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财政体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凡是收支项目、标准以及各项收入的征收、报解、减免和留抵地方经费开支的数额，都有具体规定，省及州县据以执行，非经奏准无权变动。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和“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赔款、用兵，大大增加财政支出，清廷国库无力负担，各省自谋弥补办法，财政权限逐步下移。例如，咸丰二年（1852年），安徽巡抚蒋文庆将全省地丁、关税、及契税、杂款收入一概截留，作为防堵太平军之用，清廷虽颇表不满，但仍不能不予默许；安徽征收厘金，先是随营设卡，漫无限制，后为由省自定征收办法，各卡也不统一；同治元年（1862年）以后地丁的“征收惯例”，“火耗”原照正赋银加收一成，以后各州县不同，大大超过清廷的规定；漕粮折征银两，再按银征钱的数目，只报经两江总督批准即行执行；度支部核定安徽宣统三年（1911年）的财政预算，也只是协商办事，未与安徽商定的拟增拟减数，不作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