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
第二节 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
民国29年（1940年）3月，成立淮北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一开始就在财政经济方面订出了下列方针：保证抗日部队的给养，保证抗日人民的生活；同时要与敌人的经济掠夺作斗争，粉碎敌人以‘以战养战’的政策”(刘瑞龙：《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民国31年10月。)民国31年1月，《淮北行署施政纲领》规定“整顿财政税收及公产，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统一收支，厉行节约，铲除贪污腐化，建立廉洁政治。” 淮北“边区财政工作，完全是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当盛子瑾(盛子瑾是安徽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任泗县县长。)先生离开时，只留下二万四千元泗县流通券和五百元法币。泗县流通券，在战斗中老百姓挤兑，一概不用。几千人的部队和几千人的工作人员要吃饭穿衣，在在需款。而当时一切均未就绪，财政困难，只靠少数税收。因此，只有实行两个补救办法；一是打汉奸，一是由富户乐捐。但是所得无几，军队和政府依然过着困苦的生活。”(刘瑞龙：《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民国31年10月。) 民国29年5月之后，“着手整理财政，经费以税收为主要来源，但收入只能维持伙食，衣服还靠发行公债和食粮出口。”(刘瑞龙：《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民国31年10月。) 民国30年9月，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后，认真有系统地整顿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建立了正规的收支制度”，(刘瑞龙：《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民国31年10月。)并两次整理地方税。“淮北财粮经过最近几年的整理与全体同志省吃俭用，收支是平衡的，去年（民国32年）并且还有近五万石粮食与三千万元的节余。”(刘瑞龙：《进一步巩固团结建设淮北根据地》，民国33年年12月29日) 民国33年，淮北根据地区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原则下，“初步完成土地复查工作，固定了〔计税〕收获量，基本上弄清了土地亩数，奠定了农业税合理负担的基础，清除了历史上有地无粮、有粮无地的积弊。”(刘瑞龙：《进一步巩固团结建设淮北根据地》，民国33年年12月29日)用减发军政人员夏衣和降低口粮标准的办法节衣缩食。并开展部队与机关的生产运动，军政人员的菜金，“主要是靠他们生产来解决。”(刘瑞龙：《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民国31年10月)淮北根据地民众负担的减轻，“可以从下列事实说明它：抗战以前，安徽、江苏两省有苛捐杂税四十多种，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完全取消了，现在每保负担和民众全部收入作比较，在敌伪区，每保民众负担为全部收入的17．7％，在旧政权时为全部收入的26．6％，在抗日民主政权地区为全部收入的13％。” 一、财政收入 淮北根据地处于苏皖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以进出口货物检查税，契税、牙税、屠宰税、烟酒税以及田赋、救国公粮为正税，其他苛捐杂税一律取消。 〔田赋〕 由土地所有权者负担，是淮北地方税的主要收入。