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商各税
第一节 清代工商各税
咸丰三年（1853年）以前，安徽工商税收主要是常关税收入，其次是田房契税等杂税收入，如商税、船税、花布税，开征范围不大，收入不多。以后，因对外赔款，对内用兵，开征厘金，土药税、印花税等新税，并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为了筹集“庚子赔款”，开征各项杂捐，除丁漕加捐、官捐两项，其余都属于工商税收范围。同时大幅度提高烟酒税、田房契税和当税的税率，增加人民负担。 清代实行“重农轻商”政策，工商税收不在减免之列。但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起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止，未完杂税银263096两，因“积时已久官非一任，若仍准其流抵交代，总归无著”，(《重修安徽通志·食货志》卷八十三第7页。)咸丰三年七月，“准其一并豁销”(同上) 一、常关税 明代中叶，安徽设凤阳关和芜湖关，征收通过税，船税和落地税等的内地关税。清沿明制，并于五口通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称“五口通商”。)后，改称常关，以区别于海关。 〔凤阳常关税〕 凤阳关设于明成化元年（1465年），征收船钞及庵篷竹木排炭等税。雍正七年（1729年）征税范围扩大到衣物，食物、用物、杂货4类，内分细目，从量定额征税，水贩货物税额高于旱贩货物。并奏准所辖的正阳商船以豫斛（河南省的量器）300石为满料，关下装载船以500石为满料，超过的为加舱，不足的为小贩。凤阳大关征收货船船钞又名粱头税，按梁头尺寸（指木帆船竖立主船桅横梁的宽度）计算征税，共分38级。凡梁头达到8．5尺的，征银一两一钱一分，梁头达到18尺的征银九两三钱九分。每征正税银一两加征铜价，水脚银四钱六分。梁头不及8．5尺而货已满载的，核明实载石数，每石征银三分（关下装载船每石征银一分八厘）；超过18尺的加舱之船另带驳船分载的，按本船原载石数每石征银五厘。临淮关的船钞按桅封（桅杆的高度）计征，每丈征银二钱，每增减一尺各增减税银三分。 凤阳大关还征收牲畜税。临淮、盱眙、亳州等分关，对在当地发卖的货物征收落地税。 以上税率，到清末无大变动。但光绪二十年（1894年）加征糖、茶税二成，光绪二十七年再加三成；光绪二十一年、光绪二十五年、二十七年3次共加征烟酒税十一成；另有名目繁多的苛索，税负逐渐加重。 凤阳关主要有三弊。一是原定货船不足5石的为空，不足10石的为零，到关报税放行，不上正税“红单”。但官吏借此作弊，有的10石、8石为空，以二三十石为零，与商人勾结，损公肥私，以致“正税日见减少(清末《皖省财政利弊说明书》第8页。)”。二是货到报关查验，关吏多方刁难，完税轻重和查验快慢，全视贿赂多少而定，需索之风，“相沿成习”。(同上)三是由商担保税收，先验放行，对经过商保的税银，随收一定的小费，已与收取公费相仿。 凤阳关收入任务有固定数额。康熙年间定正税银79839两，以后增至90160两。嘉庆九年（1804年）核定每年盈余银17000两，不作正式定额，多收的全部上解。咸丰以前，收入最少的年份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收银21807两，最多的年份是道光八年（1828年）收银128567两。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进皖之后，收入变化较大，最多的年份是咸丰五年四月至次年三月一届收入59294两，最少的是咸丰九年三月至次年二月一届收入1211两。光绪二年复关后，当年六月到次年五月一届收入24404两，最多的年份为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到次年六月一届收入186929两。 宣统三年（1911年）常关收入度支部规定另编预算，定凤阳关本年收入28772两，为部拨留归安徽支用款项。 〔芜湖常关税〕 芜湖常关分工关、户关。户关征税范围分衣物、食物、用物、杂货4类，内分细目，从量定额征收。工关主要对木竹分别整、零排把，以及竹木棕藤器具，均按不同品目，分别定额征税。每正银一两，随征铜价银一钱、水脚银一钱六分。 船税分粮船、民船和脚船3种，二年一征，论年不论月。税额自桅园1．5尺～2尺，每根征银六分起，至5尺，每根九钱七分；5尺以上，每加一寸加征四分五厘。米麦柴炭船，照船长丈尺征收船料。另据《皖政辑要·度支科·关税》记载；“粮船系江南省（包括安徽、江苏两省）者，每号抽银四钱，江西五钱，湖广七钱。民船，长三丈至四丈四尺九寸，每丈抽银四钱，四丈五尺至六丈九尺九寸，每丈五钱；七丈以上每丈七钱。脚船长二丈以内，每丈抽银二钱，......四丈五尺以外者，照大船征税。” 芜湖关的主要弊端，据《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认为：一是税银一两，由巡班折收钱3400文，解给委员2400文，委员上解2000文上下，多余的均为巡班，委员私利。二是商人与查船员勾结，按实载作七八折纳税，加送查船委员扦量人等一定规费，“相沿成例，安之若素。近来收数短少，半由于此”。(清末《皖省财政利弊说明书》第8页。)三是芜湖关向来征银解银，而所属外口竞有每两折收钱多至4000文，钱多不便，又以本洋折收，每本洋一元，仅作钱1000文内外，“致令商人裹足不前。” 康熙年间，芜湖关年定税银183769两①。实收银，康熙六年（1667年）123100两，康熙十年168400两，康熙二十五年183796两。