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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财政
一、财政休制
民国29年（1940),《安徽省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计划》规定，地方财政划分为省、县、乡镇财政。
县级财政收入有7项：田赋属县之附加及契税附加；办理土地陈报县之新赋较原有额亩滋出赋额之全部；印花税三成（从三十年度起）；县（市）房捐；营业税从三十年度起提10—20％归县（营业税包括屠宰、牲畜、牙帖税、普通营业、烟酒牌照、茶税等六种）；县有公款、公产之收入；县公营事业、公有市场及县有交通、电信、电气等项收入。上列7项收入，由税务局随正带征，解缴县库，由县政府统筹支配。
乡镇财政收入为5项：牲畜税附加及屠宰税附加之一部；祠堂庙产及乡镇公产依法提拨；乡镇公营事业收益；县财政赋予之补助金；经乡镇民代表会决议、县政府核准征收之临时收入。上列5项收入，由县统一征收，按月拨交乡镇，照预算规定支用。
民国31年（1942)财政改制，省级并入国家财政，县乡并为自治财政，县成立税捐征收处，专征自治税捐（含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房捐、筵席及娱乐税、自治户捐等）及公有款产租息，县财源有所增加。
民国32年（1943),“自治税课”收入98.4万元（缺自治户捐），占预算总收148.1万元的66—44%。
民国35年（1946)，国民政府财政部将全国财政划分为中央、省（市）、县（市）三级，取消县级自治，收入项目有增无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财政体制列为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各级政府在财政上的职责和权限。开始有中央、大区、省三级财政。1953年起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后改为中央、省、地、县四级财政。1985年为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
自1953年建立县级预算管理体制以来，财政管理体制大体经历六个阶段：
1、“固定收人加调剂收人”
1953年，实行“固定收入加固定比例分成收入”的办法。“固定收入”即地方各税、县属国营企业收入及折旧，“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即农业税、工商营业税、所得税等参与省、县分成。如县级入不敷出，由省从调剂收入中拨补。1954年，实行“预算包干”，即按收支指标包干，收大于支超过部分上交，支大于收不足部分补贴。1956年，实行“总额控制”的办法。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确定收支比例”，即用固定收入加调剂分成收入定支出，自求平衡。后因“高指标”、“浮夸风”造成财政虚假，这一办法原定五年不变，实际只执行一年。
2、“总额分成”
1959到1964年，中央强调“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县级收支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实行“总额分成”的办法。1961年以后，县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财政管理体制上，加强集中统一，以既积极又实事求是的精神安排预算，做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为国家克服经济困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3、“收支挂钩，超收分成”
“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一年一定。即超过收入指标的部分，按比例分成；如完不成收入指标，其短收的部分，应按比例紧缩开支。“文革”中，超收有限，1975年起，国家对县级财政实行“固定数额补助”，作为挂钩分成的补充。
4、“增收分成加固定比例留成”
“收支挂钩，增收分成加固定比例留成”，即是只要比上年增收就可分成，减收则按比例分担。1979年改为“超收分成与县结算”。1981年又改为“超收分项分成”，即超收的工商税55%归县，超收的农业税、企业收入和其他收入70％归县。
5、“划分收支，分级包千”
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财政包干＂），由省包干到县，划分县财政收支范围，规定包干基数和分成比例。在保证上交中央及省级定额收入的前提下，省对困难县给予照顾和支持。1982年，太湖县定额补助占核定包干收入的88%，使实际支出有可靠的来源。
6、“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
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一定五年不变。其基本内容是：划定收支范围、核定收支基数、确定定额包干和超收分成。
二、财政收入
1、民国时期的财政收人
民国时期财政收入由田赋、公学款产、契税、特产捐、公有营业盈余、杂捐等项组成，以课税收入为主。
民国3年（1914)起，田赋改征银元（一银元折银七钱二分），民国30年田赋改征实物。县级公粮自民国31至34年配征数为104981担，起征数为49037担。
民国29至33年，征收“自治户捐”1526.17万元。其中：民国29年征21.17万元；30年征38.46万元；31年征97.06万元；32年征395.12万元；33年征974.36万元。
民国34年太湖县学产田种826.76亩，公租田种306.15亩，实收公学产收益1157.94担。
民国32至34年征收民生工厂公有营业利息及盈余10.85万元。
民国34年省献粮献金办事处分配太湖县献粮8400担，献金1000万元，名为“改善士兵待遇”。
民国35年10月22日，县参议会用代电通知分配各乡“恭祝国府主席蒋公六秩华诞”款额，共献金7000万元。民国35年，契税税率为：买卖、赠与6%，典契4%，交换分割2%。正税之外有附加，是财政收人来源的次要部分。民国29年契税附加预算收入为4000元，至36年增至3750万元（包括正税）。
民国37年，太湖被列为“绥靖县”，《绥靖临时经费特别预算书》中所列收入总额为67亿元，分项是：富力捐54.2亿元，田赋附加12.8亿元，人均负担1631.20元。民国35至37年，黄界乡每年人均负担各项税捐稻谷1000斤，超过全部农业收入。
民国32—37年预算收人汇总表
2、建国后的财政收人
(1)工商税收
工商税收由税务机关征收，历年完成数约为全县财政总收入的一半。
(2)企业收入