但是“皖东北税收工作的最大缺点，就是占地方税主要收入的田赋与契税，都没能有效的迅速的征收，使我们在税收方面，遭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刘瑞龙：《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民国31年（1942）年10月)所以对民国28年（1939年）至民国30年三年的田赋，于民国30年一次征收。征收率是根据地质的好坏，每亩分别征法币8分、1角、1角2分不等。有的地区改征实物，根据收获量，划分不同等级，平均征收2％。民国30年田赋改征粮食，并实行累进税制，按每人夏收粮食平均数3斗以下的免征；3～5斗征3％，5斗～1石征4％，1～1．5石征5％，1．5～2石征6％，2～3石征7％，3石以上一律征8％。为遇灾荒，酌情减免。 民国32年午季水灾，午秋两季田赋，一律与秋季公粮同时征收，并按照灾情轻重实行减免：秋收满七成的全征，收六成的免四征六，收五成的免六征四，收四成的免七征三，收三成的免八征二，收不足三成的全免田赋。 〔救国公粮〕 淮北“食粮方面，开始是派粮，个别地方有时形成吃大户。民国29年（1940年）午季开始征收公粮连同今年秋季共计征6次，始终没有固定标准。每次对于农民或地方都有些偏轻偏重。另外，总数和标准有毛病，有时顾了标准，顾不了总数，有时顾了总数、顾不了标准，主要因为对情况估计不实在。”(刘瑞龙：《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民国31年（1942）年10月) 民国31年午征，废除了以前按上等户出秋季收获量12％、中等户出8％、下等户出5％、赤贫户免征公粮的征收标准，改为以人均收获量分六级累进征收。秋征拉开档次，改为十级累进征收，最低是人均收获量5斗以上征3％，最高是人均10石以上征15％。公草随粮1斤征草2斤，比午季增加1斤。地主不分草的，不征公草。征粮品种为“有啥征啥。” 对祠堂、礼堂、教堂、公有和共有田产，一律按收获量征收10％，公草随征。 民国32年水灾严重，午征公粮未完成任务，列入秋征中一并征收，要求完成2400万斤粮食。计征标准改石为斤，分11级累进，并加征救灾粮1．5％。征收率为：每人收获量不满100斤的免征，100斤以上不满200斤的为3％，200斤以上不满300斤的为4％，300斤以上不满400斤的为5％，400斤以上不满500斤的为7％，500斤以上不满600斤的为征9％；600斤以上不满700斤的为11％，700斤以不满800斤的为13％，800斤以上不满1000斤的为15％，1000斤以上不满1500斤的为16％，1500斤以上不满2000斤的为17％，2000斤以上的为18％。地主住处不在根据地的土地，照实际收获量征收8～12％。 民国33年5月，中共华中局财经会议总结苏皖根据地征粮工作。主要规定，以每户土地数量与土质为主要依据，查定每年平均收获量，作为以后每年征收田赋、公粮的固定标准，然后以户计征。最高负担额，原则上地主不得超过其收入的35％，富农不得超过20％，中农不得超过12％，贫农不得超8％。淮北行署于当月28日发出通令，“查清所有土地，确定人民产权，改进赋粮征收，固定人民负担。”到年底，复查结果，“如泗阳县在未复查前，曾陈报七千四百余顷地，复查有九千八百顷地，增加了二千四百顷地；其余县也增加二三成不等。”(刘瑞龙：《进一步巩固团结建设淮北根据地》，民国33年12月29日)当年实收公粮3522万斤、田赋950万斤、公学产租7．9万斤，合计4551万斤，比上年增收一倍。 民国34年7月，淮北行署颁布《民国三十四年午季救国公粮公草征收办法》。根据各地情况不同，分为两种办法征收午季公粮。 对经过土地复查的地区，按复查后固定午季收获量，按18级累进税率征收。具体标准为：人均收获量不满80斤的，免征。80斤以上不满100斤的，征2％；100斤以上不满200斤的，征3％；200斤以上不满300斤的征4％；300斤以上不满350斤的，征5％；350斤以上至不满800斤的，每增加收获量50斤，递增负担率1％；800斤以上不满900斤的，征15％；900斤以上不满1000斤的，征16％；1000斤上不满1200斤的，征17％；1200斤以上的不满1500斤的，征18％；1500斤以上的，征20％。寺庙田产照以上规定征收公粮。祠堂、礼堂、教堂及其他共有田产，不满1顷的，按固定收获量征收10％；1顷以上不满3顷的，征收15％；3顷以上的，征收20％。公草随粮征收，斤粮斤草，地主不分草与商业收入折合征粮的，免征公草。午季公粮一律征收小麦，不收其他杂粮。对于纯粹植棉的土地，不征公粮。