乾隆十八年（1753年）收银216825两。嘉庆九年（1804年），工、户两关年定税银227065两，盈余银12万两，共计347065两，长期未变。咸丰三年（1853年）废关之后，经济萧条，加之茶叶另征茶厘，而开设海关又分去一部分税源，所以复关之后虽年定税额未变，但征不足额。征收最少的年份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至次年九月一届收银64148两，最多的年份是光绪三十年八月至次年七月一届收银165464两。户部虽然批准以此届收数计算考核，但直到清亡仍收不足额。 此外，光绪二十三年、光绪二十六年、光绪二十八年3次共加征烟酒税十一成，约收银二千一二百两，另款存储，听候部拨。自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起，在芜湖经过米船，征收扦量余米税银每年约2万两。 宣统三年（1911年）常关收入度支部另编预算，芜湖关收入截留作安徽专项收入为26741两。 二、盐斤课、厘、加价 〔食盐来源〕 安徽不产盐，食盐来源主要是江苏的淮南盐和淮北盐，以及部分浙江盐和少数山东盐，皆划分区域定量运销。光绪四年（1878年）《重修安徽通志》记载，淮南纲盐(明清实行纲法时，商人照规定年额完税运销的食盐，称纲盐。)行销怀宁、潜山、宿松、太湖、望江、贵池、铜陵、青阳、石埭、建德（与东流合并为今东至县）、东流、当涂、繁昌、芜湖等县，淮南食盐行销宣城、南陵、旌德、泾县、宁国、太平（今黄山区）、滁州、全椒、和州、含山等州县；淮北纲盐行销桐城、合肥、舒城、巢县、庐江、无为、凤阳、定远、凤台、怀远、寿州、灵璧、阜阳、霍邱、颍上、亳州、太和、涡阳、蒙城、来安、六安、霍山、英山（今属湖北省）、泗州、天长、五河、盱眙（今属江苏省）等州县，其中天长县改食淮南盐；浙东盐行销歙县、休宁、婺源（今属江西省）、黟县、祁门、绩溪等县，浙西盐行销广德、建平（今郎溪）等州县；山东长芦盐行销宿州及涡阳四庄。 〔盐课〕 安徽为销盐省份，同治三年（1864年）以前无正课收入。其后为军需及偿款所筹的课、厘、加价等项，皆由各产盐省代收拨解。计有淮北四成盐课、淮北四成盐厘，两浙盐厘、练军加价、偿款加价和抵补土药税加价等6项。 淮北四成盐课：同治三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以安徽饷源枯竭，奏准经收淮北盐课的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分司以收入四成协济皖饷，计银148600余两，历年实收银17万～19万两不等。光绪十八年（1892年）起，每年额解安徽134400两，但未能如数拨解，积欠十余万两“年复一年，任催罔应，终无善法。”此项收入，归省支应局充饷。 淮北四成盐厘：同治四年，曾国藩在奏定淮北票盐章程中，淮北行销豫、皖之盐，于五河、正阳两处设局抽厘，每包（连卤耗110斤）各抽厘钱500文，也以四成拨归安徽，支付皖北巡防马、步各营及长淮水师军饷，每年约收银18万～20万两不等。嗣后，解皖之数减至12万两。 两浙盐厘：浙东浙西盐斤运销安徽本有厘金一项。同治三年，经两浙盐院与安徽商定，浙盐运销安徽，停征厘金，每年由浙江拨给安徽银1万两，以充军饷。 练军加价：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安徽添练定安四营改习“洋”操，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巡抚邓华熙奏准将淮南盐每百斤加价200文，每票121引，由运盐商人缴银120两，由大通督销局征收，按月交大通厘卡转解支应局充饷。初期，每年仅收50000两，自光绪二十九年起收数较旺。光绪三十三年，两江总督周馥核定安徽每年额销81000引，遇闰年额销86400引。如过此数，另款批解，作为江北练兵经费。 偿款加价详见本节“杂捐”。 功盐加价：功盐，即南京下关掣验局、沙漫洲等缉私局查获的私盐及余斤毛盐，由官局搭销，每百斤缴督销局正价银三两，属于皖岸的，一律另缴安徽军练加湘平银(清末湖南湘潭的秤，每两约含30．277克。)一钱三分五厘，每年约计湘平银3000余两，由皖岸督销局汇交大通厘卡转解支应局充饷。其后，每百斤另抽偿款加库平银一钱六分，又添偿款加价漕平(清后期，漕粮折征银两所用的衡量标准称“漕平”，每两约合36．65克。)银一钱五分，合计每年约收银八九千两不等。光绪三十二年，因军饷困难，此项收入全部拨交支应局充饷。 抵补土药(国产鸦片。)税加价：安徽土药税年收13万两，额解度支、民政两部各2万两，师范学生经费4．2万两，支应局充饷银4．8万两。光绪三十三年，土药税收入改归度支部，每年返还安徽5万余两，以致各项支出无法应付。光绪三十四年，禁种鸦片，无税可征。度支部规定于续加盐斤卖价四文中，拨归销盐省一文，抵补土药税缺额，“每年核计不过九万两之谱”。 宣统三年（1911年），安徽盐课厘税预算收入共计688513两。 三、厘金 厘金，是清后期一项重要财政收入来源。起源于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为筹措军饷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接受副都御史雷以讠咸的奏请，先在扬州附近的仙女镇（今江都县江都镇）、邵伯等处对通过货物“抽厘助饷”，逐步推行到用兵省份，由一个地方的临时筹款办法，很快形成全国性的商税制度。 安徽厘金创设于曾国藩。先是随营设卡，抽厘助饷，以抵补芜湖、凤阳两关停废的财政收入。咸丰十一年十月，正式成立盐茶牙厘金机构，在省内形成征收系统。