1957年以前，县仅有米厂、酒厂、电机厂等6个工业企业，1954至1957年，年平均收入1.79万元。1958至1960年，是县工业盲目发展时期，年平均收入5.3万元。1961至1965年，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年平均收入26.48万元。1966至1975年，县工业虽遭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仍在动乱中有所发展，年平均收入108.01万元。1976至1985年的十年中，由于国民经济又一次调整和贯彻“开放搞活”的方针，加之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和技术改造，年平均收入达113.74万元，为前十年平均年度收入数的105.3%。
(3)农业税收入
农业税（又称公粮）是国家从农业种植方面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建国36年来，国家根据农村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阶级关系、土地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发展的不同情况，按照国家规定的法令和征收制度，进行农业税征收工作。
1949年，根据《安庆行政区三十八年度公粮合理负担暂行细则》的规定，县将征收任务逐级核定到村，依靠贫农，团结广大群众（主要是中农），核实田亩，本着“大户多征、中户少征、贫民小户轻征或不征”的原则，确定征收量占全年收获量的比例。地主征40—60%；富农征25—35%；中农征10—15%；贫农征5—15%。县共征农业税（主粮)1900万公斤，占全年实产的15%，低于全地区3%。
1950年，根据政务院《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和皖北行政区《1950年农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实行40级全额累进税制，即每人平均收入150市斤以下的户免征，151—190市斤的户征3%，然后按不同的递增数累进，至人均3411市斤以上的户征42%。县起征点定为121市斤。1951年，对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按华东军政委员会规定23级累进计征，全年人均收入150市斤以下的户征8%,2000市斤以上的户征30%,1952至1957年，根据政务院修订的农业税暂行条例，按24级累进，全年人均收入150市斤以下的户免征，150—200市斤的户征70o%，1950市斤以上的户征30%。
1958年6月，中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全国统一实行比例税制，上级核定县平均税率为15%，经逐级核定纳税单位—农业社，最高不超过20%，最低3%。个体农民按所在地农业社同一税率计征，并根据各户不同情况，分别加征1—5成。
1959至1960年，不顾历年征税基础和既定政策，改按包产产值包干征收的办法，采取自上而下层层分配征收任务，粮食按包产产值5％计征，棉花按7％计征，很多社队完不成包产计划，造成农业税尾欠。
1961年恢复比例税制，依率计征，连续执行到1985年。中间虽经过几次任务调整，但征收制度一直未变。从1949至1985年累计征收农业税4885.13万元，为全县财政总收入的34.13%。
优待和减免是农业税征收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重要一环。农业税减免有如下3种：
一是鼓励生产发展的减免。对徐桥乡办农场新垦圩田、安乐乡圣迹村新垦河滩田及农业示范场科研土地的农业收入，免税3至5年。1955至1957年，对饲养两周岁以下幼畜、专用种畜的农户，每头减征税额20市斤。1980年，核减山区停垦的纳税土地4300亩，常产505万市斤，计征税额23.6万市斤，核减了全部基数。
二是社会减免与优待。建国初期，对烈军属、贫苦孤寡、老弱病残及其他特殊困难户，均给予减免。1952年，全县社会减免72.3万市斤，占计征税额的2.97%；革命老根据地减免21万市斤，占计征税额的0.85%;“土改”进田户减免20.4万市斤，占计征税额的0.84%。1972年，核减革命老区和贫瘠山区1934个纳税单位基数税额217万市斤。1979年，执行“起征点减免”办法，凡人均口粮不足460市斤、收入不足50元的基本核算单位，全部免征。在这一标准以上的应征队，征收后收入下降到起征点以下的，减征税额。当年在40个公社264个大队1365个生产队中，免征税额217.88万市斤，占全县计征税额的13.16%。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精神，对山区31个乡及部分丘陵、沿湖的村组，定‘为特殊困难地区，分别免征3至5年，当年减免541.4万市斤。
三是灾歉减免。1954年暴雨成灾，长江倒灌，全县有111个乡、镇受灾，占乡镇总数的69.4%，其中重灾乡58个，占受灾乡数的52.2%，受灾户12587户，受灾人口47268人，受灾面积48923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0.3%，减产1179.9万市斤，减免税额216.1万市斤。1978年遭受特大旱灾，受灾面积21万余亩,2198个生产队（占全县总队数的57.3%），减免税额470万市斤，占全县计征税额的28.3%。
1949—1951年，农业税征收较轻。1952年，全县实征农业税2277万市斤，占当年农业实收产量的12.04%;1955年为实产的10.64%,1965年为实产的7.5%,1974至1978年为实产的4％左右，1979年为实产的3%,1983年为实产的2.63%,1985年为实产的2%。
1978年，全县粮食总产已连续五年在3亿市斤以上，把1974年的实产3.17亿市斤定为计税常产，为当年总产的100.7%（因大旱减产），全县平均税率定为4.7%。徐桥、江亭等区有所增加，牛镇、新仓等区有所减少。
1984年，经省、行署批准，对花凉亭水库淹没区17个乡的72个村595个组90米高程以下的19412亩，计征税额108.56万市斤全部核减，解决了县农业税负担上的一大难题。
县以秋征稻谷为主，实行“实物征收，实物结算”，按国家各个时期籼稻收购牌价为标准，所征棉花、杂粮和代金，一律折成主粮结算。1983年起山区实行“五定”，棉区售棉交款，每年征收代金48万元左右，比建国初期增长7倍多。1985年起，根据国务院规定，按主粮计算，定价折款征收。安庆行署核定县每百市斤农业税额折代金15.50元。
1949至1954年，以户为纳税单位。1955至1982年，以农业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基本核算单位为纳税单位。1983年全面实行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又以户为纳税单位。
县农林特产品在农业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是国家政策规定的税源和纳税范围，是农业税的一部分。1954年开征茶叶税,1955年开征茯苓税。1956至1962年征收茶叶、木材、桐子、桕子、油茶子、茯苓6个品种特产税，分别由森工、供销、粮食等收购部门，按出售金额随购代征。1963年，征税品种扩大到：白芍、丹皮、竹、木炭、生漆、板栗、木、桐子、桕子、油茶子。经过纳税人加工成品、半成品出售的，折成原料计算。