凡因灾减收不满固定收获量数额的，少一成减一成，受灾七成以上的免征。 对边境游击地区未经土地复查的，午季公粮征收原则为：敌占区没有民主政权，或者民主政权尚未公开的，采取自愿献粮办法，不拘多少，并免征田赋。游击区或是两面、三面的地区，比照伪、顽减轻为原则征收。原属根据地而新被敌伪占据的地区，根据民国33年午季负担，酌量收成，较伪、顽减轻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田赋免征。新解放的地区，采取合理摊派或献粮的办法，但征收率最高不得超过15％；已成为根据地的，照2％～20％的累进税率征收。 淮北根据地没有较大的私营商业，一般为亦商亦农或者亦工亦农，因此，对其经营所得收入，与地亩收获量合并计算，折征公粮，不征工商税。民国34年午季《征收办法》规定：凡商店、行、坊及其他商业系独资经营的，以其半年营利的半数，参照其营业状况，照2％～20％的累进办法征收公粮；合股经营的营利，由区政府决定在3％～15％的范围内征收公粮。凡系自力劳动的小手工业者（如磨面、挂面、拐粉、磨豆腐、卷烟等），照半年营利的四分之一，按2％～20％的累进办法征收公粮。纺纱织布，免征公粮。 民国35年6月，中共华中分局《关于今年午季征粮工作的决定》中，分配给第七专区4000万至4500万斤的午征任务，因全面内战爆发，主力北撤，征粮工作陷于停顿。 〔契税〕 淮北根据地对于民间不动产的买卖或典押成立卖契或典契时，于契纸成立3个月内赴该管政府投契纳税。卖契从价征收10％，典契减半。另收契税纸价每张5角。并实行逾期滞纳的重罚办法。(《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买契章程》。) 民国33年，土地复查核实亩数与产权之后，土地所有者持旧地契到民主政府换取新地契，税率降为1％。契税收入抗币96242元。 民国35年5月，执行苏皖边区政府的规定，卖契税率由8％降为6％，典契税率由6％降为3％，但随之爆发全面内战，无契税收入。 〔进出口货物检查税〕 淮北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货检税。......税率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进口的〕必需品，基本上是免征的，最高征3％；第二种是一般的日用品，如糖等征5％至8％；第三种是非必需品，如香烟及化妆品等，征12％至15％。另外有些物品是禁止入口或禁止出口的，则征20％至30％，主要是使我们老百姓能取得日用必需品，禁止敌人必需品的输出。”(刘瑞龙《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民国31年10月。)民国33年，货检税收入抗币5992366元，占总收入的45．8％。 民国34年5月，华中财经会议决定自7月1日起，淮北出口物品换回的物资，经淮南进口过境运往淮北时，如在淮南已纳进口税的，淮北按淮南税额补征二分之一。淮海物品经淮北过境出口时，淮北按淮海税额补征四分之一。同年12月，苏皖边区政府《进出口及转口货物征税暂行章程》规定：“已税货物在本边区内不得重征。惟准津浦路东、路西地区（即原淮南、淮北民主抗日根据地所辖地区）得互征出口税。已征出口税之货物，两地均不准再征进口税。” 〔盐税〕 淮北根据地的盐税在进出环节征收。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淮北行署为了对食盐的需要和争取西运食盐过境，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了“轻税保护”政策，大小盐商争相通过淮北地区南下或者西运，盐税收入不断增加。以民国30年5月为100计算，6月，增加200％，7月400％，8月550％。民国33年，淮北行署决定，对过境食盐征收10％的平衡税，平衡财政收支，当年盐税收入抗币4255875元，占工商税收入的32％。 民国34年5月，华中财经会议决定，自7月1日起，控制食盐运销，阻止食盐流向敌区经长江水运至顽区，必须尽量向淮南、淮北通过解放区西运。淮北取消食盐平衡税，由苏北运往淮南经过淮北时，淮北征过境税10％；由苏中北运淮北津浦路西时，淮北除征10％过境税外，至淮北西路时，再征10％的出口税。同年10月，华中财委扩大会议决定，两淮盐税由两淮盐务管理局就场征收。不论大中小子盐，每担一次征华中币20元，不另征出口税。