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粮食征收 清代安徽赋额，向以地丁、漕粮为主。地丁征银，漕粮征米。漕米分正兑、改兑、加耗、行粮、月粮、赠米、兵米、恤米、局米等9项。正兑、改兑、加耗、行、月、赠6款为北漕，属江安粮道管；兵、恤、局3款为南米，属藩司管。皆征本色（指实物，主要是米、麦），间有州、县，以兑费杂用无着，於收米之外，酌收折色（指货币或其它实物），亦有民交折色，由官代办本色。 道光四年（1824）征粮（米）4330167石；同治前，安庆府（5县）征950726石，徽州府（6县）征3144石，宁国府（6县）征55746石、池州府（6县）征460362石，太平府（3县）征350137石，庐州府（5县）征34523石，凤阳府（7县）征16306石（凤阳县只交7斗零5勺），颍州府（7县）征14229石，广德州征12046石，滁州无，和州征16079石（含山无），六安州征7838石、泗州征7024石。通省累计388498石(注：傅广译：《安徽省田赋研究》p8726—8729。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12月初版)。因皖省太平军所据及道光年间屡患大水，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曾国藩请求清廷减免皖省糟粮93313石。同年糟粮改征折色，米一石折征银2．2两或4000至6500文。光绪三十三年（1907），糟粮额征米38万石，外随漕附征杂项6款。 二、民国粮食征收 民国初年赋额沿袭清末制。民国30年（1941）秋征实物，31年增加代购军粮，32年又带征县级公粮。 民国32年度（截至33年3月底），征稻1067823市石，麦269407市石；军粮稻1000535市石，麦324724市石；公粮稻431228市石，麦12009市石，其中宣、郎、广3县开征时，因受日军侵扰，影响征收，呈请核准减免25万石。所征折合稻谷共为3518654市石，计超额57154市石。此外，无为原配赋军粮各20620市石，公粮13530市石；旌德原配赋军粮各10020市石，公粮21810市石也因故减免。另外，立煌（今金寨县）粮食调节处购存各县备荒粮食：六安县米11932市石，霍邱县米12750市石，阜阳县麦3900市石，寿县米5869市石，颍上县麦4332市石。（注：民国33年《安徽概览·田粮》） 民国30年至民国33年，立煌等县实征粮食1137．3万石。民国34年抗日战争结束，田赋和公粮免征，军粮委托产粮省代购，分配安徽购300万石，后因久旱不雨，减为180万石。民国35年度，国民政府分配安徽征收赋、军粮800万石，后因部分地区受灾，减为440万石，加上附征省、县公粮99万石，总计539万石，各县附加，均不在内。 三、人民政府的公粮征收 1948年底到1949年上半年，已解放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动员人力，筹集粮草，支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支援沪宁。据统计，在淮海战役期间，淮北地区动员了60多万民工、16万头牲口，支援8000多万斤粮食（注：《山东革命根据地粮食史料选编》）。1949年2月至5月，大军渡江期间，仅皖北地区支援前线的粮食达3亿斤，组织民工297万人。与此同时，根据华东支前委员会的部署，1949年5月至9月，皖南、皖北调拨支援南京、上海两大城市大米80000万斤，原粮1亿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订合理的农业税政策，征收公粮。1950至1952年，皖南、皖北粮食局征收公粮52亿斤，每年平均17．33亿斤，人均负担57．6市斤，占产量10．63％。征收的粮食，供应军政用粮8．12亿斤、兴修水利等事业用粮15．06亿斤、企事业供应5．44亿斤，余为上调和库存。 1953年起，征收公粮与统购粮合并入库。粮食部门本着先征后购的原则，按照当年农业税实际入库数量，按规定价格，结算给财政部门作为农业税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