1984年10月，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市场开放情况对税率作了调整。调整后的税率，木材为7%，茶叶、竹、茯苓、桐子、桕子、油茶子、木炭、果类均为6%，片柴为4%，鱼种池依照粮食作物的税率计征，由乡镇财会人员定期查帐征收。对新垦茶园、果园及自产自用自食部分，规定免征或分别免征1至5年。
（4）公债收入
公债系银行代理发行，详见第十五章“金融志”第七节。
（5）其他收入
凡国家税收、企业收入以外的零星收入属其他收入。历年该项收人仅占财政总收入的1.1%。主要项目有：规费、契税、公产收入、罚没收入、国家资源管理收入和其他清理回收的杂项收入等。
1949—1985年县财政总收入情况表
三、财政支出
1、民国时期的财政支出
民国时期的财政支出预算安排，以行政保警经费较多，经济建设及交通、生产企业的投资数额微小。当时虽有预算的形式，实则以估计代替预算，以预算代替决算，支出不能节制，任其自流，形成支绌。因此，预算之外，派捐筹款，比比皆是。
据民国25至26年和民国32至37年（上半年）)8个年度的岁出预算表记载，8个年度总支出数为746912.3万元，分项支出比重是：行政（包括政权行使）支出28.96%；保警（包括保安及警察经费）支出25.78%；文教卫生支出25.04%；建设及公有企业基金支出3.12%；经济建设支出2%；社会救济支出0.02%；其它（包括预备金、财务支出、公职人员退休及抚恤费等）支出15.08%。
分项支出情况如下：
(1)行政支出
行政支出范围，主要是县区乡镇各级官俸员薪工饷的支出，其次是行政会议费、训练、统计事业费、乡镇临时办公费等。民国35年行政支出预算安排为495.2万元，占当年实际行政支出554.5万元的89.3%。民国37年上半年行政支出预算为总支出的30.1%。
行政经费支出过大，导致在国家预算外的摊派情况严重。据民国35年太湖县妙灯乡乡民代表会会刊记载：该乡乡公所办公费及员警薪饷一、二、三月份共需9639万元，均系欠交县政府各部门公款挪垫，决议按14保平均筹措归垫；警察8名，按照年支给标准，每月辅助食盐、香油各1斤、黄豆1升，照各保富力配募补给；每人每月补贴法币1200元，在保内公有产款项下提拨；保国民学校班级办公费，原规定在学校基金项下月支1000元，不够维持，经代表会审查决定由各保根据教学成绩分别补助；驻军官兵20余名，月需烧柴2000市斤，要求按14保平均承办，代表会审查决定，每保每月认购柴薪100市斤。升平乡沐溪保每月应交区乡经常费360.7元，经常食米170.7市斤。
(2)保警支出
保警支出包括保安队、保安警察、自卫队、后备队等警佐、士兵的生活供给经费及补助费、服装费、新兵征集费、防空费、军法看守所经费等。民国26年，保安警察大队年支2.83万元，占岁出总预算的15.5%。民国36年，保安警察大队、自卫总队、警察局、警察队的费用及情报费、囚犯口粮等支出27413万元，占岁出总预算的18.6%。民国37年上半年，“绥靖”临时特别预算书中的岁出总额为67亿元，全部用于保警队、民众自卫队、自卫常备分队、国民兵集训队等大队中队的供给、生活补助、服装、武器弹药补充、通讯器材、伤兵医药、情报等23项费用支出，是国民党“勘乱”时期地方财政的一笔庞大军事费用，占当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总支出58亿元的115.5％。
(3)教、文、卫支出
教、文、卫支出即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支出。卫生支出（县医院医疗事业经费）仅占该项支出的0.6%，其余99.4％纯系教育经费。教育经费包括县、乡、保各类学校教职员工供给及生活补助费、办公费、教育机关添修费、师范生津贴等。民国37年8月以前，保国民学校校长、教员和校役月支薪津共260万元，米9斗（老斗）、柴630斤。8月以后，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乡镇中心学校及保校教职员，每人月支底薪281元o。
(4）经济建设支出
民国25至26年和32至37年8个年度岁出预算表记载，8个年度的经济建设支出（包括交通及营业基金支出）仅占预算总支出的3.31%。其中经济建设为0.2%，主要用于农业推广所、森林施业所、雨量测验站、度量衡检定所、长途电话管理处及县电台、电话等单位事业经费及乡镇造产支出。交通及营业基金支出为3.11%。支出项目有：民国36年交通基金支出2000万元，占当年预算总支出147415万元的1.36%；民国32至37年县银行基金共计21680万元，占6年预算总支出的2.9%；民国32至36年，县民生工厂投资203.5万元，占5年预算总支出的0.12%。
民国时期8个年度岁出总预算表
2、建国后财政支出
1952至1985年，全县财政总支出为16839.42万元。其中：经济建设费类23.47%；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类39.13%；优抚救济费类10.48%；行政管理费类21.97%；其他费类4.9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8年间（1978至1985年），比1952至1977年年均支出增长.287.6%。其中：社会救济费类增长342.56%；文教卫生科学费类增长311.85%；经济建设费类，增长269.84%；行政管理费类增长164.16%；其他支出也相应地有所增长。－
1985年总支出为1747.03万元，为1953年的18.36倍。其中：经济建设费类比1953年增长111.27倍，文教卫生费类增长16.58倍，优抚救济费类增长23.36倍，行政管理费类增长8.04倍。
历年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是：
(1)经济建设支出
经济建设支出是国家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安排的支出，是财政支持生产和建设在财力分配上的反映，是构成财政预算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看，1952到1956年占财政总支出的6.97%,1977到1985年上升到占总支出的23.72%，即增长16.75%0。一是支持工业支出。1952到1985年支援工业支出为541.11万元，占总支出的3.21%，占经济建设费类支出的13.69%。二是支援农业支出。1952到1985年支援农业支出达2762.07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6.4%，占经济建设费类支出的69.88%。三是其他几项经济建设费支出。主要有：城市建设和维护费，1952到1985年累计支出338.59万元，占总支出的2.01%，占经济建设费类支出的8.57%；城镇青年就业费，1964到1985年，用于安置下乡知青和城镇待业青年的技术培训、生产周转金和补助费用，累计支出192.21万元，占总支出的0.54%,占经济建设费类支出的4.86%，年均支出8.74万元；工、交、商部门事业费，1975到1985年，用于工业、交通、商业部门的事业机构人员经费和业务费用（包括科学研究、中专教育、技工学校、干部训练等费用），累计支出24.07万元，占总支出的0.14%，年均支出2.19万元;商业贸易建筑费，1978到1982年，用于商业（包括供销社）、农机等部门修建一些简易建筑设施的专项费用支出31.2万元，占总支出的0.18%，年均支出6.24万元。