但在淮北、淮南地区的津浦路西出口时，准许再征出口税华中币10元。 民国35年1月，苏皖边区政府决定，自2月1日起，大子盐每百斤（漕秤）改征边币50元，小子盐改征14元，均就场一次性征收。但对原淮北、淮南的津浦路西地区，特准按照定额重征盐税，以解决这两个地区的财政困难。 〔营业税〕 淮北根据地的安徽部分，原对市镇经营工商业户不征营业税，而是按照其盈利收入折算征收救国公粮。自民国35年（1946年）年春季起，根据《苏皖边区政府营业税暂行章程》，开征商人营业税。营业税总额为路东地区300万元，路西地区根据《章程》自行规定。税率为：按营业总收入额计税的，征收5％；按资本额计税的，征收1％。民国35年5月，调整税率，前者为8‰，后者为15‰。已征产销税的工厂、作坊、免征营业税。对每月营业总收入额不足400元、营业资本额不足4000元，以及国防、交通与其他公营事业等，都免征营业税。 〔产销税〕 淮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之后，根据生产情况，只对烟叶、烟丝、土酒等少数产品征税。其中烟丝为人民普遍消费，于民国32年（1943年）取消征税。 民国33年，烟酒等产销税收入抗币186158元，低于牙税和屠宰税，只占税款收入的1．68％。 民国34年12月，执行《苏皖边区政府产销税征收暂行条例（草案）》，对手工业及机器工业，就其制成品征收产销税。最高税率是薄荷油征收15％，最低税率是肥皂、植物油、纱布、皮革等类征收3％，其他分别为8％、10％不等。产销税归购买者缴纳，由出售的厂坊代征、代垫、代缴。对“某一地区之工业、手工业，如有奖励其生产之必要时，得呈请边区政府批准，于一定期间内减免其产销税。 〔牙税〕 计税依据为佣金收入，由牙行缴纳。淮北根据地建立之初，土行按一般牙行税章程征收，“不但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而且还形成牙行纳税负担不合理的状况。”(《苏皖地区财经工作总结》，民国30年11月16日)民国30年（1941年）8月起，淮北行署整顿土行牙税，按营业额多少确定等级，征收税款。当月牙税收入比上月增加1倍。除土行外，淮北牙行有粮行、牲畜行、盐行、猪行、花布行、杂货行等，均依规定征税。个别地区经专署批准，可以增设木行、烟叶行、窑货行和饼油行。 民国33年，牙税收入抗币284706元，在税务收入次于货物检查税和盐税，居第3位。 〔屠宰税〕 是淮北根据地普遍开征的一个税种。纳税人主要是屠宰商人，养猪户年节自宰自食也。要纳税。计税依据为从量定额征收。但由于法币不断贬值，税额随之调整。 民国33年（1944年），屠宰税收入抗币202131元，占税务收入的1．8％。 〔罚没收入〕 淮北根据地的罚没收入，主要是对违犯财税纪律的罚款和没收货物变价，以及禁烟收入、司法罚金收入。 民国33年（1944年），罚没收入抗币235193元占财政总收入的1．8％。 〔公学款产收入〕 包括公产和学田租两部分。建政初期，由地方行政或税务机关代管，租册不全，致使私人把持，租头从中渔利。后由行署教育处、全边区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用作教育经费，并经过部分整理，据泗五灵凤等7县统计，有学田161957亩，额定租金31268元，租粮568石，房屋47间。 淮北苏皖边区各项收入表 表5—2—5（民国33年）单位：抗币，元  二、财政支出 淮北根据地的财政支出，主要是保证供给，其次是教育经费及地方行政、武装等项开支。 〔军费支出〕 是保证新四军第四师的军需供给。根据地初创时期，军费开支极端困难：“当时新四军的四总队七天没吃盐，夏天穿棉衣，吃饭只是高粱馒头灌开水。”(刘瑞龙：《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民国31年10月)以后，整理财政收入，供给有所好转。军事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民国30年（1941年）8月为75％；民国31年占74．38％。 民国35年4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中分局决定，除主食外，菜金标准，野战军每人每天5钱盐、5钱油、1斤菜，地方部队每人每天4钱油、4钱盐、1斤菜，都供给实物；津贴费，不论党政军人员一律每人每月1斤猪肉；日用品，野战军照发，地方部队生产自给。 