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农业税
第一节 清代丁漕
清代安徽的农业税收称“地丁钱粮”，主要有地丁（包括民赋、卫赋）漕粮、芦课、学租等项，在财政收入中占主要地位。 一、地丁 雍正六年（1728年），地、丁合一之前，丁赋由16～60岁的男子负担，田赋由土地权所有者负担，分别征收；“丁随田办”之后，地丁完全由土地权所有者负担。还有对手工业征收的匠班银3870两，和不在丁田项下的“案办”银28380两，也摊入地亩征收，列入地丁项下奏报。 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省建省时，负税人丁为1220535丁，每丁征银五分（霍邱、合肥、庐江三县）至五钱一分九厘八毫（五河一县）不等。康熙五十年，实际负税人丁为1357660丁（包括大、小乡绅举贡生员优免21435丁），并定为常额，自康熙五十二年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赋摊入田亩的正额银207886两，各州县每亩摊征银一厘一毫至六分二厘九毫不等。 ［田亩］ 安徽地丁按折实田亩征收，包括田、地、山、塘、基地、滩地等，大大小于实际亩数。如太和县，中等地二亩折一亩，下等地五亩折一亩；宣城县，地三亩折田一亩，山十二亩折田一亩，滩地二十四亩折田一亩。   另外，建德县（后改为至德县，今为东至县的一部分）有云雾荒山1603亩、舒城县有草山3000里、全椒县有桑丝折价和盐钞，都作地丁基数征收。 ［税率］ “安徽民赋田每亩科银一分五厘至一钱六厘零不等，米二合一勺至七升一合零不等，麦五勺至八勺零不等，豆八勺至九合一勺零不等；地每亩科银八厘九毫至六钱三分零不等，米七合九勺至五升九合零不等，麦八勺至二升二合零不等；塘每亩科银一钱九厘至四分四厘零不等，米四合七勺至七合八勺零不等，麦一勺至二勺零不等；草山每里科银八分三厘；桑丝每两折银三分二厘。”(《清朝文献通考·田赋》。)另据光绪四年（1878年）《重修安徽通志·食货志》记载，折实民田每亩科银一分以下的有宿州八厘一毫、灵璧九厘五毫；二钱以上的有太和县六钱一分五厘二毫、天长县二钱八分五厘二毫；石埭、东流（今东至县一部分）、全椒、来安、盱眙（今属江苏省）5县，每亩都在一钱二分以上。税负高低，悬殊很大。 地丁正赋之外，还随正加耗，称为“火耗”或“耗银”。安徽歙县、黟县随正赋加征7．5％，休宁、绩溪加征8％，其余56州县一律加征10％。此项收入清初在禁止之列，以后，因为“解部之银成色有定，镕销之际不无折耗。于是州县征取此款，不得不稍有取盈，以补其折耗之数。行之既久，州、县重于小民，上司苛索于州、县，火耗之增日甚一日，因循既久，视为应得之物。一遇公事加派私征，皆以火耗为名，未归公之先，大小官吏朋分此款”。(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地丁》第8页。)雍正初年实行“火耗”归公，由布政司管理，以支付官员的“养廉”金和地丁的征收经费。但各州县实际征收耗银的惯例不止此数。“安省自同治初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定章，又酌加十分之二三”(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地丁》第8页。)。具体到各州县，每正银一两，霍山县征银一两四钱六分，宁国、太平、石埭、寿州、凤台、宿州、太和、广德、泗州、盱眙、五河等州县，征银一两四钱；最少的当涂县，每正银一两征收一两二钱一分八厘；其他各州县征收都在一两二钱二分六厘至一两三钱九分之间。 光绪二十三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案中，安徽缺少银两州县禀定按银收钱，每银一两，多的收钱二千七八百文（怀远、颍上），少的一千六百文（凤阳）至一千九百七十文（灵璧），其余都在二千五六百文之间。只有桐城、宿松、阜阳、无为等州县照旧征银。