(2）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
文化事业费支出：1952到1985年累计文化事业费支出172.14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02%，占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的2.61%，年均支出5.06万元。1978年以后，年均支出11.67万元。教育事业费支出：1952到1985年，共计支出4442.83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6.38%,超过全省的支出水平，占文教科卫事业费类支出的67.42%。1978年以后，年均支出308.5万元，比前26年年均支出75.06万元增长4.06倍。卫生事业费支出：1952至1985年，卫生事业费支出1501.52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8.92%，年均支出44.16万元。1978年以后，年均增长84.09%。计划生育经费支出：自1964年设置该项支出科目到1985年止，累计支出200.49万元，占同期财政支出的1.37%，年均支出9.11万元，1978年以后，年均增长2.84倍。
其他几项事业费支出：一是科学事业费，1960到1985年，共支出31.37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0.2%，年均支出1.2万元。1978年以后，年均支出2.42万元。二是体育事业费，1953到1985年，累计支出26.52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0.16%，年均支出0.80万元。三是广播事业费，1967到1985年，累计支出161.54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1.15%，年均支出8.5万元。此外还有干部训练费及1976年以后的地震测报经费共支出59.47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0.35%。
(3)抚恤救济事业费支出
1952到1985年共支出1724.82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10.24%0，年均支出50.72万元。1978年以后，年均递增2.34倍。在该项支出中，抚恤支出362.02万元，占抚恤救济事业费支出的21%；社会救济支出1338.15万元，占优抚救济事业费类支出的77.58%。
(4）行政管理费支出1952到1985年累计行政管理费支出3648.86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1.67%，年均支出107.32万元，1978年以后，年均递增74.54%。
(5）其他支出
一是行政部门的事业费。如税务、财政、工商管理、统计等部门列入事业编制的人员经费及业务费。二是一定时期内政治工作任务经费。1962到1963年，用于甄别平反人员生活困难补助2.63万元，1979到1980年用于落实干部人事政策经费2.9万元，1981到1985年用于支援不发达地区和革命老根据地生产发展资金261.6万元，1981到1983年用于人口普查经费11.79万元。三是地方人民武装部及国防民兵事业费支出等。
(6)预算外支出
1958到1962年，预算外共支出185.16万元，其中用于工业、农业、水利、交通等建设事业占71.72%，社会福利、文教卫生事业补助占1.13%，机关房屋及公房维修占9.15%,招待所和机关房屋基建占12.29%，补助预算赤字和处理财政遗留问题占5.71%。
1952—1985年财政支出情况统计表
四、财政监察
民国29年9月《安徽省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计划》第28条规定，县财政监察机构由县参议会设置驻会参议员5至7人，办理全县财政收支稽核事宜。县参议会成立前，由县财务委员会办理。乡镇财政监察，由乡镇民代表会互推代表3至5人组成乡镇财政审计委员会，乡镇预决算由审计委员会审核签署意见，提请乡镇民代表会议决议通过，并报县政府函送县参议会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预算经过层层审核汇编，报财政部门汇编成县总预算草案，报经县人民政府审查后，提请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施行。乡镇财政预算程序也是经同级政府审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单位的决算编成后，经主管部门审查，报财政部门审核批复。县决算经复核后，由县人民政府审查，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再报省、地财政部门备案。
1953年，县财政科内设专职干部1名。
1955年，对两个区、两个乡和6个事业单位进行检查，查清贪污案6起，计1032元；挪用案6起，计2517元；浮支冒领4起，计642元；损失浪费3起，计287元；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人，经批准开除3人。
1958年财税合并，监察工作由各职能股兼办。同年，地方工业在“大跃进”中大发展，县财政部门开始对工业、交通、商业、供销、农牧、水产、文教、物资、邮电等企事业财务实行统一管理。
1959年，查清财政局原预算股股长张XX涂改单据、虚报冒领和贪污公款445元、粮票878斤、布票200丈（追回现金200元），张知法犯法，受到法纪制裁。
1958至1960年，县财政局将应上交利润和流动资金15万元，列入预算外作地方开支。各单位乱用资金情况也相当严重，共计挪用87.59万元。其中：县级占51.44万元，区级10.7万元，公社级25.45万元。三年中，社队无效益投资22.15万元。
1962年，清理了县财政在1958至1962年5年中乱搞预算外收入达116.44万元。在此期间，县内盲目办厂、场38个，共投资388.4万元，到1962年底止，又停、撤和下放了30个，这样，造成大量的无效益投资。
1964年，开展在城单位职工借支公款的清理回收工作。至当年4月止，有85个单位中1459人，共借支公款12.14万元，后收回7.46万元，其中还清的有12个单位，1030人。
1978年，从组织部、计委、财办、财政、银行等部门抽人，查清了农机公司会计XXX贪污公款16044元，收款员XXX贪污548元，分别受到判刑和开除公职处分。同时查清了农机公司、农机二厂乱用公款的情况。
1981年，开展财经纪律大检查，县成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检查的196个单位中，有92个县直单位有程度不同的违犯财经纪律现象，违纪金额达144.63万元，检查中入库18.47万元，占应入库总数的26.77％。
1984年，按省政府统一部署进行财务大检查，查出违纪金额91.81万元，调帐纠正49.53万元，当年入库31.39万元。