〔行政费支出〕 主要是政府机关人员供给和办公费用等。民国30年（1941年）11月，淮北苏皖边区第一次财经会议决定厉行节约，减少行政费用开支。在办公费方面，规定1个信封用4次，私人不准用公家信封，点灯限量限时，来客不招待烟酒，轻伤不准住院等。并两次精节人员，行署干部由156人减为56人，战斗员由100人减为34人，勤杂人员由104人减为11人，除津贴、服装外，每月节省公粮15600斤、菜金4262元。并对区乡（镇）行政委员等实行义务职。行政费用开支由民国30年8月占财政总支出的12％，（不包括财务费3％和保安费2％）降到民国31年5．28％（不包括财务费3％）。在此期间，淮北根据地还对行政机关干部和货检处工作人员，实行工资津贴：行署处长以上干部每月5元，秘书、局长、供给主任、县长每月4元，科长、科员、股长每月3元，区员、乡长以下人员每月2元；货检总局局长、科长每月9元，货检局长、科长8元，分局主任7元，所长6元，其他财务人员一律5元。 民国33年，部队与政府机关人员进一步节衣缩食，除减发夏衣外，“粮食，主力每人每日减发1两，后方机关减发2～3两。”(刘瑞龙：《进一步巩固团结建设淮北根据地》，民国33年12月29日。) 民国35年1月，苏皖边区政府《地方机关学校各项供给标准》规定，财政开支分为经常费、临时费和准备金3部分（详见该志淮南根据地财政支出）。 〔教育费支出〕 民国30年（1941年）8月占财政总支出4％，民国31年上升到6．55％，高于行政费的0．73个百分点。教师待遇不断提高，民国29年，中学教师月工资20元，民国30年提高到45元；小学校长月工资50元，教师月薪粮食80斤，办公费每年200元。淮北中学教师月工资10元。比行署处以上干部高出1倍。 同时规定《中小学生减免各费暂行办法》，对贫苦抗属、敌伪区失学青年及离校较远的学生，采取不同办法，给予减免费用。 全区创办了抗大四分校、江淮大学、淮北中学、行政学校、建设学院、卫生学校、职业学校和各类训练班；10所县中学；小学由根据地创建时的30所发展到806所，教职员工共1952人，在校学生63100人。 淮北行署还投入大量经费，发展文化事业，创办拂晓出版社、拂晓报，出版数十种刊物。 民国32年，淮北行署规定《教育经费及粮食开支标准》如下表： 淮北行署教育经费及粮食开支标准一览表 表5—2—6（民国32年上半年）计算单位：法币  〔经济建设费支出〕 淮北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事业，财政方面以税收优惠、拨款以工代赈和通过银号发放各种贷款等方式，促进其发展。 民国30年（1941年）8月，建设费用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11月，淮北行署第一次财经会议提出，(廖原：《苏皖边区的财经工作》，民国30年11月16日)在增加农业生产方面，一是奖励垦荒，开垦熟荒1年内不交租、不纳田赋、不缴公粮；开垦生荒，5年不交租、3年不缴公粮，此后有永佃权，租额30％。二是振兴水利。在工业生产方面，发展手工业，建立小型工业。在发展贸易方面，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对内贸易自由。 民国32年11月，淮北行署决定生产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在现有生产基础上发展生产，以农业为主，以工业为辅，发展私人农家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组织机关部队进行生产。”(《淮北行署关于开展建设的决定》，民国32年11月。) 民国33年，金融贷款抗币49995270元，财政贷粮25481788斤，合计折款177405210元，支持工农业生产，特别是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和兴修水利。年底，纺车已发展到3万余辆，织布机达2500架，“边区已由从来没有纺织手工业的地区，变成手工业的农村了。”并“更有效的推进了水利工程。仅今春一季统计，全边区的水利工程计修大小堤坝四千二百二十六里半，受益地亩三万七千八百九十二顷......共费六百二十万元。其工程之大，可想而知。”(邓子恢在《淮北党政军民各界人士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民国33年12月。) 