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不完全统计，除抵销凤阳、望江二县亏银3701两以外，尚盈余银209045两、银洋18456元、钱5429000文。这些盈余作地方财政收入，不上缴国库。 安徽历年征收地丁银两表  (①旧中国部库征收租税、出纳银两所用的衡量标准法。清康熙时定制。光绪三十四年，农工商部和度支部拟定划一度量衡制度，库平银一两等于37．310克。)②这是度支部核定安徽省宣统三年预算“经常门”的收入数，包括漕粮折银487562两。列入预算“临时门”的，还有荒价收入51605两。)其中，光绪三十三年为额征数，实征少40万两以上。另有和州广惠库制钱12075文、耗钱1208文。每逢闰月怀宁等25州县在“杂办”项下加征银419两。 ［减免］ 清代对农业税收的免征或减征，有“恩免”、灾免、灾减、灾缓和奖励开荒等5种。 “恩免”。凡是新皇帝即位或婚、丧、寿诞等大事，一般都普免当年或轮免各省1年钱粮，或免缴历年积欠。安徽受到“恩免”的主要有：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清初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守云南；尚可喜为平南王，守广东；耿继茂为靖南王，守福建，称为“三藩”。后来，逐渐成为割据势力。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下令撤藩，吴三桂等先后叛乱，到康熙二十年，先后被清廷镇压，史称“三藩之乱”。)；康熙三十八年爱新觉罗玄烨“巡幸”江南；乾隆元年（1736年），爱新觉罗弘历即位，二十二年，奉其皇太后四巡江浙，乾隆五十五年，弘历八十寿辰；嘉庆元年（1796年），爱新觉罗禺页琰即位，嘉庆四年，安葬其父弘历；光绪元年（1875年），爱新觉罗载氵恬即位，光绪十年，慈禧太后五十寿辰，光绪十五年，载氵恬结婚和加封慈禧太后徽号等。除康熙二十九（1690年）和乾隆十二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以及嘉庆元年等7年全部免征当年或分3年轮免1年钱粮外，其余都是免除历年积欠。免除数额最多的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五年（1889年），全国4次共免各项赋税正银和火耗银18704286两、米麦豆谷区共791489石。(清末《皖政辑要·度支科·蠲免》第4页。) 灾免。主要由于水冲、沙压等灾害和筑堤占地，造成确实无法耕种的田地，免除当年钱粮，并剔除所在州县的应税田亩数额，以后不再征税。雍正十三年（1735年）对泗州安河两岸水淹淤地127497亩、乾隆二十三年对灵璧五湖水沉地257850亩等都永远免除赋税。 灾减。安徽地丁的减征，是根据收成多少而定。 康熙十七年定制：受灾五分以下的不减征，受灾六分的减征十分之一，受灾七至八分的减征十分之二，受灾九至十分的，减征十分之三。康熙四十九年，清廷批准户部议复：“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 雍正六年，放宽减征幅度：受灾十分的减征十分之七，受灾九分的减征十分之六，受灾八分的减征十分之四，受灾七分的减征十分之二；受灾六分的减征十分之一。 乾隆元年定制，对受灾五分的，也准免十分之一，并“永著为例”。 灾缓。安徽地丁缓征案件年年都有，均经清廷批准。缓征对象为受灾五分以下“勘不成灾”的农田。清代末期，批准安徽缓征的州、县和银、米数额如下： 光绪二十六年缓征怀宁等39州、县和建阳等7卫，共缓征银291988两、米57707石； 光绪二十七年缓征怀宁等45州、县和建阳等8卫，共缓征银483866两、米122304石。 光绪二十八年缓征怀宁等34州县和建阳等7卫，共缓征银294875两、米49801石。 光绪二十九年缓征泗州等36州县和建阳等6卫共缓征银269344两、米54987石。当年安徽奏请缓征一案，先是朝廷驳斥，继之户部怀疑：“何以安省历年总不免泗州等36州县之外，其轻重情形亦复大概相同，年复一年，而缓征之数遂积至三百余万之多，谓非例灾，殊难凭信”。(清末《皖政辑要．度支科．