税款收支原归金陵粮台总核，同治八年（1869年）改为安徽专案奏报。 厘金有两种主要形态：一是行厘，又称活厘，是向行商征收的通过税，安徽推行最广，时间最长。一是坐厘，又称板厘，向坐商征收，属于交易税，为销售地厘金。安徽征收的坐贾捐和落地税，均属坐厘范围。 安徽征收厘金，分为百货厘及其他各项专厘两大类。 〔百货厘金〕 百货厘金包罗万象，专厘以外的均属其征收范围。 厘金税率原为1％，亦即一厘，故称厘金。以后逐渐提高，安徽定为值百抽二（2％）。由于货品在运销途中遇卡抽厘，一般税负都超过2％。但各卡实际征收轻重不同，有的为了争取商人过卡完厘而降低税率或折扣货品数量计征。尤其是纸张、瓷器、矾、糖、烟酒等大宗货物或加成征收或改办统捐，厘金税率更不划一。 〔茶叶课厘〕 茶叶是安徽的大宗产品，以南茶为最著，北茶次之。南茶有引课、捐、厘等名目，征税从未间断，是安徽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旧引课：雍正以前，安徽茶引原额销69980引，新增17100引，共计87080引。又有余引15100引，分发产茶区以后，根据茶叶生产情况，部颁茶引数量时有增减。凡有客商入山制茶，不论粗细，每担发给一引，每引征纸价银三厘三毫。道光以前，安徽定额每引征收课银三钱三分，于经过各关按例验引征收，汇入关税项下报部。 新定茶引章程：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进皖以后，清政府创设厘局征收茶税，一时没有定章。同治元年（1862年），两江总督曾国藩颁定新章：每茶120斤为一引，每引缴正项银三钱、公费银三分、捐银八钱、厘银九钱五分，发给三联引票、捐票、厘票。同治二年，每引加捐银四钱。同治五年，署两江总督李鸿章，裁去引、捐、厘三票，改用落地税票，每引仍共完银二两四钱八分，光绪五、七两年（1879年、1881年）因茶商负担过重，加捐四钱先后奏免，仍照每引二两八分征税。 同治以后，皖南茶税由两江总督派员在屯溪设局征收，收入不归安徽。 皖北茶主要产于六安（包括现在金寨县的一部分）、霍山、英山（今属湖北省）、舒城等县，虽不出口外销，但国内销路甚广。同治年间，按照新章规定征收落地税。后将引课等项归并茶厘之内，向未专款造报。皖北茶以10斤为一篓。其中六安的麻埠（现为水库区）小茶分木箱、大囤两种，但都按实装重量，折成10斤计算征厘。茶分春茶、子茶（夏茶）两类，厘有引厘、行厘的名目。春茶引厘，无论运往何处，每篓征银三分三厘四毫。春茶行厘，运往周家口、山东、清江、亳州的，每篓征银二钱八厘；运往商城、固始的，每篓征银一钱七分二厘四毫；运往六安、舒城、安庆、湖北的，每篓征银一钱二分八厘七毫。子茶照春茶减征三分之一；茶末、拣片照春茶减半征厘。老茶不分春、子，无论运往何处，每百斤征引厘银三分三厘四毫、行厘二钱六分。“每年约收厘捐银9万余两，陆续解交麻埠总局转解省城牙厘局经收造报。”(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茶课税厘》第2页。)宣统三年（1911年），皖北茶课税厘预算收入143348两。 另有北茶加成和南茶加捐二项，见本节“杂捐”。 〔米厘〕 安徽开办厘金时，米厘为专项收入，杂粮并入百货厘征收。同治元年（1862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淮裁撤米厘，杂粮仍同百货遇卡抽厘。裁撤米厘，使米商摆脱了沉重负担，有利于后来芜湖米市的形成和发展。 光绪三年（1877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清廷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移芜湖，驻守芜湖的皖南兵备道兼芜湖关监督张荫桓亲到镇江劝说，至光绪八年，芜湖逐渐形成长江下游的一大米市，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光绪二十一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设米厘局于芜湖，由江苏省预征下游江苏境内的大胜关、大河口、泗源沟3卡厘金，每石（150斤）征银一钱，由芜湖商会总缴。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安徽巡抚以练兵需饷，援照江苏成案，奏准征收落地米厘，每石征漕平银三分三厘。次年七月，又因军饷不足，每石加捐一分，连同米行原有的“功德捐”（拨给地方慈善事业公用）一厘，每石统收四分四厘。落地米厘由芜湖常关代征，光绪二十九年改归芜湖商务局经收，均按月解交支应局充饷。 据《皖政辑要·度支科·厘金》统计，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共收米厘米捐银2603875两。其中，筹议项下用作赔款的共1538706两（详见本章第二节杂捐）；支应项下用作军饷的共1064169两。因受米市畅滞的影响，年度之间收入极不平衡，支应项下光绪三十一年收入214777两，光绪三十三年只收72458两。 宣统二年（1910年）元月，安徽奉令筹办海军经费，又于芜湖就经过米船征收扦量余米（即超过已税数量的未税部分）税银（又称海军捐），年收入约2万两。 另有芜湖出口米捐一项，见本节“杂捐”。 〔其他杂项厘金〕 坐贾捐：咸丰十一年（1861年），安徽专设坐贾局，征收坐贾捐。征收办法是先查明到岸的货品种类、数量给予“起票”（即准许卸货销售的凭证）；货到行后，令行户将每日售货及货价登记循环印簿，按照货价每两抽银二分（买卖各半），三日一缴。 同时，还办有铺户门厘。征收方法是考核铺户逐日流水簿册，每售钱千文征20文，十日一缴；十日以内售钱不到5000文的免收。