1985年上半年，对43个独立核算的国营企业和供销企业进行检查，查出违纪金额62.26万元。下半年又对26个国营企业、20个行政事业单位进行检查，共查出违纪金额54.23万元。通过检查，进一步贯彻《成本管理条例》和《会计法》，同时，对违纪的主要责任者给予了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
民国29年（1940),《安徽省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计划》规定，地方财政划分为省、县、乡镇财政。
县级财政收入有7项：田赋属县之附加及契税附加；办理土地陈报县之新赋较原有额亩滋出赋额之全部；印花税三成（从三十年度起）；县（市）房捐；营业税从三十年度起提10—20％归县（营业税包括屠宰、牲畜、牙帖税、普通营业、烟酒牌照、茶税等六种）；县有公款、公产之收入；县公营事业、公有市场及县有交通、电信、电气等项收入。上列7项收入，由税务局随正带征，解缴县库，由县政府统筹支配。
乡镇财政收入为5项：牲畜税附加及屠宰税附加之一部；祠堂庙产及乡镇公产依法提拨；乡镇公营事业收益；县财政赋予之补助金；经乡镇民代表会决议、县政府核准征收之临时收入。上列5项收入，由县统一征收，按月拨交乡镇，照预算规定支用。
民国31年（1942)财政改制，省级并入国家财政，县乡并为自治财政，县成立税捐征收处，专征自治税捐（含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房捐、筵席及娱乐税、自治户捐等）及公有款产租息，县财源有所增加。
民国32年（1943),“自治税课”收入98.4万元（缺自治户捐），占预算总收148.1万元的66—44%。
民国35年（1946)，国民政府财政部将全国财政划分为中央、省（市）、县（市）三级，取消县级自治，收入项目有增无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财政体制列为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各级政府在财政上的职责和权限。开始有中央、大区、省三级财政。1953年起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后改为中央、省、地、县四级财政。1985年为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
自1953年建立县级预算管理体制以来，财政管理体制大体经历六个阶段：
1、“固定收人加调剂收人”
1953年，实行“固定收入加固定比例分成收入”的办法。“固定收入”即地方各税、县属国营企业收入及折旧，“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即农业税、工商营业税、所得税等参与省、县分成。如县级入不敷出，由省从调剂收入中拨补。1954年，实行“预算包干”，即按收支指标包干，收大于支超过部分上交，支大于收不足部分补贴。1956年，实行“总额控制”的办法。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确定收支比例”，即用固定收入加调剂分成收入定支出，自求平衡。后因“高指标”、“浮夸风”造成财政虚假，这一办法原定五年不变，实际只执行一年。
2、“总额分成”
1959到1964年，中央强调“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县级收支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实行“总额分成”的办法。1961年以后，县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财政管理体制上，加强集中统一，以既积极又实事求是的精神安排预算，做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为国家克服经济困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3、“收支挂钩，超收分成”
“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一年一定。即超过收入指标的部分，按比例分成；如完不成收入指标，其短收的部分，应按比例紧缩开支。“文革”中，超收有限，1975年起，国家对县级财政实行“固定数额补助”，作为挂钩分成的补充。
4、“增收分成加固定比例留成”
“收支挂钩，增收分成加固定比例留成”，即是只要比上年增收就可分成，减收则按比例分担。1979年改为“超收分成与县结算”。1981年又改为“超收分项分成”，即超收的工商税55%归县，超收的农业税、企业收入和其他收入70％归县。
5、“划分收支，分级包千”
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财政包干＂），由省包干到县，划分县财政收支范围，规定包干基数和分成比例。在保证上交中央及省级定额收入的前提下，省对困难县给予照顾和支持。1982年，太湖县定额补助占核定包干收入的88%，使实际支出有可靠的来源。
6、“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
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一定五年不变。其基本内容是：划定收支范围、核定收支基数、确定定额包干和超收分成。
二、财政收入
1、民国时期的财政收人
民国时期财政收入由田赋、公学款产、契税、特产捐、公有营业盈余、杂捐等项组成，以课税收入为主。
民国3年（1914)起，田赋改征银元（一银元折银七钱二分），民国30年田赋改征实物。县级公粮自民国31至34年配征数为104981担，起征数为49037担。
民国29至33年，征收“自治户捐”1526.17万元。其中：民国29年征21.17万元；30年征38.46万元；31年征97.06万元；32年征395.12万元；33年征974.36万元。
民国34年太湖县学产田种826.76亩，公租田种306.15亩，实收公学产收益1157.94担。
民国32至34年征收民生工厂公有营业利息及盈余10.85万元。
民国34年省献粮献金办事处分配太湖县献粮8400担，献金1000万元，名为“改善士兵待遇”。
民国35年10月22日，县参议会用代电通知分配各乡“恭祝国府主席蒋公六秩华诞”款额，共献金7000万元。民国35年，契税税率为：买卖、赠与6%，典契4%，交换分割2%。正税之外有附加，是财政收人来源的次要部分。民国29年契税附加预算收入为4000元，至36年增至3750万元（包括正税）。
民国37年，太湖被列为“绥靖县”，《绥靖临时经费特别预算书》中所列收入总额为67亿元，分项是：富力捐54.2亿元，田赋附加12.8亿元，人均负担1631.20元。民国35至37年，黄界乡每年人均负担各项税捐稻谷1000斤，超过全部农业收入。
民国32—37年预算收人汇总表
2、建国后的财政收人
(1)工商税收
工商税收由税务机关征收，历年完成数约为全县财政总收入的一半。
(2)企业收入
