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根据地位于安徽的长江两侧有沿江、和（县）含（山）、皖南、巢（县）无（为）等4块较为完整的地区。 皖江根据地的财政状况，基本上分为3个阶段：“民国28年（1939年）11月，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以及民国30年5月成立新四军第七师的初期，没有建立民主政权，所需军事经费和行政经费，采取自筹自用的原则，就地解决。”(皖江行署财经处长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51、568、569页。)民国30年6月，成立皖中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财政收支。由于土地肥沃、出产丰富和与芜湖、南京邻近，为商贾必经之地，财政收入不仅能供给本根据地军政费用，还不断上缴军部款物，支援整个华中根据地的敌后抗战。民国32年3月18日，日军分几路“扫荡”根据地中心地区，使七师的军力消耗和财政损失很大，人民群众的损失更大，皖江财政经济一度处在相当困难的境地(皖江行署财经处长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51、568、569页。)。为此，区党委精简大批干部，支援财经工作、特别是税收工作，以皖中金库名义发行本票，恢复和发展生产。从此，皖中财经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皖江行署财经处长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51、568、569页。)。 一、财政收入 民国30年，皖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之前，财政收入无固定来源，一般由新四军驻在部队自筹自用。主要收入先是战争缴获和人民接济，但总是入不敷出，部队经常为揭不开锅而着急。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学习江西红军当年打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没收他们财产，作为部队的给养。他们把打土豪改为打击汉奸地主、卖国奸商，没收其财产，叫‘打资敌’（打击资助敌人者简称）(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51页)。并征收货物过境税。同时，向人民群众借款借粮，有借有还。 皖中财经委员会成立后，废除国民党政府的营业税、保甲经费、烟酒牌照税、印花税、土烟税、牲畜税、食盐税等及一切临时摊派和额外苛索。根据地开征的税种，有进出口货物税（包括过境税）、田赋、屠宰税、牙帖税、契税、油坊执照税、土酒税等。 民国30年7月至民国31年6月的会计年度，各项税务收入24787729元，收大于支1891530元。民国31年7月至民国32年6月会计年度，估计收入最高可达8350万元。商业与贸易收入还不包括在内。 〔田赋公粮〕 根据地的田赋由田主负担；公粮由生产者负担，如是租佃关系，田主与佃农各半负担。 民国31年（1942年）7月至民国32年6月的征收标准(《七师所在区域（皖鄂赣边区），1942年度经费收支估计》，《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11页。)，每亩田赋大米6斤，公粮8斤。估计全年应征大米950万斤，其中庐（江）巢（县）地区估计15万亩，收田赋、公粮180万斤，无为55万亩，收田赋、公粮770万斤。减除供应地方的每亩田赋3斤计210万斤，应收740万斤。粮赋只征现粮，不收代金。征起以后，分散保存在农民家里，存户凭公粮券付粮。对运输困难的边远地区，赋粮作价收款，称为“米变”。 但各区的实际征收标准并未完全统一，而以土质好坏为定。民国32年和含行政办事处发的午征串票记载，农户唐义潮自有田10亩3分，交粮赋米41斤3两，公草20斤6两，平均每亩4斤粮、2斤草。无为地区粮赋串票记载，每亩田赋熟米6斤，公粮10斤，公草5斤。巢县地区，每亩田赋征熟米4斤、公粮17斤（公草同）。 民国32年，皖江行署财经处设立垦荒局，负责沿江洲滩的土地丈量和征税工作。“我们曾把丈量土地，当作开辟财源之道，结果是从教训中改进了工作。因为皖中是长江流沙长年淤积而成的冲积平原，每年有不少自然增加的荒滩，勤劳的农民加以开垦。如果认真丈量，田亩数大可增加，公粮和契税也随之增加，而且为数不少。我们办了丈量干部训练班，印布告，发传单，准备大干一场。但我们这里自耕农、中农多，地方干部反映：‘丈量土地不仅中、小地主反对，连广大农民也反对’，我们就停止丈量土地计划，改用农民自报土地和群众民主评议的方法。