蠲赈》第11～13页。)但结果户部以“未便再三驳诘，致苦追呼”，(同上。)一批了事。 奖励垦荒。清初定制，开垦荒田皆以3年后开始征税。康熙十年（1671年）准3年后再宽1年，光绪十一年令宽至6年，十二年（1673年）宽至10年后征税。光绪十五年恢复3年后征税。 但安徽的凤阳、庐州、安庆三府和滁、和二州荒地就有4939431亩。康熙五年只垦地56934亩，康熙十六年只垦地37374亩。原因是“既虑三年之内丰歉难齐，复恐三年之后催科紧迫，故不敢垦耳。”为此，安徽巡抚徐国相奏称：“三年升科(旧时凡新垦荒地满一定年限后，政府按税收规定开始征收钱粮，称“升科”。)之议，虽为一时筹饷之权宜，而不能为裕国足民之长策，自宜量为宽限，庶可鼓励人心。”康熙十八年（1679年），朝廷批准恢复6年后开征之例。 雍正元年定制，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自垦自报，“水田仍以六年，旱地以十年起科，著为定例。”雍正七年，以情愿开垦但无力耕作的，借给存公钱粮，作为耕牛，种子、口粮之用，等到成熟以后分3年归还。 乾隆五年定制，安徽民间开垦山头、地角零星不成丘段的水田不足1亩草地不足2亩的，一概免征赋税。 咸丰时，战乱连年，安徽田地荒废现象极为严重，“往往数十里寂无人烟”。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总理安徽善后局议定章程8条，清理荒产、“逆”产。其中对奖励垦荒的规定有：有主荒田但无力耕种的，由官府借给牛、种1年，分3年归还。无主荒田募佃耕种，由官府发给耕牛种子的称为“官佃”，耕种荒废五六年以上的久荒，三年之内免租六成；耕种荒废三四年以下的次荒，3年之内免租四成。3年之外，照熟田纳租。地丁、漕粮，由官府在所收租息内代缴。自备耕牛、种子开垦的无主荒田，称为“垦户”，只纳地丁、漕粮，不交租息。3年内有主认领的，给“垦户”钱1000、2000、3000文不等的开垦工本费，耕种年限越少，工本费越高；6年之内无主认领，由“垦户”缴价（上等田每亩钱1500文，下等田1000文），经官府发给执照，永远管业。 ［征收办法］ 清初实行吏收官解，改变明代由殷实富户充当“银头”值柜收银的办法。纳税人到征收地点，根据“由单”上通知的应纳赋额，自封投柜，由“柜书”核对无讹后发给印票。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实行三联印票法，改变以前使用两联票时，值收官吏藉口核对稽察，强行扣留纳税人的已完印票，以致产生已完作欠，征多报少等积弊。实行三联印票后，一联存州县，一联给差役，一联给纳户。纳税不给票的，准许人民告发，对经办人以“监守自盗”论罪。 康熙三十年规定各州、县依照《赋役全书》的科则、勒石公署门外，使人民周知。这项规定，安徽一些州县早在10年前实行。据已发现的实物记载，康熙二十年二月，巢县（今巢湖市）即将每亩应纳项目、赋额的“便民小由单”刻石立碑（此碑现存巢湖市人民政府大院内）。 康熙三十九年，实行征粮滚单办法。每5户或10户立一“滚单”，于每一纳户名下注明田亩、应纳银米、并分作10限，注明每限应完多少，给“滚单”上的第一名，依次滚催。如有一户不向下传，不按“滚单”上的数额缴纳，即予处罚。 雍正六年（1728年），实行顺庄编里法。一人有数处田地并分立几个户名的，并为一户征收；数人共有的田地，分立户名征收，以免推诿；田亩未卖而人移居县内其他地方的，于收粮时举报更正；田在此县而人居另一县的，就本籍另立限单催缴。 雍正十三年，统一地丁钱粮征收期限：第一期在农历二月开征，到四月缴纳半数，称为“上忙”；第二期在农历八月开始，到十一月截止，称为“下忙”。五至七月，一般为停“忙”期，不设柜征收，但安徽的庐州、凤阳、颍州三府和泗州所属州县，大部分为麦收地区，六、七两月设柜征收，听民缴纳。 安徽地丁很少征收足额。嘉庆五年（1800年）至十九年（1814年），虽经5次清查，仍亏空达550万余两，清廷对督催不力的巡抚、布政使严加申斥。光绪十四年（1888年）至二十年（1894年），地丁荒缺、灾缓共有450万两，“缺额之巨，异乎寻常”。