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安徽市场价格由商会或同业公会公议，同一地区同种商品零售价大致相同，虽有涨有落，但市价格基本稳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统区、沦陷区，互相经济封锁，流通堵塞，商品吃紧，物价由初期缓缓上升到急剧上涨。民国26年（1937年）8月安徽省政府致电全省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各县政府；“查时局严重，报为密切注意，关注民生日用生活用品之价格，以防奸商投机操纵，发生不正当涨落等情事，并具报察核准为要”。嗣后安徽省政府颁发《平衡物价暂行办法》，对米面、盐、食油、糖料、煤炭、火柴、土布、药品等生活必须品价格，依照新制度量衡器具折合议定，各商会同业公会负责执行。民国32年2月，成立安徽省物价管理委员会，并通令改组评委会。同年皖南行署正式公布食物类、衣着类、杂类等23种（类）商品实行限价，各商号不准擅自提价，涨价或提价必须有充分理由，并呈报核准，为政府直接干予市价之始。民国33年（1944年）安徽省政府颁发布告，实施限价的商品。有大米、小麦、面粉、食盐、棉花、棉纱、棉布、柴草、木炭、煤炭、毛边纸、油墨、报纸、猪油、猪肉。民国36年9月，国民政府颁发《评议物价实施办法》，但物价涨势有增无减，步步上升，通货日益膨胀。民国37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和全面实施限价措施，收效甚微，物价再次狂涨，完全失控。以合肥为例，民国37年秋、市场物价指数为民国26年6月的7207万倍。如当时1万法币可在市场购大米260吨，到民国37年11月仅能买到一担稻谷。物价飞涨，金圆券在安徽流通的时期只有6～8个月，而物价上涨120万倍；流通票子越来越多，商品越来越少，经济恶性膨胀，城乡市场陷于瘫痪。 安徽解放后，面临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投机商趁市场物资短缺，抢购商品，囤积居奇，市场秩序混乱，从民国38年4月至1950年2月，全省范围内先后出现3次涨价风潮，以粮食、棉花、银元最为突出。芜湖在一个月内，纱布上涨60．5％，粮食上涨47％，日用品上涨62％。为此，全省各级人民政府，采取行政和经济措施，统一行动，平抑了市场物价。 1949年11月26日，徽州专署发出《对当前物价的紧急措施》，加强市场整顿，打击投机行为，严格限制私商经营范围，银行停止贷款，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统一步调，不计盈利，组织货源，随市场抛售。组织各单位和经济部门的干部进行市场调查，对个别较大商号的投机行为予以查处，各县经济部门，必须为稳定物价统一行动，到11月30日，屯溪市纱价压到每件330万元（旧人民币），龙头细布每匹压到13．2万元，米每担压到5万元。歙县龙头细布每匹压到13．2万元，米每担压到4万元，纱每件压到345万元。祁门龙头细布每匹压到14万元，米每担压到4万元，纱每件压到350万元。 皖北、皖南行署成立初期，在蚌埠和芜湖分别设立公营贸易总公司，有重点的设置了分支机构，通过贸易手段，吞吐主要商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打击囤积居奇，平抑市场物价。皖北贸易总公司成立后，近一年时期内，即组织收购粮食6000多公斤，大部分运往上海支援解放军南下作战，并换回市场急需要的工业品。同时还以适当价格收购部分油脂、茶叶、明矾、皮毛等以维持一定生产水平。对地方一些工业品，进行代销，其所需的原材料也给一定数量的供应。皖南贸易总公司自民国38年4月至1949年底共收购茶叶4．77万担，还收购了桐油、青油、菜油、棉花、烟叶、蚕茧等农副产品，从上海运进各类工业品，平衡市场供应。在秋后粮价猛跌时，又投放80多万元，及时收购新粮，防止“谷贱伤农”。 1950年3月，政务院先后发布《关于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皖南、皖北行政公署于1950年上半年在皖南、皖北贸易总公司的基础上，正式组建国营专业公司，在此前后，又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增加国营和供销社网点设置，扩大经营规模。新成立的国营专业公司，建立贸易金库，实行资金大回笼，使国营企业的全部资金，实现了统收统支，统一管理。同时还建立了商品调拨制度，实行物资大调拨，严格执行商业部核定的调拨计划，市场开始为国营经济所控制。当年4月，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上半年收大于支，货币大量回笼，银根紧缩，迫使私商出售囤积的大量商品，市场价格开始下跌，芜湖市场批发物资指数，以1950年3月为100，4月为90．82，5月为87．6。6月，抗美援朝开始，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影响物资出口。当年，国内农业丰收，货币投放增多，市场物价再次出现波动，中共中央针对当时情况，及时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积极组织和发展生产，打击私商投机活动。