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刑事审判分为普通司法审判和特种军法审判。如盗窃、伤害、妨害婚姻家庭等案件，纳入普通司法审判；特种军法审判则依据《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盗匪暂行条例》等特种刑事法律，实行军法秘密审判。民国19年9月，“金鸡山暴动”的领导人孙敬纯即被国民党当局秘密审判后杀害。还指派县“调查室”(中统)搜捕共产党员，捆绑吊打群众20余人，村民孙理才等2人被打成终身残废。民国23年中共望江特区委举行“十月暴动”失败后，暴动队员李秀松、徐红秀、童报林、檀九保4人经秘密审判后遭杀害。抗日战争胜利后，群众要求惩办汪伪大队长徐迪民，省保安司令部电令望江究办，县长龚兆庆因受其贿却让其逍遥法外。
1949年，司法科共审结“剿匪”、“反霸”斗争中刑事案29件。1950年12月配合土改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8月共受理各类案件1043件，1075人，审理结案943人，其中判处死刑238人，死刑缓期2年执行18人，无期徒刑3人，有期徒刑362人，管制126人，教育释放196人，未结案的132人，其中移交公安、法院的48人，转外县的29人，保外就医13人，牢中病死19人，悬案待结23人。
1957年，县法院审理“国际联军反共处上海支处望江分处”反革命案，判处首犯史镜明等16人死刑。1958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将原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上升为反革命问题，一度出现非罪定罪、轻罪重判、草率下判的偏差，全年审理反革命案1161件。雷港乡村民王某，对大办人民公社想不通，说“猪鸡要归公，不如杀吃了”，于是宰杀家中2只鸡鹅，几个邻居也随之宰杀17只，县法院以“造谣破坏人民公社罪”判王有期徒刑5年(后平反)。1961年，实行党委审批案件制度，逐渐纠正“左”的倾向。从1952年到1965年，共审结刑事案件6930件，占建院后审结刑事案件总数的73％，其中反革命案1309件，杀人案26件，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案61件，破坏互助合作案24件，破坏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案113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军管小组、人保组行使审判权，审结各类案件127件，其中以反革命、破坏军婚、投机倒把案件居多。1970年2月，审理“中国大陆戡乱复国促进会”反革命案。首犯任侠、汪绳武于1955年10月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安徽省望江县党员联络办事处”，1967年4月改为“中国大陆戡乱复国促进会”，任侠任书记长，下设组织、宣传、侦察、总务4股和6个区分部，制订反革命纲领和计划76条，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经审理，判处任、汪死刑，1970年2月19日在长岭区执行枪决。在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将一些有抵触情绪或因疏忽大意喊错口号的干群定以“反革命恶毒攻击”、“反革命煽动”或“阶级报复”罪名，任意科刑。1971年11月，机关干部郑文元、职工黄桂华(女)等7人因在书信和交谈中有些牢骚话，被军管小组定为“反革命纠合集团”。郑、黄2人自杀，其余分别判处3、5、7年徒刑或管制。
1980年元月开始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1982年3月，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县法院集中力量打击经济犯罪。1983年8月，开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到1987年审结各类刑事案476件，其中盗窃案129件，伤害案86件，强奸案33件，重婚案23件，诈骗案19件，抢劫案12件，流氓案11件，杀人案6件，贪污案9件，其他148件。判刑690人，其中死刑工人，死刑缓期2年执行1人，无期徒刑6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182人，5年以上115人，5年以下385人。
从1949年到1987年县法院受理刑事案9581件，审结9510件，审结率99.3％。刑庭庭长胡裕宽秉公办案，1978年至1987年，拒收礼品30余次，4次被评为县法院先进工作者，两次出席地区、一次出席省法院系统先进表彰大会，并荣获省高级人民法院颁发的荣誉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