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记载，造成短少原因，有例荒、例灾二种。 例荒。一是自咸丰以后，征收册籍散失，无案可查，以致官绅勾结，以熟报荒，荒废田地达600多万亩，皖南占60％，皖北占40％。二是“无家客民春种秋收，虚来实返，地非本主，册无户名”，因而虽有收获，但无从追征。三是以荒报熟。报荒向例准减不准增，而皖北土著人民，因政府奖励垦荒，深恐客民抢耕土地，所以控荒报熟，但又无收获只得列入因灾缓征。 例灾。一是由于处分过严。安徽向例收成超过正常年景六分的，就要带征上年积欠，并且对州县考成严格，如果征不足额，就要受到参革、调降的处分。安徽地丁积欠很多，无论有灾无灾，在上报朝廷时，当年秋收成数常在五分以上、六分以下，可以免除带征积欠。歙县知县单光禄，因不愿多报灾情，地方绅董又多方把持，不能完成带征数额，致被户部降级开缺，抑郁而死。其他州、县引以为戒，每年勘灾都敷衍从事，但求无过。二是绅董卖灾。每年例行勘查秋收情况，绅董先与吏役勾结，设簿卖灾。出钱的得以入册报灾，无钱的虽受真灾仍须完纳；有势的，既免本户钱粮，又得卖灾钱用。州、县稍加盘问，绅董常以民情为词，联名上告，甚至聚众抗粮，不得目的决不罢休。更有绅富大户依仗权势，随意缴纳，向不全完；有包揽多户总纳的，有只纳正赋而不缴“火耗”的，州、县畏其势力不敢过问，只得预先多报灾情，作为缓征的余地。来年虽然收成较好，但仍以部分受灾虚报，请缓带征，积欠累年，只候朝廷豁免。“此弊不除，荒地虽辟，仍于国帑(帑读倘。国帑即国库收入。)无裨，为皖省特别之现象。”所以，“灾荒既为成例，农民纳赋而不知其数，州县报解而不求其详，奏销循例而不得其实，利归奸猾，亏及国家。”(《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地丁》上卷文4页。) 二、卫赋 清沿明制，卫所的屯田给卫军分佃，免其杂役，以屯田收入养军，以军归隶卫所。以后，营军与屯军分置，屯军主要有漕粮运输的当差任务，对无漕运的屯田，同民田一起纳税。 康熙十一年（1672年），江南总督麻勒吉，安徽巡抚马祜，以江宁左、江宁右、江宁前、江宁后、上元中、上元前、上元后、江淮左、江淮右、广洋、兴武、石城、镇南、鹰扬、江阴、横海等16个省卫屯丁散在各州县，离省城路远，经管屯卫官员催征不力，以致拖欠国税，奏准裁卫归县，卫所的钱粮，由当涂、芜湖、无为、巢县、定远、滁州、全椒、和州、含山、泗州、盱眙、天长等州县就近征收。 雍正二年（1724年）屯卫军丁先后裁汰，除有漕运任务的卫所外，凤阳左、凤阳右、凤阳前、凤阳后、怀远、寿州、武平、六安、高邮等卫所的粮，由合肥、凤阳、怀远、定远、凤台、霍邱、亳州、蒙城、六安、天长、五河等州县就近征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为漕粮早已改为折征银两，原为转运漕粮养瞻运丁而设的新安、宣州、建阳、安庆、庐州、凤阳、长淮、泗州、滁州等九卫，已成虚设。此项田亩有的被私自典卖，“辗转纠葛，弊端百出”，经漕运总督陈夔龙奏准，由屯户报官税契，听其管业，并裁撤卫所屯饷，改归丁漕收入，统由怀宁、桐城、望江、黟县、宣城、宁国、泾县、太平、旌德、贵池、青阳、铜陵、石埭、东流（今东至县一部分）、繁昌、合肥、巢县、凤阳、怀远、定远、寿州、宿州、灵璧、霍邱、涡阳、滁州、全椒、来安、盱眙、泗州、天长、五河等州县就近征收。泗州卫屯田，部分坐落江苏省高邮、宝应二县，由其就近征收后，仍批解安徽藩司一册奏报。 ［税率］ 《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安徽归并卫所屯田，每亩科银一分至六厘不等，卫所管辖屯地，每亩科银一分七厘九毫至二两七钱二分二厘九毫不等，粮三合至二斗五升四合一勺不等。”光绪四年（1878年）《重修安徽通志·食货志》记载，新宣九卫的征收科则，有轻于民赋的，有重于民赋的，各卫之间轻重也有悬殊，情况各不相同。 以田赋比较，民赋重于卫赋。清末，民赋每亩纳银一分以下的有两个县，二钱以上的有7个县，其余51个州县在一至二钱之间，而卫赋，只有新安卫所属屯田每亩纳银一钱二分二厘二毫，庐州卫一分七厘九毫，其余各卫屯田每亩都在二分三厘二毫至八分六厘不等。 