1957年以前，县仅有米厂、酒厂、电机厂等6个工业企业，1954至1957年，年平均收入1.79万元。1958至1960年，是县工业盲目发展时期，年平均收入5.3万元。1961至1965年，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年平均收入26.48万元。1966至1975年，县工业虽遭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仍在动乱中有所发展，年平均收入108.01万元。1976至1985年的十年中，由于国民经济又一次调整和贯彻“开放搞活”的方针，加之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和技术改造，年平均收入达113.74万元，为前十年平均年度收入数的105.3%。
(3)农业税收入
农业税（又称公粮）是国家从农业种植方面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建国36年来，国家根据农村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阶级关系、土地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发展的不同情况，按照国家规定的法令和征收制度，进行农业税征收工作。
1949年，根据《安庆行政区三十八年度公粮合理负担暂行细则》的规定，县将征收任务逐级核定到村，依靠贫农，团结广大群众（主要是中农），核实田亩，本着“大户多征、中户少征、贫民小户轻征或不征”的原则，确定征收量占全年收获量的比例。地主征40—60%；富农征25—35%；中农征10—15%；贫农征5—15%。县共征农业税（主粮)1900万公斤，占全年实产的15%，低于全地区3%。
1950年，根据政务院《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和皖北行政区《1950年农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实行40级全额累进税制，即每人平均收入150市斤以下的户免征，151—190市斤的户征3%，然后按不同的递增数累进，至人均3411市斤以上的户征42%。县起征点定为121市斤。1951年，对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按华东军政委员会规定23级累进计征，全年人均收入150市斤以下的户征8%,2000市斤以上的户征30%,1952至1957年，根据政务院修订的农业税暂行条例，按24级累进，全年人均收入150市斤以下的户免征，150—200市斤的户征70o%，1950市斤以上的户征30%。
1958年6月，中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全国统一实行比例税制，上级核定县平均税率为15%，经逐级核定纳税单位—农业社，最高不超过20%，最低3%。个体农民按所在地农业社同一税率计征，并根据各户不同情况，分别加征1—5成。
1959至1960年，不顾历年征税基础和既定政策，改按包产产值包干征收的办法，采取自上而下层层分配征收任务，粮食按包产产值5％计征，棉花按7％计征，很多社队完不成包产计划，造成农业税尾欠。
1961年恢复比例税制，依率计征，连续执行到1985年。中间虽经过几次任务调整，但征收制度一直未变。从1949至1985年累计征收农业税4885.13万元，为全县财政总收入的34.13%。
优待和减免是农业税征收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依率计征，依法减免”的重要一环。农业税减免有如下3种：
一是鼓励生产发展的减免。对徐桥乡办农场新垦圩田、安乐乡圣迹村新垦河滩田及农业示范场科研土地的农业收入，免税3至5年。1955至1957年，对饲养两周岁以下幼畜、专用种畜的农户，每头减征税额20市斤。1980年，核减山区停垦的纳税土地4300亩，常产505万市斤，计征税额23.6万市斤，核减了全部基数。
二是社会减免与优待。建国初期，对烈军属、贫苦孤寡、老弱病残及其他特殊困难户，均给予减免。1952年，全县社会减免72.3万市斤，占计征税额的2.97%；革命老根据地减免21万市斤，占计征税额的0.85%;“土改”进田户减免20.4万市斤，占计征税额的0.84%。1972年，核减革命老区和贫瘠山区1934个纳税单位基数税额217万市斤。1979年，执行“起征点减免”办法，凡人均口粮不足460市斤、收入不足50元的基本核算单位，全部免征。在这一标准以上的应征队，征收后收入下降到起征点以下的，减征税额。当年在40个公社264个大队1365个生产队中，免征税额217.88万市斤，占全县计征税额的13.16%。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精神，对山区31个乡及部分丘陵、沿湖的村组，定‘为特殊困难地区，分别免征3至5年，当年减免541.4万市斤。
三是灾歉减免。1954年暴雨成灾，长江倒灌，全县有111个乡、镇受灾，占乡镇总数的69.4%，其中重灾乡58个，占受灾乡数的52.2%，受灾户12587户，受灾人口47268人，受灾面积48923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0.3%，减产1179.9万市斤，减免税额216.1万市斤。1978年遭受特大旱灾，受灾面积21万余亩,2198个生产队（占全县总队数的57.3%），减免税额470万市斤，占全县计征税额的28.3%。
1949—1951年，农业税征收较轻。1952年，全县实征农业税2277万市斤，占当年农业实收产量的12.04%;1955年为实产的10.64%,1965年为实产的7.5%,1974至1978年为实产的4％左右，1979年为实产的3%,1983年为实产的2.63%,1985年为实产的2%。
1978年，全县粮食总产已连续五年在3亿市斤以上，把1974年的实产3.17亿市斤定为计税常产，为当年总产的100.7%（因大旱减产），全县平均税率定为4.7%。徐桥、江亭等区有所增加，牛镇、新仓等区有所减少。
1984年，经省、行署批准，对花凉亭水库淹没区17个乡的72个村595个组90米高程以下的19412亩，计征税额108.56万市斤全部核减，解决了县农业税负担上的一大难题。
县以秋征稻谷为主，实行“实物征收，实物结算”，按国家各个时期籼稻收购牌价为标准，所征棉花、杂粮和代金，一律折成主粮结算。1983年起山区实行“五定”，棉区售棉交款，每年征收代金48万元左右，比建国初期增长7倍多。1985年起，根据国务院规定，按主粮计算，定价折款征收。安庆行署核定县每百市斤农业税额折代金15.50元。
1949至1954年，以户为纳税单位。1955至1982年，以农业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基本核算单位为纳税单位。1983年全面实行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又以户为纳税单位。
县农林特产品在农业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是国家政策规定的税源和纳税范围，是农业税的一部分。1954年开征茶叶税,1955年开征茯苓税。1956至1962年征收茶叶、木材、桐子、桕子、油茶子、茯苓6个品种特产税，分别由森工、供销、粮食等收购部门，按出售金额随购代征。1963年，征税品种扩大到：白芍、丹皮、竹、木炭、生漆、板栗、木、桐子、桕子、油茶子。经过纳税人加工成品、半成品出售的，折成原料计算。