〔优抚赈济支出〕 民国30年（1941年）12月，淮北行署颁布《淮北苏皖边区优待抗属条例》，凡参加抗日军人的嫡系亲属，持有团以上单位的证明文件，经审查合格并领有抗属荣誉证的，免除田赋、减免救国公粮及一切临时负担，对抗日牺牲或残废的军人、抗属，由行署发给抚恤金或残废金。此后，淮北行署又制订《优待抗属代耕办法》、《人民抗日自卫队队员伤亡处理办法》，进行优抚。 民国30年，淮北行署成立急赈委员会，行署主任任主任委员，财政处长任常务委员，统筹全区急赈事宜。民国32年，泗五灵凤县受灾严重，行署拨发赈款、贷粮等共计540万元。民国35年，苏皖边区遭受严重灾荒，400万灾民嗷嗷待哺。4月，边区政府发行救灾公债9200万元，以40％作为直接救济，60％以工代赈，计划分配第七行政区1100万元，第八行政区600万元，实际分配2300万元。月息二分，从当年11月1日开始本息全部清偿。 三、预算管理 民国29年（1940年），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颁布《各机关预算规程》和《各项公款收支规程》，在整理财政收支制度上要求“三统一”——统一征收规程，统一票照印发、领用，统一税款收解。 民国30年，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以后，建立正规的收支制度。主要是： 划分省县款。将货检税、盐税、特税全部及田赋，契税各50％划归省款。主要是供给主力部队与边区各机关开支。另将牙税、屠宰税、烟酒税全部及田赋、契税各50％作为县款。“这样不仅保证了主力部分的供给，并促进各县政府对财政税收的注意，对于地方税的增加，起了很大作用。”(刘瑞龙：《淮北苏皖边区三年来的政府工作》，民国31年10月) 同时，实行统一预算制度。“民国31年10月间，颁布了《会计程序》、《预决算编造办法》，确定会计科目、帐目格式、各种经费预算标准。为了监督财政收支是否合法合理，民国31年5月，边区一级建立了审计制度。民国31年1～6月的半年中，节省了经费开支5万元。为了统一保管各项收入，边区设立了总金库，各县设分金库。提出‘一切收入归金库’的口号。未经负责机关的批准，不得动用分文”。 民国39年12月，苏皖边区政府颁布《各种款项统一收支规程》，第七第八行政区据以执行。 四、机构设置 〔财政机构〕 民国28年（1939年）11月，在成立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的同时，设立财政处，处长雷明，副处长廖原。民国29年7月，成立淮上办事处，下设财政等7个科。并于民国30年改为淮上行政公署，下设财政等处。同年9月，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领导淮北根据地的一切政务，下设财政、食粮等7处。淮北行署一度设立审计处，民国31年改为财政处审计科。民国32年3月，淮北行署决定各县、区（除洪泽湖）原设粮政、建设两科及财粮区员与货检局、货检分局，组成财政（财务）局，均属各级政府直接领导。民国34年冬，成立苏皖边区政府后，第七、第八区行政公署设立财粮处，县设财粮科。 〔税务机构〕 淮北根据地初建时，设立货检处和税务局两个系统，分别征收货检税与地方税。民国29年（1940年）底，将两个系统合并成立货检总局，下设分局、分派所，统一征收工商各税。民国30年冬，由于地方税未能很好开展，货检税的偷漏现象又比较严重，在行署财政处的领导下，分别设立货检总局与税务总局两个系统。税务总局系统按行政区设置机构，货检系统在交通要道设置机构。民国32年，两个征收机构与粮政科等合并，组成各级财政（财务）局，统一征收工商各税，均受同级政府直接领导。民国34年冬，财政、税务机构又分别设置，除田赋、契税外，工商各税一律由各级货管局系统征收。 民国30年9月，淮北行署成立之前，田赋、公粮均由财政部门征收。行署成立后，行署设立食粮处，下设管理、运输、会计3科；区设财粮区员和办事员；乡公所不设机构，由副乡长兼理，并设粮食助理员1人；保公所由正副保长兼任，不设专门工作人员。后为做好田赋、公粮征收工作，县、区、乡各级政府都成立田赋公粮动员委员会，保公所成立食粮委员会。民国35年1月，苏皖边区政府首次财粮会议决定，县改为粮赋局，区设粮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