我们也明知农民自报不实，群众评议也不顶真，但田亩数也增加了不少，收到了皆大欢喜的效果。”(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财经史料选》（二）第562页。) 〔契税〕 民国34年（1945年）5月初，皖江行署发出布告，从民国32年1月1日起，征收买卖杜（绝卖）活（典当）契税。其目的是减少产权纠纷，保障佃权与贯彻合理负担的税赋原则。布告在《大江报》公布后，行家纷纷反映税率过低，税则也太简单。5月25日，行署财经处在《大江报》上登出“启事”，新订税率有待研究，原布告暂缓执行。6月12日，《大江报》登载皖江行署公布施行的《皖江地区验契暂行条例》。其要点是： 人民不动产所有权，包括土地、山塘、房屋等之东权及佃权，无论其为杜买、活买或杜顶、活顶与杜批者，均须照章经过监证纳税或呈验手续，才为合法。 自条例公布之后，凡新成立之一切契据，无论东权之杜买、活买及佃权之杜顶、活顶与杜批等，均应依照新颁税契规则，监证纳税。以前所成立的一切契据，其为东权之杜买、活买，而逾期未经照章监证纳税者，如在验契期内自动投税，准免处罚，但其税率仍应依照规章办理，即杜契从价征收16％，典契征8％；其为佃权之杜顶、活顶或杜批者，须在限期内（满三个月为止）呈验，经验发给验契证书。田地在2亩以下成契者的，每张收纸张印刷费抗币2元；2亩以上成契者，每张收抗币4元；期限3年以内的活佃，每张印刷费减半。山塘、房屋契据，每张收抗币2元。 〔进出口货物税〕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前，“比较简单的一种税收形式就是过境税。外来的船舶、车马经过我们地区，凡装有货物的，就得向我们纳税。但我们收税适当，还得保证他们的安全过境，商人们有利可图，常来常往，照章办事。”(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51页)此后，主要出口税率为粮食从价征收15～25％，菜油20％，豆类20％。进口货物税率，按照根据地人民需要程度分别按价征收：“急需品，如洋布等征收5％，日需品，如肥皂、洋油等，征收15％〔10％〕；消耗品，如烟酒等，征收15％；奢侈品，如香水、〔海〕参、燕〔窝〕等征收20％。”(《党的政策讲授提纲》，皖鄂赣区党委，民国31年印)。 民国34年（1945年）7月，皖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修改进出口税税率表。出品货物分为土产、家禽家畜、鱼类、药村等8类，税率5％～10％；土硝禁止出口。货物分为布匹、棉织呢绒、毛织品、丝织品、药品、文具纸张等27类，一般物品如五金、布匹等税率为5％，牙粉、牙刷等为10％，衬衫、钟表、乐器等类为15％，罐头水果、南货食品、化妆品、烟酒等为20％，迷信品为30％；轻重机器、直接军用品免税进口。过境货物税率，大部分与进口税率相等；化妆品低二分之一，迷信品低三分之一；唯有五金类物品，比进口税率增加1倍。以上进出口和过境货物，均有起征点的规定，并从量估价定额征收。 〔营业税〕 皖江根据地初建时期，管辖市镇较少，商业萧条，不征营业税。随着人民生活的安定与普遍提高，购买力上升，市场日趋繁荣。加之开城桥、黄名隹河等集镇的收复。同时，商人无赋税负担，参加战时劳役也少于农民。为了平衡税收负担，建立统一的税制，民国33年（1944年）初，皖中行署颁布《皖中营业税征收条例》，自1月1日起开征营业税。 计税标准和税率为：对油坊、酱园、广货店、布店、米店、杂粮店、窑货店、烟庄、杂货店、药店、文具店、香烛店和游资商人等13类行业，按照营业资本额征税。资本额在大江币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征收5‰；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征收6‰；4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征收7‰；6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的，征收8‰；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征收9‰；10万元以上的，征收10‰。 对各种牙行、茶酒馆、旅馆饭店、糖坊、染坊、澡堂等6类行业，按每月营业总收入额征收营业税。税率分为：牙行每月收入行佣在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征收15‰；1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征收20‰；5万元以上的，征收30‰。