三《胡仁之家传》。）。三是不收受他人多错付的货款，如清代歙县人江羲龄，“少读书，以父老弃儒服贾......尝贸易芜湖，有误投多金者，却弗受，人称‘江公道’云”（〔清〕江登去辑，江绍莲续辑《橙阳散志》卷三。）。四是决不乘机吞没别人寄存的财物。如清代婺源县人汪源茂，“尝有友银数百两，托茂名存店孳息，友暴卒，伙未悉其故，以银归茂，茂不受，召其子还之”（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四《人物·义行》。卷三三《人物·义行》。）。又如清代婺源县人毕周通，“少攻举子业，以家贫弃而商。......邻村故旧王某病笃，子初喜尚幼，延通至榻前，以六十余金纳通袖，为藐孤计，人无知者。通归，另立一簿记其年月数目。喜长，果苦无生计，日事樵采。通知其克成立，乃置酒约其叔与喜至，出簿，权子母如数畀金。闻者骇为奇事”（光绪《婺源县志》卷三三《人物·义行》。）。可见徽商待人以诚的一般。 徽州商人中因以诚立业而致富的很多。例如：明代休宁县人张州，“挟资游禹（寓）杭，以忠诚立质，长厚摄心，以礼接人，以义应事，故人乐与之游，而业日隆隆起也”（曹叔明：《新安休宁各名族志》卷一。）。有些徽商对“诚可招客”、“诚始能富”，体会尤为深刻。歙县商人许宪说：“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五。）。黟商胡荣命，经商于江西吴城50多年，一贯童叟不欺，因而素享盛誉。晚年，歇业回乡时，别人以重金买他的店名招牌，他断然回绝说：“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诚，终必累吾名也”（同治《黟县三志》卷六（下）《人物·尚义》）。 二、以义为利 徽州商人一般重义轻利，不取非义之财。清代的凌晋“与市人贸易，黠贩或蒙混其数以多取之，不屑屑较也，或伪于少与，觉则必如其数以偿焉。然生计于是益殖”（《沙溪集略》卷四《义行》。）。清乾隆年间，婺源县人洪辑五，“轻货财，重然诺，义所当为，毅然为之，不挠于俗论，有古君子风”（婺源《墩煌洪氏统宗谱》卷59《辑五先生传》。）。他除了以义经商之外，还关心社会的安宁，出面为众人调解纠纷，“凡乡之鼠牙雀角者，必尽言排解之始快，而于桀骜难顺者，往往解已囊以调之”（婺源《墩煌洪氏统宗谱》卷59《辑五先生传》。）。“故人敬爱之，推为群商领袖”。明代休宁县人汪平山，“商于安庆、潜山、桐城间......正德间，岁大歉饥，蓄储谷粟可乘时射倍利。外土不困人于厄，悉货诸贫，不责其息，远近德之”（休宁《方塘汪氏宗谱·墓志铭》。）。 三、以信接物 徽商在经营中重视商业信誉，恪守“无信不立”的准则，如休宁商人程伟贸易于江浙一带，因“信义远孚”，故“富商大贾之资本咸欲委托于公。自是公之财日益丰，公之名亦益著”（《旌阳程氏宗谱》卷一三。）。清道光年间，祁门商人吴汝潢“客姑苏，有友寄金六百，夜泊遇盗，掠舟无遗，汝潢匿友金，以己囊任盗劫去，抵楚出金付友，友愿分酬不受”（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义行》。）。歙县商人唐祁“其父尝贷某金，以失券告偿之。既而他人以券来，又偿之。人传为笑。祁曰：‘前者实有是事，而后券则真也’”（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义行》。）。有的徽商在事业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也矢信不渝。如休宁商人程之珍和他父亲一起经商，虽然“一以信义服人”（晼晫《旌阳程氏宗谱》卷十三。），但经营情况不佳，别人就劝他们“经商本大道亦须运以心计”，程父不以为然说：“世之以废著（指囤积居奇，贱买贵卖）起家者多矣......岂尽由智巧得矣？使由智巧得，陶朱、猗顿后，何以不闻皆为陶朱、猗顿也？吾敦吾信义而已，赢余之获否，亦听之而已”（晼晫《旌阳程氏宗谱》卷十三。）。程之珍后来“承父遗谋”，终于“信洽遐迩，大焕前猷。丰享豫大，迥异寻常”（《旌阳程氏宗谱》卷十三。）。程家以信为重，着眼长远，不汲汲放利眼，最后获得成功的做法，在徽商中颇有代表性。歙县商人吴岘山教育后人说：“我祖宗七世温饱，惟食此心田之报。今遗汝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当好人。”又说：“我学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民国·吴吉祜·歙县《丰南志》第5册《皇清附贡生浩授资政大夫候选道加四级恩加顶带一级......显考嵩堂府君行述》。）上述种种，都系零星史料的正面反映，但这并不等于说在绵延数百年之久为数众多的徽商中就没有与此相悖的行为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