1984年10月，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市场开放情况对税率作了调整。调整后的税率，木材为7%，茶叶、竹、茯苓、桐子、桕子、油茶子、木炭、果类均为6%，片柴为4%，鱼种池依照粮食作物的税率计征，由乡镇财会人员定期查帐征收。对新垦茶园、果园及自产自用自食部分，规定免征或分别免征1至5年。
（4）公债收入
公债系银行代理发行，详见第十五章“金融志”第七节。
（5）其他收入
凡国家税收、企业收入以外的零星收入属其他收入。历年该项收人仅占财政总收入的1.1%。主要项目有：规费、契税、公产收入、罚没收入、国家资源管理收入和其他清理回收的杂项收入等。
1949—1985年县财政总收入情况表
三、财政支出
1、民国时期的财政支出
民国时期的财政支出预算安排，以行政保警经费较多，经济建设及交通、生产企业的投资数额微小。当时虽有预算的形式，实则以估计代替预算，以预算代替决算，支出不能节制，任其自流，形成支绌。因此，预算之外，派捐筹款，比比皆是。
据民国25至26年和民国32至37年（上半年）)8个年度的岁出预算表记载，8个年度总支出数为746912.3万元，分项支出比重是：行政（包括政权行使）支出28.96%；保警（包括保安及警察经费）支出25.78%；文教卫生支出25.04%；建设及公有企业基金支出3.12%；经济建设支出2%；社会救济支出0.02%；其它（包括预备金、财务支出、公职人员退休及抚恤费等）支出15.08%。
分项支出情况如下：
(1)行政支出
行政支出范围，主要是县区乡镇各级官俸员薪工饷的支出，其次是行政会议费、训练、统计事业费、乡镇临时办公费等。民国35年行政支出预算安排为495.2万元，占当年实际行政支出554.5万元的89.3%。民国37年上半年行政支出预算为总支出的30.1%。
行政经费支出过大，导致在国家预算外的摊派情况严重。据民国35年太湖县妙灯乡乡民代表会会刊记载：该乡乡公所办公费及员警薪饷一、二、三月份共需9639万元，均系欠交县政府各部门公款挪垫，决议按14保平均筹措归垫；警察8名，按照年支给标准，每月辅助食盐、香油各1斤、黄豆1升，照各保富力配募补给；每人每月补贴法币1200元，在保内公有产款项下提拨；保国民学校班级办公费，原规定在学校基金项下月支1000元，不够维持，经代表会审查决定由各保根据教学成绩分别补助；驻军官兵20余名，月需烧柴2000市斤，要求按14保平均承办，代表会审查决定，每保每月认购柴薪100市斤。升平乡沐溪保每月应交区乡经常费360.7元，经常食米170.7市斤。
(2)保警支出
保警支出包括保安队、保安警察、自卫队、后备队等警佐、士兵的生活供给经费及补助费、服装费、新兵征集费、防空费、军法看守所经费等。民国26年，保安警察大队年支2.83万元，占岁出总预算的15.5%。民国36年，保安警察大队、自卫总队、警察局、警察队的费用及情报费、囚犯口粮等支出27413万元，占岁出总预算的18.6%。民国37年上半年，“绥靖”临时特别预算书中的岁出总额为67亿元，全部用于保警队、民众自卫队、自卫常备分队、国民兵集训队等大队中队的供给、生活补助、服装、武器弹药补充、通讯器材、伤兵医药、情报等23项费用支出，是国民党“勘乱”时期地方财政的一笔庞大军事费用，占当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总支出58亿元的115.5％。
(3)教、文、卫支出
教、文、卫支出即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支出。卫生支出（县医院医疗事业经费）仅占该项支出的0.6%，其余99.4％纯系教育经费。教育经费包括县、乡、保各类学校教职员工供给及生活补助费、办公费、教育机关添修费、师范生津贴等。民国37年8月以前，保国民学校校长、教员和校役月支薪津共260万元，米9斗（老斗）、柴630斤。8月以后，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乡镇中心学校及保校教职员，每人月支底薪281元o。
(4）经济建设支出
民国25至26年和32至37年8个年度岁出预算表记载，8个年度的经济建设支出（包括交通及营业基金支出）仅占预算总支出的3.31%。其中经济建设为0.2%，主要用于农业推广所、森林施业所、雨量测验站、度量衡检定所、长途电话管理处及县电台、电话等单位事业经费及乡镇造产支出。交通及营业基金支出为3.11%。支出项目有：民国36年交通基金支出2000万元，占当年预算总支出147415万元的1.36%；民国32至37年县银行基金共计21680万元，占6年预算总支出的2.9%；民国32至36年，县民生工厂投资203.5万元，占5年预算总支出的0.12%。
民国时期8个年度岁出总预算表
2、建国后财政支出
1952至1985年，全县财政总支出为16839.42万元。其中：经济建设费类23.47%；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类39.13%；优抚救济费类10.48%；行政管理费类21.97%；其他费类4.9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8年间（1978至1985年），比1952至1977年年均支出增长.287.6%。其中：社会救济费类增长342.56%；文教卫生科学费类增长311.85%；经济建设费类，增长269.84%；行政管理费类增长164.16%；其他支出也相应地有所增长。－
1985年总支出为1747.03万元，为1953年的18.36倍。其中：经济建设费类比1953年增长111.27倍，文教卫生费类增长16.58倍，优抚救济费类增长23.36倍，行政管理费类增长8.04倍。
历年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是：
(1)经济建设支出
经济建设支出是国家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安排的支出，是财政支持生产和建设在财力分配上的反映，是构成财政预算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看，1952到1956年占财政总支出的6.97%,1977到1985年上升到占总支出的23.72%，即增长16.75%0。一是支持工业支出。1952到1985年支援工业支出为541.11万元，占总支出的3.21%，占经济建设费类支出的13.69%。二是支援农业支出。1952到1985年支援农业支出达2762.07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6.4%，占经济建设费类支出的69.88%。三是其他几项经济建设费支出。主要有：城市建设和维护费，1952到1985年累计支出338.59万元，占总支出的2.01%，占经济建设费类支出的8.57%；城镇青年就业费，1964到1985年，用于安置下乡知青和城镇待业青年的技术培训、生产周转金和补助费用，累计支出192.21万元，占总支出的0.54%,占经济建设费类支出的4.86%，年均支出8.74万元；工、交、商部门事业费，1975到1985年，用于工业、交通、商业部门的事业机构人员经费和业务费用（包括科学研究、中专教育、技工学校、干部训练等费用），累计支出24.07万元，占总支出的0.14%，年均支出2.19万元;商业贸易建筑费，1978到1982年，用于商业（包括供销社）、农机等部门修建一些简易建筑设施的专项费用支出31.2万元，占总支出的0.18%，年均支出6.24万元。