不久即停。 另据《皖政辑要·度支科·厘金》记载，“嗣后，子口半税皆归厘卡兼收”。对于进口上岸货物，因清廷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除征收5％的进口关税外，只须再缴2．5％的子口的半税，凭关单运销内地，概免征厘。这就造成外商与华商税负失平，对华商不利，遂征落地税以补不足。 木排捐：安徽木排捐创于同治年间，捐率为2．5％，由盐河厘卡兼办。初系收作长江水师经费及修理安庆迎江寺宝塔之用，后改为省财政收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为筹集军饷，“劝谕”木业各商认缴木排捐，按照常关关单正税及附加合计，每百两筹饷银40两（卖客捐银15两，买客捐25两），统归木棚垫缴，迳解支应局充饷。 统捐：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安徽巡抚批准瓷业商董请求试办瓷器统捐。征收办法是在望江华阳镇设局，照原订税则七折一次收足，沿江华阳、盐河、大通3卡平分，以抵征额。全年收钱约5万数千串，从收入中提10％作为统捐局开支。瓷器统捐原由商董承办，光绪三十四年改为官督商办，委派专员驻局经理。同时，将江西过境或销皖的纸张，也改办统捐，征收办法与瓷器统捐相同。 厘金之弊，在于“厘金与关税并行，本非正法。咸丰军兴以将月饷浩繁，各大府疏请设卡筹饷，为一时权宜之计，并声明撤兵之日一律停止。嗣后大难初定，各省办理善后事宜，不得不资为挹法，因仍至今，变日亟而用日繁，故知其非义，而仍不能速已也。”(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厘金》第3项。) 安徽部分年份厘金收入是：同治八年（1869年）551031两，同治十三年585070两；光绪元年567675两，光绪十三年475432两，光绪二十年447586两，光绪二十九年327795两，另收钱288511串，光绪三十四年520791两；宣统三年（1911年）727328两。 四、烟酒税 清代前期，安徽烟酒税一向视同百货征收内地关税，废关期间改征厘金，复关以后，设关卡的征关税，设厘卡的征厘金；少数州县还征收零星曲税列入地丁项下奏报，均非独立税种。 烟酒税负逐渐加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加征四成，光绪二十六年又加四成，光绪二十八年再加三成，共加征十一成，均由常关或厘卡征收，无专项统计。 光绪二十四年，安徽对宿松生产的烟叶，规定运销南京的沿途厘捐税则，每夹重200斤，在华阳厘局征统捐洋3角，过芜湖关征税3角，到南京牙厘局再征6角。次年，烟酒税专项报解，但收入不多，每年约征银500余两。 光绪二十九年，户部转发直隶省（今河北省）创办的烟酒税章程，咨皖仿办，以供北洋练兵经费，每年派银20万两，经牙厘局议定章程，派员分赴各州县查明办理。凡售卖烟叶烟丝的，必须领到“执照”作为烟行，按照直隶章程减半征税，每斤8文。应认税额多少，查照近3年簿载销数计算，按月包缴，给以三联印票，省内关卡概不重征。外来烟由经售店一体纳税。宿松烟叶，另委专员征税，其余均由州县征收，并准扣收数一成作为征收费用。 清初实行禁酒政策，除允许自酿自用外，禁止酿酒贩卖。后来虽渐放松，但安徽酒坊开设很少，市场售酒多从外省贩进，本地土酒仅供当地零售，很少大宗贩运。光绪二十九年查明酿酒及贩卖铺户，凡已领筹议公所发给“酒单”饬认酒税，按户发给门牌，注明“官酒行”字样，也按每斤8文征收酒税。 以上两项，共计认纳钱12万串，约合银8万两。后因银、钱比价变化，虽收钱不变，但折银两上解，已不足原额，故每年实征不过五六万两。光绪三十四年实收银52000余两。宣统三年（1911年）预算收入为80157两。 安徽烟酒税之弊在于：“烟酒为消耗品，各国皆主重税。安省烟酒加税每斤8文，即合厘捐并计，较诸各国尚为减轻。而纳税并不踊跃，收数岁见短绌者，虽半由征钱易银之亏耗，亦由于机关之不统一、税制之重复，有以致之也。”(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杂税》第7页。) 另有酒单捐一项，见本节“杂捐”。 五、土药税 在帝国主义洋药(进口鸦片。)大量侵入的同时，国产鸦片的生产和销售也漫无限制。安徽对土药征税，先以关税和厘金形式征收，由土药行按月包缴，不归行买卖的以私售论处。这项土药行户数视地方大小而定，凤阳、灵璧、宿州、凤台、颍上、霍邱、泗州、盱眙（今属江苏省）、天长、五河、英山（今属湖北省）等县城关及临淮关等处各设1家，怀远、寿州、阜阳、太和、亳州、涡阳、蒙城、六安城关及正阳关等处各设2家，其余各繁华城镇准设1家，实已遍布皖北各地。 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安徽巡抚沈秉诚奏准试办土药厘税，并照光绪十年户部定章，每10斤征税银2两。光绪十八年，照江苏徐州的土药统捐每百斤行厘30两、落地税20两的七折征收。光绪二十年，减为每百斤征行厘20两、落地税10两，除五至七日的新浆厘税准作七折报销外，其余以实银填票，不准折收。外省土药过境或落地，每百斤均征银10两。光绪二十五年，加征三成——行厘加6两，落地税加3两，外省过境土药减半核加，以招睐客户过境，增加财源。光绪三十年十一月，清廷批准兵部侍郎铁良奏请，将行销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江苏、福建、云南、贵州土膏，试办8省土膏统捐，统一于湖北办理征收，纳捐之后，为非落地销售，概不重征。所收捐款，照光绪二十九年收数作为各省定额，由8省土膏捐局统收分解，每年拨给安徽捐银5万两。