与此同时，全省国营商业系统，一方面提高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加强农副产品收购，大力组织城乡物资交流，掌握市场主动权，有效地控制价格波动。随着国家财政状况迅速好转，市场商业供应日益增多，价格趋向稳定，全省零售价格总指数，以1950年为100，到1952年，物价总指数仅上升到105．6％，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的局面终于结束。 1953年随着国家对粮食、棉花、食油、生猪等农产品统购、派购政策的实施，和计划收购农副产品范围的扩大，安徽省从是年开始对集市价格进行控制，严格监督私商执行统购统销和专卖的价格及经销代销的商品牌价，国营供销社不经营或少量经营的一般物资，价格可稍高或稍低于牌价。在一定范围内，对某些物资通过议价、核价、限价等方式进行管理。农村自销农副产品，开始限制其销售价，1954年建立国家领导下的粮食自由市场，粮食价格以国家统购统销价为标准，严格控制在3％以内上下浮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初步形成了计划价格管理体制。 1957年开放市场、恢复集市贸易，但价格不够灵活，农业社、农民在当地市场销售自产产品属国家统购派购农副产品范围，均以国家牌价进行交易；国家统一收购的物资，农民自产自销，自购自用时，以国家牌价为准，不得任意抬高市价；手工业和经批准的商贩在集市采购时，均应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自产自销工业品。手工业产品，国营商业有牌价的按照牌价出售，没有牌价的，参照同等质量商品价格出售；凡由合作社和商业部门供给货源的合作小组和商贩，按照规定的零售价格销售；自找货源的商品，按牌价出售，无牌价的，参照同等质量商品价格出售。 1959年8月，淮南市人民委员会制定《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对统购物资由指定单位按国家牌价收购。自由购销物资，不论批发零售，有牌价的不得高于国家牌价，无牌价者双方按质分等参与市场议价。工业、手工业出售国家允许自产自销产品价格不得高于国家牌价，无牌价按主管部门批准或同业议价，经审批执行；修理服务业按规定标准收费，无规定或收费不合理的均经同业议价，报主管部门批准；农村出售农副产品和工业品，执行国家收购价格；公社供销部门向国营供货，按批发价，销售按零售价；公社之间零星产品交易以市场销售价为准；公社经营的饮食服务、交通、文化事业收费标准，报区公所批准。由于牌价商品断档，黑市交易难以杜绝，其价格一高再高，1958年母鸡每斤0．55元，1959年每斤高达2．5～3元；青菜价格也高出市价1～3倍。1961年，国民经济开始调整，放宽市场调节范围，农副产品实行议价购销，凡进入集市的农副产品价格不作硬性限制，贸易货栈为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工厂企业等单位代购、代销商品时，按照国家定价和国家规定的议价幅度协商议价，不准高收贵买；农民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由买卖双方议价，允许有高有低、有涨有落。灵活的集市价格，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恢复，上市农副产品逐渐增多，到1963年集市价格开始大幅度回落。以徽州专区集市价格为例，1963年末，集市价格总水平比年初下降50％左右，其中：粮食下降47％、油脂（料）下降40％、蛋品下降33．4％、木炭下降33．8％、生产资料下降40％。 1965年，国家取消工业品高价供应政策，恢复牌价供应，主要农产品和副食品按计划凭票定量供应，禁止一、二类统派购和计划收购农副产品上市，集市差价进一步缩小，与牌价相比略高或相近。“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集市贸易采取多种限制，不断地扩大统购、派购和计划收购农副产品范围，市场价格虽较稳定，但商品供应紧张，黑市交易活动日益增多。 1978年，国家实行放开搞活的经济政策，调整价格结构，改革价格管理体制。为了适应已经开放了的集贸市场，1983年10月，商业部管理的一、二类农副产品由46种减少至21种。1982年、1983年国务院两次放开510种工业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1985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订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市场调节价格，至此，农副产品市场全面放开，多渠道流通，集市价格不受限制。通过改革，现行物价管理体制，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3种形式，即国家牌价、浮动价格和市场调节价格相结合的物价管理体制。安徽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