以丁赋比较，屯丁重于民丁。民丁每丁纳赋五分以上的，只有五河一县。而新安卫和宣州卫屯丁，每丁征银三钱，建阳卫二钱八分，其余凤阳等六卫屯丁征银，上则五钱，中则三钱，下则二钱。 各卫之间的田赋，新安卫最高，庐州卫最低，只占新安卫的14．6％。 ［丁田银粮］ 江宁左等16省卫应税田地174973亩、屯丁28035名，应税丁漕银26530两、制钱10000文、米85425石、豆3279石。 凤阳左等外卫应税田地1234869亩、屯丁4224名，应税丁漕银36943两、麦7970石。 新安等9卫应税田地1183267亩、屯丁8596名，应税丁漕银43506两、米麦折银2885两、米373石。 以上各数，均包括在历年地丁奏销册之内。清末，屯饷改为丁粮，屯丁、运军名目业已取消，民赋与卫赋没有区别。 安徽屯折各款应征银43000余两，其中荒沙约15000余两，灾缓约13000余两，实征数只占三分之一。据《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分析，弊端主要在报荒、报灾、清丈不实3方面。报荒报灾不实，卫赋与民赋情况相同。清丈不实方面，主要有的隐匿不报，有的以多报少，甚至没有办法分辨屯田亩数，因为屯田都是坐落在民田之内，清丈稍有不当，就会引起冲突。据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的清赋结果，新安等9卫原荒田地413209亩，查出43168亩；原荒银21284两，查出2076两；原荒粮110石，查出粮11石；都只在10％上下，大都分隐匿的田地、银、粮没有清查出来。 三、漕粮 清代，安徽征收漕粮分北漕、南米两项。北漕由江安粮道派兑，分别由长江、淮河入大运河后运到通州（今属北京市通县），供给京城官员与驻军食用；南米由安徽藩司核明拨用。皆按田亩由各州县征收实物（称为本色）。并有按亩征收漕项(漕项又称“随漕”。明清两代在农户应纳漕粮正税外，所征各项附加的总称。)银12．2万余两。这是农业税收中，除地丁以外的重要收入。 咸丰三年（1853年），议定改征银两（称为折色），因太平军占领大部分州县，停征达10年之久。 同治三年（1864年）起，各州县先后恢复征收漕粮，因河道不通、运粮船只损坏，经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徽巡抚乔松年、漕运总督吴棠会同奏准折征银两。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摊征“丁漕加捐”，筹拨“庚子赔款”（详见“杂捐”）。 ［漕粮种类］ 北漕包括6种，征收地区有怀宁等47州县，运往北京仓的粮食称“正兑”；运往通州仓的称“改兑”；弥补粮食在称量、储藏等方面的损耗而加征的称“加耗”；起运漕粮时支给运送官丁的称“行粮”；按月支给旗丁安家的称“月粮”；每正粮100石、正银100两各加5％，作为运粮军丁长途费用的，称“漕赠五米”、“漕赠五银”，又称“五银五米”。 南米包括3种，征收地区有歙县等8州县。征供绿营兵丁的口粮称“兵米”；征供江宁织造局机匠的口粮称“局米”；征供孤贫人的口粮称“恤米”。 此外，无为、巢县、和州、当涂等州县还征收“屯米”，为江宁司仓供给满营兵米之需，如遇灾荒歉收，由安徽拨补。 ［加耗］ 安徽漕粮加耗，各州县不等。安庆、宁国、池州、太平（府治今当涂县）、庐州（府治今合肥市）5府及六安州（州治今六安市）所属，每正兑米一石加耗米四斗，其中二斗五升随正粮起交，一斗五升随船作耗；庐州府及广德州（州治今广德县）所属，每改兑米一石加耗米三斗，其中一斗七升随正粮起交，一斗三升随船作耗；凤阳府（府治今凤阳县）、颍州府（府治今阜阳市）及泗州所属，每正兑一石加耗米三斗，其中二斗五升随正粮起交，五升随船作耗；每改兑一石加耗米二斗五升，其中一斗七升随正粮起交，八升随船作耗。 乾隆四年（1739年），于正漕与加三加四正耗及行、月、兵、恤、局、赠9种，一律加征一成耗米，一半存仓，一半为州县经征费用。史称“耗上耗”，附加之上再加附加。 同治三年（1864年），漕粮折征银两后，照正粮一石征银一两三钱，加征耗银一钱三分。 ［赋率及额征粮数］ 《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安徽民田每亩额征米二合一勺至七升一合不等，地每亩额征米七合九勺至五升九合不等。”光绪四年（1878年）《重修安徽通志·食货志》记载，每亩征米二合一勺以下的有滁州六勺一抄，全椒县一合八勺，寿州一合二勺；超过七升一合的，有铜陵县七升七合等。 安徽额征漕粮数额，史料记载不一，高低悬殊很大，没有说明原因，兹录原文如下：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征粮166427石。”(《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 雍正二年（1724年），“征粮179972石（内折色粮35213石）。”(同上) 乾隆十八年（1753年），“岁漕京师566276石，留充本省经费278971石”，(同上)共计845248石。三十一年（1766年），“岁漕京师525936石，留充本省经费168380石”，(同上)共计694316石。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征“米415211石，其他粮（麦豆）33297石。”(同上) 同治三年（1864年），“北漕正耗米258873石，赠、行、月米等62821石，兵南等米26342石”，(安徽巡抚乔松年《奏折》)共计348018石。 光绪初年，“全省额征漕粮正兑、改兑正耗米284496石，随漕杂项米80334石、麦3095石，随漕杂项银151108两；各卫额征随漕米2066石、麦2273石、银14358两”，(光绪四年（1878年）《重修安徽通志·食货志·漕运》卷七十一，第1页。)共米366896石、麦5368石、银165466两。 光绪十九年，“粮折银517538两，耗羡银120607两。”(《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 光绪三十三年，“额征米413459石......，额征豆23175石、麦10021石。(清末《皖政辑要·度支科·田赋》，第1页。)共计全省额征米麦豆共446654石。 而同期《皖省漕米银粮一览表》记载，“漕粮米258713石，随漕杂项米62772石，随漕杂米折银35861两，随漕杂项银23564两。月粮本色麦1099石，月粮麦折银1412两”，共计米、麦322584石，银60838两。(清末《皖政辑要·度友科·漕粮》，第69页。) 但据宣统年间（1909～ 1911年）安徽清理财政局报告，“额征漕、南等米，通省约数387000余石，除由州县运解江宁藩司及江安粮道外，（安徽）藩司所入额征米285239石，又兵米、麦豆折色正耗银88620两。每年熟征漕折约银287042两，米豆折色银65870两。合计熟征共约银352900余两。所收之数不能及额，实因荒缓、灾缓之所致。”(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糟粮》，第2页。) 度支部批准安徽宣统三年（1911年）财政预算收入中，漕粮折银共487562两。 ［北漕南米折银经过］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徽州府所属6县地处深山、交通不便，由总督傅腊塔奏定每石折征银八钱。此后，宁国、太平（今黄山区）、旌德、英山（今属湖北省）也准民折官办，于每年开征时按产地时价，糟粮照上等米，行、月粮照中等米，借领公款购买兑运，照数摊征。 同治三年（1864年），奏准全部折征银两，统归藩库提解，仍会同江安粮道奏报。每米一石折征银二两二钱，以一两三钱解交户部作漕粮价款，五钱留充安徽军饷，四钱留地方公用。地方留用的九钱，用作漕耗、兑费、水脚、备拨、捐款、公费项，称为“漕杂”。漕耗，随漕征收银一钱三分，作为省监刑具、茶汤、禁卒工食及各属额外孤贫口粮及各衙门书役纸饭之用；兑费，随漕征收银一钱二钱不等，作为拨充军饷之用；水脚，随漕征收银一钱二钱不等，作为解饷委员路费及地方一切公用；备拨，随漕征收银一钱二钱不等，拨充各营兵米荒缺之用；捐款，随漕征收银一钱七分、八分不等，为京堂报费及学堂经费之用；公费，随漕征收一钱二钱不等，作为全省各衙门公费。 