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一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加重压榨，激化了社会矛盾。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并挥师北上，于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定都南京，称为天京。 太平军北上途中，于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十七日克望江、安庆，十九日夜克池州，二十一日克铜陵，二十五日由太平、六合直捣南京，二十一日克芜湖、当涂，二十八日克和州，十一月“皖北各邑多陷”。(原载《皖中发匪纪略》，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四年（1854年）二月，“徽、宁各属俱陷。”(原载《皖中发匪纪略》，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但不少州县时克时失，有的经过多次“拉锯战”。只有从滁州、巢县、庐州、舒城、桐城、安庆、潜山一线向南接建德（与东流合并为今东至县）、东流、池州、铜陵、繁昌、芜湖、当涂一线成为一大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 太平天国在安徽的财政政策，田赋方面是“照旧交粮纳税”，并没有实行“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的《天朝田亩制度》；在工商税收方面是征收关税、手工业产品税和商税、牙税；并在攻克城市时没收官府库藏（即“打先锋”）和接受人民捐献（即“进贡”）等，以保证军政费用支出。 一、田赋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翼王石达开到安庆督理皖赣两省军政民务，征收租赋和工商杂税。“石达开既踞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收罗2004-5-15无赖充伪乡官，征租赋，立榷关于大星桥，各所支河曲港遍设伪卡，苛佥欠杂税。”(李滨：《中兴别记》卷九，《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第145页。)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杂以九等，好丑各一半。......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凡当收成时，两司马(太平天国的基层干部，每25家设两司马1人，管理伍长5人，每一伍长管5家。)督伍长，(太平天国的基层干部，每25家设两司马1人，管理伍长5人，每一伍长管5家。)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但两司马存其钱谷数于簿，上其数于典钱谷(太平天国建制，12500家设一军帅。每一军帅下设“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师帅、旅帅兼摄。”典钱谷，典出入，为管理财粮出纳的官员。)及典出入。(太平天国建制，12500家设一军帅。每一军帅下设“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师帅、旅帅兼摄。”典钱谷，典出入，为管理财粮出纳的官员。)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 由于战局不稳定，行政机构不健全，土地制度作上述重大变革，确非短期内所能实行，即使实行，在财政上也无多大收入，不得不作改变。 同年，东王杨秀清等，向天王洪秀全奏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洪秀全批示：“胞等所议是也，即遣佐将施行。” 从具体史料上看，安徽的田赋政策，也是“照旧交粮纳税。” 据储芙技的《皖樵记实》记载：“四年秋七月，贼勒征地丁银。五年正月，贼鸣锣催银粮。六年（1856年）冬十月，潜贼索粮。七年三月，伪乡官议，每亩捐银三百七十五文；闰五月，贼勒征上忙地丁银；秋七月，勒征下忙地丁银，每亩复收钱二百文，限同缴；冬十月，贼勒每亩收钱二百文。八年（1858年）五月，贼勒每亩收钱二百文，米六升。” 桐城县现存安徽省博物馆的太平天国发给粮户朱浣曾，自咸丰四年至咸丰七年交纳上忙、下忙地丁银与纳米执照共7张，也证明是“照旧交粮纳税”，没有实行分田定等和设立农村圣库。其中，咸丰七年的“春纳执照”上写明，朱浣曾有田三亩五分，春纳、秋纳两次共缴赋银三钱三分，平均每亩不足一钱银。太平天国的田赋征额，基本上按旧例征收，并且稍有减轻。其他如芜湖、太平、铜陵、贵池等县，也是按旧例征粮。直至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还发给无为州粮户官经编的“春纳执照”。 太平天国政权在安徽征收田赋，一是由土地所有者直接向乡官交纳，领取“执照”；二是土地所有者如果逃亡，不在当地，则实行“着佃交粮”的办法，桐城、当涂等县都有史料记载。 二、工商税收 太平天国安徽管辖区的工商税收，主要是关税、手工业产品税、商税和牙税。 （一）关税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安庆、芜湖后，先后设关征税。 安庆关设于咸丰三年九月，“贼于安庆大星桥设立榷关，......因沙洲基地增长丈余，四围秋瓦以石，上建崇楼，以炮船十只环之，铁锁木筏横截江滨，以阻民船”，(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三，见《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323页。)征收过境货物税。 芜湖关，主要征收皖南宣城、广德等地出江商船的货物税，并向外国商船征税。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天王同族兄弟洪仁茂谕令长江运货外商：“天朝设立海关，征收关税原有定章。