各省本产土膏仍归自收。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实行《土药统税章程》，改土膏统捐为土药统税。每净土100斤征正项统税库平银100两，随收经费银15两，听其运销，不准重征。各省土卡一律裁撤。苏、皖两省派安徽候补道童祥熊负责管理。拨还安徽土厘税银75000两，连前拨的5万两，每年共拨银125000两，归安徽支用。而安徽于光绪三十一年实征银19万多两（云贵土药拨款在外），迭请加拨，度支部未予批准。除去开支5万余两，安徽每年进款只有7万两。 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定土药税每百斤加征至230两。 〔土膏牌照捐〕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清廷下令禁烟，度支部制发限制吸户章程，定为甲、乙两号牌照：年满60岁以上的领甲号牌照，听从自戒，不定期限；60岁以下的领乙号牌照，勒限减少，迫使戒除。推行几年，不见成效。 宣统元年（1909年），度支部又订牌照，每购土一两捐钱40文，购膏一两捐钱60文。安徽于五月初一日起实行，并将牌照发给各土膏店，于吸户购买土膏时补给牌照，填征收钱数，由各店代收汇缴，并通饬各州县一律照办。省城禁烟公所对各土膏店发给牌照，无照不准营业。仅安庆城厢内外纳捐领照的土膏店就有一百数十家。 土膏牌照捐之弊在于：“鸦片烟之为害，尽人所知也。土膏牌照捐之设，所以稽查吸户之多寡，兼用‘以征为禁’之美意，洵为有利而无弊。唯不能清查吸户，仅令各土膏店以照章填给。各土膏店贪图多卖，不肯实填，或并不给予牌照。其领有牌照者，又随处可以买土买膏，仍属毫无限制。藉是取缔吸户，实难得办。”(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土膏牌照捐》第2页。) 六、牙税 中国牙税起源很早。凡以介绍买卖为业的统称牙纪。官府准许牙纪营业而发给的执照称为“牙帖”，牙税之名，由此而起。 道光以前（1821年），安徽牙帖定为13439张，由布政司印发，分四则征税：上上则每张每年征银二两，上则八钱，中则六钱，下则四钱。各州县多跨则征税。税率极其复杂。如上则虽为八钱，但六安、怀远、庐江三州县的上则征收一两二钱，建平县（今郎溪县）只征五钱；中则虽为六钱，但六安、怀远、庐江三州县的中则征收一两，宿州、滁州、芜湖等九州县只征四钱；下则虽为四钱，但六安、合肥、怀远、庐江等州县的下则征收八钱，宿州、滁州、来安、全椒四州县只征二钱。只有霍山、东流（今东至县一部分）、英山（今属湖北省）、石埭等县不分等则：英山每帖年征银五钱五分，其他三县年征银一两。乾隆年间（1736～ 1795年），额征银8444两。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明牙行改颁部帖，归牙厘局造报，除宿州、灵璧、涡阳、英山四州县附近没设厘卡，年征正耗银593两，汇同契税一册奏销外，其余各州县牙帖俱已停止，归牙厘局征收报部。税率增加为每年上上则征银三两，上则一两五钱，中则七钱五分，下则四钱五分。各属报销牙帖共4998户，年共应征银3336两。清末，额征银8300两，收数不过2000两，不及定额的四分之一。宣统三年（1911年）预算收入1836两。 另有牙捐一项，见本节“杂捐”。 牙税之弊，“弊在税制复杂，征收机关又不统一。惟因税制之复杂，同一牙帖也，而有帖税、帖捐之分；同一帖税也，而有司库、牙厘之异；同一帖捐也，而有牙厘、筹议之殊；且同一筹议捐也，而有帖捐、执捐之别。税制复杂，则由征收机关之不统一。故有牙厘之帖税，而司（库）税（收）锐减，有筹议之执照，而牙厘之帖捐又锐减，以商人可避重而就轻也。”(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杂税》。) 七、当税 当税向当铺征收。清顺治九年（1652年）定率，安徽当铺每年每座征税银五两。民间开设典当，呈明州县地方官转报布政司请帖，按年纳税。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当税收入4435两。 咸丰三年（1853年），安徽有当铺769座。其后战乱连年，当铺停业，无税可征。光绪十一年（1885年）以后，当铺陆续开设，至清末，安徽实有当铺113座。光绪十四年因治理河工需款，户部通令各省每当缴银100两，作为预完20年的当税。光绪二十年，因海防需饷，户部又令各省于当商正税5两外，每座捐银200两。光绪二十三年，因偿还外债，国库已“挪无可挪，借无可借”，以典当业税轻利厚，每当正税加为50两，年征正税银5650两、耗银545．5两。宣统三年（1911年），预算收入银5680两。 当税减收，原因在于“我国城镇大典一座类〔内〕有无数分典代当，俗谓之‘小押当’，取息过于大典，又无典帖而自由营业。安徽典税向仅每座五两，乾隆时已收至四千四百余两，近加至每座五十两，亦不过五千六百余两。税率已加十倍，而收数只增二成，则因一帖数典之弊，故原设796座，变而为113座也。”(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杂税》第6页。)另有典捐一项，详见本节。“杂捐”。 八、牲畜税 安徽牲畜税以牛猪为大宗，马、骡、驴交易也属征税范围。皖北税源较多，皖南极少。此税按成交额每两征正税银三分、耗银三厘，即按市场成交价格征收3．3％。乾隆四十一年。 开办厘金后，牲畜交易既征税又征厘。凡牛猪行户均赴厘局请领部帖，缴纳税款归厘局造报。同治元年（1862年），安徽牙厘总局以“厘税并举，民力不逮”，报准从缓开征，仅有宿州、灵璧、阜阳、涡阳、亳州、太和、泗州等7州县，仍照旧案开征，陆续报征银一千数百两至十数两不等。 