漕粮折征银两，上报以银，州县征收以钱计算，每石征收铜钱4000～6500文不等。 同治三年至六年（1867年），为漕粮折征银两和折钱征收问题，安徽藩司向两江总督8次上书，讨价还价。第一次上书，要求每石折银二两五钱，以一两三钱上解，一两二钱留省公用，向农户每石最高征钱九千文，曾国藩批评为：“指大如肱，为数过巨，实觉言之不顺......极多者不过六千五百文。”同治五年（1866年），安徽藩司第八次上书，要求将怀宁等15州县每石征钱分别加100～150文不等，被斥之为“轻翻本部堂定案，尤属谬妄”并且指出：“将来各州县中余资不敷办公者，只准司库提存项内酌减，不准在定价之外多取百姓分文。”(《安徽通志稿·财政考·田赋赋案》第4章第17页，民国23年（1934年）出版。) 此后，少数州县每石折征银两和折合铜钱数，有些调整。据《皖政辑要·度支科·田赋》记载，有漕粮任务47州县的折银、折钱数如下表： 安徽省漕粮折价一览表  徽州府属6县的兵米，每石折银二两一钱，折钱2300～4400文不等。 屯米折银较高，和州、无为、巢县每石原折银二两八钱，光绪八年（1882年）改为二两四钱，当涂二两。 漕粮折征银两上报很少足额，州县却有盈余。例如光绪三十四年，“熟征不过四十余万两，则只及十分之七八”。(《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糟粮》附表。)但据四十七个州县报表统计，除抵销太湖、宿松、望江三县亏银约12000两以外，因以银上交，以钱征收，实有盈余银138000两、银洋20509元，钱12828000文。(同上。) 四、芦课 芦课，向沿江沙洲出产芦苇的垦种人征收，宋代由政府收租，明、清征课。安徽征收芦课的地区有沿江怀宁、桐城（包括今枞阳县），宿松、望江、贵池、青阳、铜陵、东流（今东至县一部分）、当涂、芜湖、繁昌、无为、和州等13县。 沿江13州县及安庆卫的征收芦课的原额，有上中下芦田，密稀芦地、上中下草地、荻草等项共2399807亩，基地1464丈。经过历年的审增、审减和划出、划入、到光绪初年，实有3199707亩、1419丈。 芦课按亩征收，基地按丈征收，标准各不相同。每亩上等密芦地征银三分五厘至六分六厘，中等稀芦地二分五厘至五分二厘，下等稀芦地一分至三分二厘；芦田一分至一钱不等；草地五厘五分至二分不等；基地每丈征银四分至六分不等。征收标准以和州为最重，水面一道征银八两五钱，水沟一道征银八钱八分二厘二毫，其他12州县无此名目。 应征银两如下表：（单位两，不包括加一耗银） 安徽省芦课应征税额表  (③光绪四年（1878）《重修安徽通志·食货志·杂课》卷，第20页。④清末《皖政辑要·度支科·田赋七·芦课》第5页。⑤度支部核定安徽省宣统三年预算中，租课收入为21007两。较原额减少的原因，无史料记载。 康熙四年（1665年），改变顺治九年（1652年）由户部派员管理芦课的办法，令地方官征收。康熙八年，又差部员管理芦政。康熙十年，停差部员，又令地方官征收，归安徽布政使司管理。 芦课征收时间与地丁、漕粮等不同。地丁、漕粮当年收获，当年征收；芦苇收获时间较晚，不及变卖，所以收获后在次年征收入库，称为“压征”。 五、学租 安徽学田租银收入，原用于学院考试和赈济贫生及修理学宫费用，每3年造册报告户部。乾隆九年（1744年），改解藩库，上项费用按季向藩库支领，年终报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大学士孙家鼐（安徽寿州人）等奏学务紧要，学租收入名为赈济贫生，实际被官吏中饱，户部通知巡抚切实调查，留办师范或高等小学堂经费。实际各州县所办学堂皆就地筹款，学租收入解交藩库后，并未报部动拨。 安徽和州、五河、来安3州县没有学田，其余57州县及各府（颍州府无学田）直隶州共有学田23218亩，额收租银1641两。租银最高的是石埭县，学田8亩、租银8两，每亩1两；最低的是阜阳县学田434亩，租银七两八钱八分五厘，每亩租银一分八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