其他商行每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征收10‰；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征收15‰；4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征收20‰；10万元以上的，征收30‰。 对营业资本额不满1万元的商号、游资商人专办政府或部队的军需用品、牙行每月佣金收入不满5000元、商行收入每月不满1万元、农村副业性的营业收入（如养牲口）、属于生产建设事业及手工业者（如机坊、铁店、理发店、竹木店、裁缝店等）以及肩挑小贩无固定营业场所的，均免征营业税。 资本额和营业总收入额，按季评定，税款由纳税人于每月终自动缴纳。 〔屠宰税〕 皖江根据地的屠宰税，属于地方税收入，由屠宰商人缴纳。据民国34年（1945年）2月，《皖江行政公署和含办事处屠税证》记载，屠宰税按宰猪头数，每头征收猪肉2斤，折款按月缴纳。 〔债务收入〕 民国32年（1943年）4月初，皖江根据地进行反“扫荡”和国民党军乘虚而入的两面作战，造成财政经济的极度困难。“我们曾以皖中金库的名义发行本票。”为了不使人民受到经济损失，取信于民，我们针对当时的物价不稳、货币贬值的实际状况，在本票背面注明该票面值相等于公家出口的粮食或进口的食盐数量，并规定在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内以实物兑换，或以当时市价兑换纸币。这种本票，等于是一种短期的实物公债券。它的作用，就是把敌伪“扫荡”和桂顽侵占时留在农民手里的法币和伪币统统收集起来，以便到敌占区购买货物之用。既资助了公家克服财政困难，也有利于城乡的正常贸易。”(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财经史料选》（二）第551页) 民国34年7月，湖东行政办事处发行“保卫秋收公债券”大江币107160元，秋收后即公告发还，并按月利二分付息。 〔企业收入〕 皖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不久，就着手建立贸易机构，并投入30万元资金。“但最感困难的是无经理经验，不懂买卖，只有老实吃亏，有钱不会赚。”(《党的政策讲授提纲》，民国31年鄂皖赣边区党委印)“商业如再〔加〕20万元资本，则再赚到60至百万元。”(《党的政策讲授提纲》，民国31年鄂皖赣边区党委印) 增加企业收入的另一个途径是统制贸易，禁止大米私自出境。七师派重兵驻扎汤家沟沿江一带，对港口和渡口严加封销，使汪伪‘军粮统购委员会’收到粮食不多，而我们却掌握了大批粮食，以汤家沟作为市场，有计划地同来自芜湖的米商以粮换物。这样做，一是赚钱多，二是换回必要的军需品。日寇生怕绝了粮源，不敢轻易地侵占和骚扰汤家沟。”(《党的政策讲授提纲》，民国31年鄂皖赣边区党委印) 二、财政支出 皖江根据地的财政支出是在“一切为了支援抗战”的口号下进行的，本着“量入为出”的原则，重点分配军政费用，全力支援新四军军部的开支，并发展经济建设事业。 民国30年（1941年）6月，皖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到民国31年6月，军队支出11055812元，占总支出的48．3％；地方支出4352615元，占总支出的19％；送军部款7491173元，占总支出32．7％(三项支出相加共计22899600元，比支出总数多3401元，原文如此，无从核实)共支出22896199元。民国31年7月至民国32年6月，估计(《七师所在区域（皖鄂赣边区）财政年度经费收支估计》，《安徽省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11页。)支出为5048万元，其中，党、政、军部门经常费382万元，冬夏衣、特需费等临时费774万元，送军部1000万元，占总支出的19．8％。 〔军政人员供给〕 干部战士一律实行供给制，除衣被鞋袜另发外，菜金每人每天先为3角5分，(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5页。)民国31年下半年增加到每人每月42．2元。(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5页。)口粮每人每天1斤8两，由于粮赋收入“以一万五千人计算，全年尚欠吃米七十万斤，”(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5页。)折发“每人每天1斤4两，勉强够吃”(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5页。)另外，“每人每月另发津贴费，分二元、一元五角、一元3等。技术人员另有技术津贴，或按参加革命前的工资发给，但自愿放弃者颇多。对年龄大的同志略有优待，年满45岁以上的，每天另发一个鸡蛋。晼晫因公出差人员的伙食，发“公出吃饭券”，每人每天三餐共熟米二斤十两（包括菜金）。 