牲畜税由买方缴纳，在城乡市集逢集时征收。“其不在逢集之交易则难于稽考，漏税之弊，恒所不免。”(清末《皖省财政利弊说明书·杂税》。)征解办法也不一律；泗州每正税一两收正耗银一两四钱；阜阳县每税银一两征钱2000文，每年约征钱3700余串，除去上解，盈余1000余串，除支办公经费外，其余作拘留人犯口粮。太和县每年约收钱500余串，除解司库银50余两，余作书院考课及修理衙署之用。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布政司颁发三联印票，除扣实收税款一成作为经费外，其余按季报解，不准截留。 安徽部分年份牲畜税收入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收银4232两；乾隆四十一年2168两；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年，最多年份收195两，最少年份收173两；光绪三十三年收正、耗银2056两，光绪三十四年收正、耗银1635两。宣统三年（1911年）未列单项牲畜税收入预算，但在“杂税”一款中列有收入1345两，与光绪三十四年实征数相差不多。 九、船税 安徽船税一款，“仅有歙县之街口司、和州之裕溪司二处，向来汇入花布项造报。”(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杂税》。)然据《重修安徽通志·食货志·杂课》记载，歙县街口司额征船税960余两，每季以200两归入“地丁”项下造报；其余40余两列作杂税专款，每年应征银160余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街口司报征船税84两，随征7．5％耗银，并扣存公费银13两。宣统初年约收正、耗银200余两，内扣书役工食、油烛、纸张等费银90两，约解银110两。清末的安徽船税，只有街口司一处有征解数字。所以评论其弊在于“皖省船税征数甚微，固由只收街口一处，亦以船税性质宜于地方税不宜于国家税所致也。皖省为长江中枢，又贯淮、汝诸巨流，且湖港交错，支流甚夥，滨水之区帆船云集，仅止街口一处为浙界航路通衢也。乃以船税属于关税，而各州县经过之处大概未启征，殊多不尽不实之处”。(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 十、矿税 清代前期，安徽仅有矾窑税课一项，到光绪末年才征收出井煤税。铁和铁砂征收厘金。庐江明矾是安徽开采和纳税较早的矿产。据《庐州府志》记载，宋代、元代就有矾课。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大、小矾山有矾窑18篷，年产矾3万余担，每年领帖纳税，听窑户煎烧销售。雍正年间（1723～1735年），每年共纳税银20两。同治年间（1862～1874年），增设矾窑2篷，均改向牙厘局领帖纳税。康熙、雍正年间，都曾有人“请行矾引”，提出年纳税银9000两，均经户部及地方官府以“势必大开山场，四季烧煎浸损田禾，伤残坟墓，甚或窝引匪类”为由，未予批准，限制了矾矿的开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安徽商务局报经巡抚批准，照部定章程从价征收5％的出井煤税，按柴煤一担估价300文计算，每担应征钱15文，后改征12文，但非柴煤，仍按15文征税。光绪三十四年，除坐支二成公费外，实征钱1832串（每串1000文）32文，一半解农工商部，一半留给安徽补助劝业公所经费。砂、铁厘金，每年约收银600两，由厘局代收，解充劝业公所经费。 清末，“安省已开各矿，均系柴煤小矿，并无大宗出产，即合砂、铁厘金计，收数亦属无几。查安省矿务局已设多年，向由绅董公举总、协理经管。现在铜官山矿已经由官重价购回，应由劝业道督同该局总、协理从速集股开办，以免货弃于地，坐失本利数十万金。一俟矿产日盛，矿税自然日增矣。”(清末《皖省财政沿革说明书》。) 十一、印花税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御史陈璧以中日战争赔款过巨，财政困难，奏请清廷开办印花税。光绪二十八年准备施行，但因“官民皆不知印花税究为何物，中枢大臣又多反对。”没有开征。光绪三十三年，为弥补停征土药税的财政收入，度支部奏准《印花税则》，定于次年八月先在直隶省试办，又因天津商民激烈反对，改于宣统元年（1909年）全国一律实行。 《印花税则》共十五条。“凡人民之财产、货物，当授受、买卖借贷之时，所有各种契据帐簿可用为凭证者，均须遵章贴用印花，方为合例凭证。” 各种契据、帐簿分为2类、29种，提货单价值合制钱十千文以上，贴印花20文。发货单，银钱收据，收存货件文契凭据，租赁各种物料、铺底生财凭据，承顶各种铺底生财凭据，租赁地址、房屋字据，抵押货物字据，预定买卖货物单据，局包运货物、银钱揽票，佃户承种地亩字据，以及当票票面银钱数、保险单单面银钱数、收存款项凭据款、公司股票票面银钱数在十千文以上的，贴用印花税额同上。雇用工匠合同、各项承揽字据、各项保单、铺户所出各项货物凭票，每纸各贴印花20文。支取银钱、货物凭折，各种贸易所用帐簿，每册每年各贴印花20文。 汇票、期票借款字据、田地房屋典押契据、铺户或公司议定合同，纸面银额不满1000两，贴印花20文，1万两以下，贴100文，1万两以上贴1000文，不再加贴。田地房屋买卖契据，除向例税契之外另贴印花，照以上5种贴法。析产字据，照立契时市价估计，200两以下的贴20文，1000两以下的贴100文，1万两以下的贴1000文；以上每加1万两加贴1000文。承嗣字据，每纸贴印花1000文。