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米粮业起源较早。清嘉庆、道光年间（约1796～1821年），芜湖就有土著砻坊20余家，萝头行（又名小市行）20家左右。到了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剧，沿海沿江有些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长江上出现了外轮，垄断了出口运输事业，内地农产品出口多依赖外轮运输，芜湖米粮业获得进一步发展。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辟芜湖为商埠，从此粮商云集，每年吞吐大批粮食，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 芜湖周围长江两岸及巢湖周围各县，都是“鱼米之乡”，每年都有大量粮食经芜湖集中转运。芜湖每年集运粮食数量，一般在400至500万石，多时达800万石，最少年份也有200万担。据《新唐书·食货志三》记载：“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北魏李觏在《盱江文集》中说：“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清末，除安徽粮源外，川、鄂、湘、赣等省的粮食也有一部分经水路运到芜湖中转。 芜湖滨临长江，北有裕溪河直通巢湖，附近还有青弋江、水阳江、清水河、漳河等河道密布，四季通航。当时往来于芜湖的有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以及安徽境内各县的船只。自从芜湖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航行于长江的大轮，外商有英国的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我国的招商局，三北公司等。这些航运公司的船舶，从芜湖外运货源一般都以粮食为大宗。芜湖大米运销，东到南京、镇江、上海，北到天津、烟台、威海，南到潮州、汕头、厦门等地。 清光绪年间，李鸿章奏准清政府，在芜湖设米捐局，规定芜湖周围的粮食出境时，都要在米捐局纳税，才能通行，有利于芜湖米市的发展。 19世纪80年代，芜湖除原有的砻坊和小市行外，又有由镇江迁来的广潮帮采运米号10余家，江广米行10余家，至此，芜湖米市已包括5个主要行业。据芜湖县志实业志记载，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三十年（1904），米粮出口多时每年达500万石，少者也有300余万石。 1908年，芜湖米市有采运业40余户，江广米行40余户，杂粮行约50户，砻坊约70户。1912至1918年间，米粮出口下降。据芜湖县志记载：“民国以来，捐税既多，运费加重，邻近之米，相率运往浦口、通州（今南通）等处销售，不由芜埠出口。数年以来，统计每岁不过200万石左右，今昔相差，几逾半数”。采运业由原来的40余户减至26户，砻坊由70户减至50户。1918和1919年，全国各主要产米省份连续获得大丰收，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芜湖粮食外销数量达800余万石，打破历年纪录，成为芜湖米市最兴盛的年份。自此以后，一直到1927年为止，其间米市营业，虽间有起落，但每年数量大都保持在500万石左右。 1927至1937年，芜湖米市处在衰退时期。其原因：（一）1930年安徽省米捐局裁撤。过去本省粮食出境，必须先运到芜湖纳税，才准通行，这样使芜湖米市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的局面。自米捐局裁撤后，各县米船，可以根据各地行情，直线运输，不必再来芜湖中转。（二）军阀混战，灾荒频繁，安徽出境的粮食数量大减。另外，帝国主义加强对我国经济侵略，大量倾销洋米、洋面，减少了安徽粮食的外运数量。据史料记载，1933至1935年3年内，我国共进口洋米3363万公石，洋麦2057万公石。（三）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后，广东与湖南、湖北、江西之间增加了一条运输通道，过去由芜湖运往广东的粮食，大部分为湘、鄂、赣等省的粮食所取代。 抗日战争爆发后，芜湖米市的损失十分惨重。据烟宁帮复成祥米号老板孟祥仪说：“由于敌军进逼太快，等到我们知道芜湖不能坚守的时候，日寇已兵临城下，绝大多数米商都是仓惶出走，所有仓库的存粮全部落入日寇之手。我的企业在同业中是较小的一个，仅麻袋就损失三万多条，另外还有大米三千包、小麦一千余包以及存在河南仓库的一部分米粮，合计约值三万元左右”。另据原采运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念慈回忆：“抗日时，我的企业元昌兴分存在无锡、通州、孙家埠等地的粮食计有小麦二万多担，大麦、糯米二千多担，菜籽和稻谷四千多担，因这些地方相继沦陷，所有粮食都被敌人抢去了”。(注：据口碑资料) 日伪统治期间，侵华日军和日商都在芜湖加紧搜购粮食。日商在芜湖开设有三井、三菱、大丸、福记、横山、清水等大小洋行，都以搜刮粮食为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日军后勤部队，都在芜湖设有机构，把芜湖米市的粮食作为搜刮对象。他们对农民采取限价强购，供应给市民的则是掺上石粉的糙米。日军投降前夕，伪政权的“中储卷”急剧贬值，粮商囤积居奇，冲击着整个粮食市场，造成民食极度紧张。1945年春发生的饥民抢米风潮，首先发生在芜湖北门贾复泰米店和中二街吴仁泰米店，渐渐波及吉和街和青弋江南岸的河南等地，在日伪军警的威胁下，群众才逐渐散去。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七师，在芜湖周围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常与芜湖比较进步的米商，进行多种形式的贸易活动，根据地军民以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到芜湖换取军用物资和工业品。有些进步米商，既做了买卖，也为抗战出了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除战前原有的几家银行卷土重来，加强对芜湖米市的控制之外，又新成立了农业银行、中央合作金库。这些金融机构都公开兼营粮食业务，对芜湖米市实行垄断。由于国民政府滥发纸币，粮价猛涨，社会上大量游资集中米市，兴风作浪。1948年的“八·一九”限价，更给芜湖米粮业带来深重的灾难。当时驻芜湖的军政机关，强迫米商依照限价供应粮食，使米粮业遭受重大损失。除此之外，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临时摊派，名目繁多。加上封建把头操纵，码头陋规百出，各地粮商望而却步，终致粮源枯竭，使芜湖米市走向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