同时，本“寓兵于民”的原则，组织人民抗日自卫军。经费由县政府统一筹划供给，以公学产、庙产收入为主，或经批准得向地方募捐。 〔经济建设支出〕 行署财经处成立前后，投资发展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先后成立卷烟厂、造纸厂和印刷厂。民国32年秋，七师成立军工部，建立了兵工厂，财经处负责原材料供应。兵工厂初建时，只能修理枪炮，不久就自制步枪、掷弹筒和枪榴弹。后来，迫击炮也能制造。 皖东地区水害严重，财经工作“还要从物质上、技术上支援农业，确保年年高产，减少灾年歉收。皖中行政公署一成立，吕惠生主任就亲自指挥‘黄丝滩围堤作坝’的水利工程建设......，不到半年就胜利完工。当时的华中《大众日报》和延安的《解放日报》曾为此发表消息，加以鼓励和表扬。后来区党委决定把此水利工程命名为‘惠生堤’，在40年之后的今天，我在二坝看这条堤坝仍在起着江边的干渠作用。”(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资料选》。) 三、财政管理 〔执行预决算制度〕 “负最高审核责任的是审核委员会。全地区的税则修订与支出经费预决算，均须通过审核委员会批准。兹为加强预决算制度执行，将审核委员会归并为经委会之一部，充实了人事，今后某些贪污浪费现象，可更进一步澄清”。(鄂皖赣边区党委《党的政策讲授提纲》，民国31年（1942年）) 〔执行收支程序〕 统一现金保管收付，一切收入悉解库保管，一切支出统由库支付。为使金库制度更加健全，将原属皖中财经委员会的金库，划归经委会领导。(鄂皖赣边区党委《党的政策讲授提纲》，民国31年（1942年）) 〔加强票券管理〕 皖江根据地除发行“本票”外，还发行“公粮券”、“公草券”、“公出吃饭券”和“田赋预借印收”等。公粮券有50斤、100斤、200斤等面额，机关部队凭券可到指定地点支粮，群众凭券抵缴公粮。公草同。 皖中行政公署印发“公出吃饭券”(原件系油印，现存安徽省博物馆)规定：“一、本券准在地区内各级机关及民家流通。二、持本券一张，准到任何机关及民家吃便饭一顿。每三张折熟米二斤十两（菜金在内）。三、民众接受本券，准抵公粮，向粮委会报销。各机关接受本券，准汇集向本公署调换公粮券。” 以上票券制度的实行，既防止军政单位任意开便条借钱、借粮、也保证各阶层人民的合理负担，并加强了革命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 四、机构设置 民国28年（1939年），新四军江北游击区，没有建立民主政权，虽然有个抗日‘民主政权税收处’的名义，但无专职干部”，(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5页)有的既是游击队长，又是税收队长，征收过境税。 民国29年9～10月，成立巢无货物检查总处及汤沟、三官殿等分处，但无统一的财政领导机构。 民国30年6月，成立皖中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皖中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唐晓光任主任，后奕斋、林立先后任副主任。下设货物检查总处、分处、分所三级组织，专征进出口货物税，并担负护商缉私等任务。建立税务局系统，专征地方税。至民国31年，共有5个货检总处、17个分处、48个分所；1个税务总局、5个分局。为了统一财政收支，财经委员会还建立总金库和审核委员会。 民国32年1月，皖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改组为皖中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叶进明，副处长蔡辉、倪子干。下设粮食总局，主管粮政、田赋、地税、围垦和丈量土地；货物管理总局；税务局，下设分局和征税小组，不仅征收货物进出口税，还要执行进出口货物的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任务；合作事业指导室，主要任务是指导集体所有制合作事业的组织工作；垦荒局，负责沿江洲滩的土地丈量和征税工作；经济建设科，主要是发展生产。(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5页。)审核委员会机构不变。民国32年4月，反“扫荡”之后，“建立和含、无南、临江三个财经分处和三个分金库；撤销了粮食总局。”(叶进明：《新四军皖江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回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第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