凡有关国家或地方公益、善举事业所用的契据、帐簿，均不贴印花。 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巡抚冯煦以厘税未减、宪政未行、警察未普、实业未兴等“四病”和丁漕、杂税征不足额以及灾区元气未复等“二难”，奏请缓征印花税：“今即万不得已，亦当迟之数年，俟警务完善、实业振兴，人心知有国家义务，乃可再议施行”。这个奏折，未被清廷批准。宣统元年八月，成立安徽印花税处后，史料无征收数字。宣统三年预算收入银1193两。 十二、花布税、商税 〔花布税〕 安徽花布税每两征银三分。咸丰三年（1853年）以前，花布行户请领司帖贸易，税银按季向布政司报解。同治初年（1862年），行户改向厘局领帖，税银归厘局造报。仅阜阳、灵璧、太和3县仍照旧案征收，其他州县都未开征。阜阳县每年解银30余两，灵璧、太和县均从牲畜税项下拨银抵解，“是花布税多有名无实矣。”(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杂税》第10、11页。) 〔商税〕 由牙行铺户完纳，汇入花布税项下造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户部议准尽收尽解，没有征收定额。嗣后合肥、庐江、巢县、六安、霍山等5州县共额征银158两，耗银加一成。合肥县在同治年间（1862～1874年）每年征银不足10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仅征银三钱二分九厘，宣统元年（1909年）丝毫无征。其他4州县于咸丰三年以后即行停征。所以“有商税之名而无商税之实”。(同上) 但据光绪四年《重修安徽通志·食货志》记载，有商税之实而无商税之名的共有寿州、芜湖等14州县的商税银1471两，列入“地丁”项下造报。其中，寿州381．563两，芜湖县96．16两，歙县0．432两，凤阳县6两，定远县110．195两，宿州15两（包括少数酒税、契税），灵璧17．732两，阜阳县451．6两（包括部分酒税），蒙城县27．7两（包括少数酒税），泗州70．491两，盱眙（今属江苏省）94．94两（包括部分酒税、契税），天长县138．33两，五河县30．85，怀远县30．5两。 十三、杂捐 安徽杂捐，起源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筹措“庚子赔款”。九月，安徽巡抚王之春在藩司署内设立筹议公所，专办每年100万两的筹款事务。原订征收项目有丁漕加捐、盐斤加价、膏捐、房捐、铺捐、当捐、酒捐、肉捐、官捐和牙行捐等共10项。此后因筹不足额加派芜湖出口米捐、木捐和茶厘加成。 〔丁漕加捐〕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准地丁、漕粮折价各减征100文。因“庚子赔款”筹措不足，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始，每征地丁银一两、漕粮一石，除恢复原减征的100文外，再加征200文，共加捐钱300文，由各州县随同正赋带征，折银上解，每年入库银二十八九万两至三十余万两不等。 〔官捐〕 即酌提州县与厘金局卡的盈余，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起，按季分解。并按州县及局卡的收入肥瘦，定提款多少。全省60个州县共提银78000两，其中，提款最多的是南陵县，每年3200两，最少的是灵璧、凤台、英山（今属湖北省）、五河4县，每年各提银200两，其余州县提银分别在300～3000两之间。厘金局卡每年提银最少的是200两，最多是1400两。共计年提101500两。 〔房捐〕 对城市集镇出租的房屋，按每年租金收入征收一个月租金，分四季均摊，于每季第二个月由承租户代缴；房主自开的铺面，按估定租价征收，闰月不加征。私有住宅和乡间虽有小买卖但不成集市的，均不纳捐。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全省征收定额为85000两。光绪三十年，两江总督周馥将每月租金不到1000文的小户房租全部免捐。 房捐收入每况愈下。主要原因是：“通都大邑之间，往往为势豪之窟宅，所谓检阅租约，比对租簿，均不能照章办理，而遴派之绅董，非其雅故，即其戚党，情之所在，弊即丛生”(清末《皖省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以致“查之则不可胜查，不查则相率效尤，短收愈甚。”(同上。) 〔铺捐〕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查照原办“门厘”的章程，按铺户售钱多少抽取二厘的变通办法，由各地方官及各委员督率当地绅董详细考察，以贸易范围大小和利润多少，分为六则征捐：上则每月捐钱4000文，上次则3000文，中则2000文，中次则1500文，下则1000文，下次则500文。零售摊贩每日售货不到1000文的，免捐。钱庄分三则纳捐：上则月捐银10两，中则8两，下则6两。票号利润较多，每月捐银15两；其余小钱店，照其他铺店办理。以上均闰月加征。 铺捐收入逐年下降，主要原因是“征收只凭报告，遗漏有所不免。”(同上。) 〔典捐〕 典捐按典铺的利息收入加捐。安徽典铺的月息历来为二分五厘，后经两江总督左宗棠减去五厘，但凤阳、颍州、泗州所属州县仍未核减。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筹议公所规定二分收息的典铺，捐息四厘，按光绪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年等3年年终存架资本酌中定数，分为四季缴纳。