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统治区 在抗战时期，因经济封锁，交通梗阻，商品紧缺，市价地差悬殊，为商业投机创造极为有利条件，以致当时，如界首、河溜集、繁昌、叶集等城镇的商业一度畸型繁荣，集市出现过短暂的发展。但国民政府当局不仅未能因势利异，促进战时流通，反而到处设立货物检查站，以后又成立护商缉私队，“雁过拔毛”，层层掠夺。国民党军政界的商业投机活动日益猖獗。民国29年（1940年）起，以安徽省名义在立煌（今金寨县）设立安徽省企业公司，以国民党军第31集团军司令部名义设立的“兴安企业公司”以及在“立煌”和国民政府统治区各县设的“供应社”等，都争相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运往沦陷区销售，从沦陷区购进包刮日货在内的各种工业品在市场高价销售。名为“抢购进口物资及运销本省过剩土产，物资互流，贸易有无”，实则中饱私囊。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和地方官僚资本加深了对安徽经济的掠夺，民族工商业未能恢复，反而每况愈下，日益衰败。民国35年11月《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商品大量涌进安徽市场，严重影响了地方民族工业的复苏；其次是国民政府对在沦陷区就地营业的商人和一些因不堪官僚资本压榨而外逃的商人，不加区别地视为“经济汉奸”，斥之为“奴性”，横加惩处。而国民政府的一些地方军政人员则乘机直接经商，凭借权力，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操纵了市场。由于国民政府全面发动内战，军费支出浩大，加上各级军政人员的贪污腐败，财政赤字逐年增大，无限制地投放货币，造成空前的通货膨胀。以合肥为例，民国26年6月，1万元法币可在市场购买大米260吨，到民国37年11月仅能买到0．072市两，两袋钞票不够买一袋面粉，两筐法币买不到一担稻谷。民国38年“8．19”限价后，物价飞涨的势头设有得到遏制，一发不可收拾。安徽工商业户多数破产，城乡经济陷入萧条之中。 二、日伪占领区 在日伪占领区，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加强对日货的倾销和资源的掠夺，另一方面则加紧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贸易封锁。在抗战开始后，日本洋行随着日军大批进入安徽境内。民国28年初，安庆日本商行只有5家，民国32年就增至30余家，并通过汪伪地方政权组成广大推销网络进行推销。民国32年，合肥县在商会登记的300家商户中，专门经营五洋商品的就达60家。合肥、芜湖、安庆、蚌埠等地都成立五洋公会。此时所谓洋货已不是战前进口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商品的总称，而是专指日货了。由于日货的大量倾销，致使各地经营国货的商店倒闭。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安徽境内的重要物资，仅合肥一地就设有专收各种皮张的日货洋行，专收生猪的同浦洋行，专收桐油、牛油等工业原料的昭和洋行，还有另外两个洋行专收铜、锡、钢等金属材料。对于日伪占领区以外则实行严密的贸易封锁，在边境地区设立管理机构，严禁主要生活用品和军用物资的输出。日伪占领区内到处设立关卡，仅从芜湖到合肥就设有20多道关卡，对主要物资限制流通。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合肥县政府在民国30年向当时的“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安徽省分会”所作的咨呈中就曾说过：“就本县而言，民众生活始因兵灾、匪灾、已愿枝，去岁又值大旱、农作物完全减收，遂造成民不聊生现象。益以两方均行封锁政策，物资不许流通，工商辍业，经济贫困情形已达极点。为有资本者，极易乘此物价飞涨之时囤积图利，坐获盈余，贫泛之流，谋生无法......”。 三、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创了淮北、淮南、皖江3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各根据地内通过减租减息；注意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商业普遍贯彻对内自由，对外管制的政策。保证物价稳定，有计划组织剩余农副产品及消费品生产和销售，防止奢侈品、毒品输入，争取贸易平衡与出超；组织商行，帮助合作社进行物资调剂；团结商人，限制和孤立奸商，集中与敌作坚决斗争，确保商人能从敌占区换回医药、军火及生活必需品。协助江南银行确立淮南币为本位币，限制法币，打击伪币。为了粉碎日军“以战养战”的阴谋，根据地的民主政府严禁粮食调出，需要调出的粮食，由政府贸易管理局统一组织，采用以物换物的办法，换回布匹、纸张、西药等急需物品，对其它农副产品则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调出，并组织和利用小商贩到敌占区采购根据地紧缺的生活、文化用品和军需品。皖江根据地利用其靠近南京、芜湖、安庆等沿江城市的地理条件，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对外贸易。各个根据地之间，经济相互支持。贸易方式上，基本是以物换物，调剂品种，互通有无。此外根据地民主政府对内从优从轻通过发放低息工商贷款，灵活运用税收政策，有利于根据地的商业经营；反之对敌人则从严从重予以控制，借以打击敌人，保护根据地人民的利益。但由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犯，民主根据地的市场商品一直处于严重的紧缺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