凡商船往来，无论何人所有，一律须照章纳税，不得偷漏。洋人在长江上所有商船甚多，如每经一海关必须停泊纳税，必至延阻不便。为此，特谕令各外国军舰得知：凡各外商货船在长江行驶，其上行者在芜湖关纳税。”(《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食货券》，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7月版，第671页、703页)所以，“英人林利著书，盛称太平天国关税制度之优良简便，谓货税只须缴纳一次，即运输无碍也。”(《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食货券》，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7月版，第671页、703页)此外，“外商来皖南采购茶叶，必须请领太平天国官方发给护照和通商旗，才准许进入地界。咸丰十一年，广东商人容闳之受外国公司委托，携银4万两到太平县购茶叶6．5万箱，经芜湖运上海出口。”(《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食货券》，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7月版，第671页、703页)按关税则 （二）手工业产品税 太平天国九年（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初六月，真忠报国启天福兼中军安徽省文将帅张朝爵，发给怀宁县朱物吝、朱玉桂《榨坊凭照》一张，按照油榨大小，征收产品实物税。主要内容是：“照得国家开创之初，军需均宜充足。而各色牙行业已定有额课，惟油榨一款从未税及分文。向因库帑丰盈，姑从宽免。兹者舆图未广，采办维艰，故不得不税取若干，以资接济。今特议立章程，每榨给凭一张，大榨一榨能出油二百余斤者，则每日取税油四斤；小榨能出油一百余斤者，则每日取税油二斤。于民则所出无几，于国则不无小补。兹据怀宁县右一营良民朱物吝、朱玉桂在朱家街地方开设小油榨一筒，每日该纳税油二斤。为此，合给凭照，俾尔收执。自给凭之后，所有应给税油，照榨大小额数，每月一解，至总油盐衙门过秤查收，领取印挥，以备查核。至各榨坊于某月某日开榨，必到总油盐衙门禀明，以便按月收税。如私行开榨，即照以漏税治罪。至某月某日收榨，亦必到总油盐衙门禀明，以便按月销号；如私行收榨，即照以周年收税。未领凭私开油榨，查出不惟（约缺10个字）该榨户人等拿问治罪。......2004-5-14尔榨户人等须知，今虽稍助军需，不惟得以乐业安居，即于本来资本中亦断不至有亏损也。 朱物吝 右凭裕字第二十号给榨户收执” 朱玉桂 （三）牙税、商税 牙税是太平天国在安徽的通行税种。安徽省文将帅张朝爵在发给《榨坊凭照》上提出“各色牙行，业已定有额课”。另据《金陵杂记》记载，“皖、楚、江右沿江内外，逆匪所陷各省府县，亦照旧设立伪郡县。......其县伪监军系搜查从前征册，索取钱漕、渔、芦、牙税”。 商税即店铺捐。开业者除领《店凭》时须缴纳店凭费外，还按其资本或营业额的多少收捐。 三、“打先锋”和“进项”收入 “打先锋”，即战争缴获。这项收入，是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一项重要财源。太平军克武昌时得藩库银70万两，克安庆又得30余万两，加以广州、九江等地缴获的物资和军火，所以太平军进攻南京时，“水面舟只万余，各尽满载粮食等件。”(《李秀成自述》第5页) “进贡”又称贡献。太平军西征时，皖、赣、鄂各省人民纷纷进贡。皖南绩溪、祁门、黟县人民主动迎接太平军“入岭吊民”，“黟富集巨资以献。”(《杨沂孙文集》，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119页。) 此外，还有征收特别费的。如潜山县在太平天国四年（1854年）四月，勒贡黄金200两；五月，洪秀全三子出世，勒收户米；七月，收“报效米”每户30斤。五年（1855年）五月，勒捐“刻书费”并勒办军用品等。同年夏，潜山监军随田摊派制造火药用的红粉捐（即熬硝捐）。 四、门牌费 制发门牌是太平天国政权普遍施行的乡治制度。门牌费是太平军在安民后颁发居民门牌时，本富者多出、贫者少交的原则，一次性收取的费用，为地方收入的大宗。 制发门牌，在安徽普遍推行。“三年（1853年）十月，殿右捌指挥杨札谕繁昌荻港人民谓：“翼王石达开‘率师抚绥尔安徽等处，现今该省各郡、州、县俱已投册者，请领门牌，何尔繁昌县诸镇至今未见前来，殊属藐法’”。(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五、军政供给 太平军在安徽的军政供给，未见史料记载。但太平天国始终实行军事公产制，一切财物均归圣库，日用所需均由公库按人配给。据《贼情汇纂》口粮篇记载：“伪朝内各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给。军中亦然。虏劫充足姿意浪掷，来源不继亦甘淡泊。......惟礼拜钱及粮米油盐一律皆有定制。伪官每人每七日给钱百文；散卒半之。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给米二百斤、油七斤、盐七斤而已，虽虏劫极多，亦毫无加增。若资乏粮尽之时，或减半发给，或全不给发。......盖所发买菜钱每人每日只发七文，即蔬食亦复不敷，故不得不向贼目乞取也。” 太平军初到安徽时，军政供给尚能维持。嗣后，由于连年战争，田地荒芜，农业无收，财源枯竭，加之圣库制度不能贯彻，公款私有现象极其严重，以致“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辅王与古隆贤、赖文鸿等联合去皖入赣时曰：‘与其饿死江南，不如战死江西’”。(《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食货券》，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7月版，第7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