四厘之中自捐二厘，加息二厘，弥补加捐的开支。二分五厘取息的自捐三厘，不准加息。执行半年，停止二厘加息，分别征收二厘和三厘的捐款。 典捐额定103000元，历年收入仅及一半。 〔牙捐〕 安徽牙捐分帖捐和执照捐两项。前项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奏定章程，改领部帖，每年约收银1万两，全数解交支应局充饷。但日久弊生，竟有无帖开行、旧帖充新帖和一帖数行等弊，以致收入逐年减少，仅达2000余两。 后项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庚子赔款”筹不足数，筹议公所另办牙捐，刊发执照，名曰：“执照捐”。执照捐额分为五则：上则20两，上次16两，中则12两，中次8两，下则4两，令小本经营无力领帖之户纳捐领照，与领帖户同样经营。原来领有部颁牙帖的，除照章缴纳牙税外，另收三则帖捐：上则每年12两，中则8两，下则4两。光绪二十九年，以执照捐层次太多，改五则为三则：上则每年24两，中则17两，下则11两，实际是增加捐额；帖捐也改为：上则每年8两、中则5两，下则3两，因为领帖者已经纳过帖税，所以减轻负担。捐照一年一换。光绪三十三年，因换照期间牙户不缴旧照，易生流弊，改为联单，有存根可查。如有旧单不缴的，一律按上则征捐，以示惩罚。 此项捐款，原定额三四万两，初办时收六七万两，其后减收十分之四五，与定额略等。 〔盐斤加价〕 安徽因偿付外债开支，两次对盐斤加价。第一次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户部规定每斤普遍加钱4文，因安徽为销盐省份，加价由产盐省收解分拨，每斤收入1文、2文不等，只有淮南盐及北盐南运由大通督销局与浙江盐，按所加4文批解一半给安徽。正阳督销局以北盐加价已在西坝（江苏省境内）预收2文，正阳只加2文，江苏、安徽各分1文，安徽所得仅占加价的三分之一。山东盐加价只拨给1文。五河土销局分文未解。 第二次是光绪二十八年，安徽巡抚聂缉规奏准，每斤盐再加价2文，全部凑解“庚子赔款”。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陈南盐照加，以两年为限；北盐价高，不能抵制私盐行销，不能加价，由海州公司每年贴安徽2万两，正阳督销局、五河盐厘局每年各贴安徽1万两，以抵北盐加价之款；浙江盐由运盐商人每年筹银1万两，按季由盐运司汇解安徽；山东盐原来加价2文，全部让给安徽。盐斤加价，额定12万两，实收数超过38万两，但因限期已满，自光绪三十二年起，每年约少收5万两左右。 〔酒单捐〕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户部奏准加成重征酒税，安徽通行厘卡照办。后仅征商贩，不征酒店，商贩不服；仅征酒店，不禁私酿、私卖，酒店也不甘心。于是筹议公所规定捐章，无论自酿、贩卖，各分生意大小，领单纳捐：上则每年30两，中则20两，下则10两。刊印单照，分发各州县，以便酒店就近承领，每年换照一次。不领捐单而私酿、贩卖的，除加倍征捐外，并勒令停业。安徽无名酒出产，每年捐数不过2万两。 〔茶厘加成加捐〕 北茶加成是由六安、霍山等处茶厘局、卡，按原征茶厘加收三成，为筹议公所凑解赔款。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每年约收二万六七千两，光绪三十四年增收七千余两。因各年茶市衰旺不同，收数不能固定。 同治以后，皖南茶由江宁于屯溪设局抽厘，收入不归安徽。光绪三十二年以办理新政需款，安徽巡抚恩铭与两江总督周馥商准在屯溪另设加抽茶厘局，将出口茶叶每斤加抽2文、内销加抽1文。光绪三十三年，仍由皖南茶厘局代收拨解，不另设局，收入15000余两，用于赔款。光绪三十四年，两江总督以茶叶销路不畅，将前加2文、1文各减半抽收，所减之数由江宁拨补。 〔芜湖出口米捐〕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起，经巡抚聂缉规奏准，因赔款不敷，对芜湖出口大米每石（150斤）加收捐银一钱。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减为七折收捐。自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以赔款名义共收捐银1538706两，其中，光绪二十八年收入85782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收入318394两。年份之间悬殊很大，主要是受米市兴衰的影响。但此项收入并不完全用于赔款，如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共收捐637294两，其中用于赔款的601925两，其余用作“兴学、练军、巡警及工艺、垦牧诸要政”。(清末《皖政辑要·度支科·筹议》第19页。) 此外，杂捐中还有芜湖杂粮捐和木捐两项，分别用于筹饷和赔款。 用于赔款的杂粮（包括豆、麦、芝麻、花生、菜子）捐，于光绪二十八年开征，每石捐漕平银七分五厘，每年可收银3万余两，宣统年间收数不到十分之二。木捐分为木排捐和木行捐两项。后者用于赔款，于光绪二十八年起由木行商人认缴，每年捐钱五六百串不等，按月照木行多寡摊派。 根据《皖政辑要·度支科·筹议》统计，光绪三十一年至光绪三十三年各项杂捐实收银数如下表： 安徽省光绪末年各项杂捐收入统计表  宣统三年（1911年）正杂各捐预算收入银923848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