(2）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
文化事业费支出：1952到1985年累计文化事业费支出172.14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02%，占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的2.61%，年均支出5.06万元。1978年以后，年均支出11.67万元。教育事业费支出：1952到1985年，共计支出4442.83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6.38%,超过全省的支出水平，占文教科卫事业费类支出的67.42%。1978年以后，年均支出308.5万元，比前26年年均支出75.06万元增长4.06倍。卫生事业费支出：1952至1985年，卫生事业费支出1501.52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8.92%，年均支出44.16万元。1978年以后，年均增长84.09%。计划生育经费支出：自1964年设置该项支出科目到1985年止，累计支出200.49万元，占同期财政支出的1.37%，年均支出9.11万元，1978年以后，年均增长2.84倍。
其他几项事业费支出：一是科学事业费，1960到1985年，共支出31.37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0.2%，年均支出1.2万元。1978年以后，年均支出2.42万元。二是体育事业费，1953到1985年，累计支出26.52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0.16%，年均支出0.80万元。三是广播事业费，1967到1985年，累计支出161.54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1.15%，年均支出8.5万元。此外还有干部训练费及1976年以后的地震测报经费共支出59.47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0.35%。
(3)抚恤救济事业费支出
1952到1985年共支出1724.82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10.24%0，年均支出50.72万元。1978年以后，年均递增2.34倍。在该项支出中，抚恤支出362.02万元，占抚恤救济事业费支出的21%；社会救济支出1338.15万元，占优抚救济事业费类支出的77.58%。
(4）行政管理费支出1952到1985年累计行政管理费支出3648.86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1.67%，年均支出107.32万元，1978年以后，年均递增74.54%。
(5）其他支出
一是行政部门的事业费。如税务、财政、工商管理、统计等部门列入事业编制的人员经费及业务费。二是一定时期内政治工作任务经费。1962到1963年，用于甄别平反人员生活困难补助2.63万元，1979到1980年用于落实干部人事政策经费2.9万元，1981到1985年用于支援不发达地区和革命老根据地生产发展资金261.6万元，1981到1983年用于人口普查经费11.79万元。三是地方人民武装部及国防民兵事业费支出等。
(6)预算外支出
1958到1962年，预算外共支出185.16万元，其中用于工业、农业、水利、交通等建设事业占71.72%，社会福利、文教卫生事业补助占1.13%，机关房屋及公房维修占9.15%,招待所和机关房屋基建占12.29%，补助预算赤字和处理财政遗留问题占5.71%。
1952—1985年财政支出情况统计表
四、财政监察
民国29年9月《安徽省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计划》第28条规定，县财政监察机构由县参议会设置驻会参议员5至7人，办理全县财政收支稽核事宜。县参议会成立前，由县财务委员会办理。乡镇财政监察，由乡镇民代表会互推代表3至5人组成乡镇财政审计委员会，乡镇预决算由审计委员会审核签署意见，提请乡镇民代表会议决议通过，并报县政府函送县参议会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预算经过层层审核汇编，报财政部门汇编成县总预算草案，报经县人民政府审查后，提请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施行。乡镇财政预算程序也是经同级政府审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单位的决算编成后，经主管部门审查，报财政部门审核批复。县决算经复核后，由县人民政府审查，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再报省、地财政部门备案。
1953年，县财政科内设专职干部1名。
1955年，对两个区、两个乡和6个事业单位进行检查，查清贪污案6起，计1032元；挪用案6起，计2517元；浮支冒领4起，计642元；损失浪费3起，计287元；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人，经批准开除3人。
1958年财税合并，监察工作由各职能股兼办。同年，地方工业在“大跃进”中大发展，县财政部门开始对工业、交通、商业、供销、农牧、水产、文教、物资、邮电等企事业财务实行统一管理。
1959年，查清财政局原预算股股长张XX涂改单据、虚报冒领和贪污公款445元、粮票878斤、布票200丈（追回现金200元），张知法犯法，受到法纪制裁。
1958至1960年，县财政局将应上交利润和流动资金15万元，列入预算外作地方开支。各单位乱用资金情况也相当严重，共计挪用87.59万元。其中：县级占51.44万元，区级10.7万元，公社级25.45万元。三年中，社队无效益投资22.15万元。
1962年，清理了县财政在1958至1962年5年中乱搞预算外收入达116.44万元。在此期间，县内盲目办厂、场38个，共投资388.4万元，到1962年底止，又停、撤和下放了30个，这样，造成大量的无效益投资。
1964年，开展在城单位职工借支公款的清理回收工作。至当年4月止，有85个单位中1459人，共借支公款12.14万元，后收回7.46万元，其中还清的有12个单位，1030人。
1978年，从组织部、计委、财办、财政、银行等部门抽人，查清了农机公司会计XXX贪污公款16044元，收款员XXX贪污548元，分别受到判刑和开除公职处分。同时查清了农机公司、农机二厂乱用公款的情况。
1981年，开展财经纪律大检查，县成立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检查的196个单位中，有92个县直单位有程度不同的违犯财经纪律现象，违纪金额达144.63万元，检查中入库18.47万元，占应入库总数的26.77％。
1984年，按省政府统一部署进行财务大检查，查出违纪金额91.81万元，调帐纠正49.53万元，当年入库31.39万元。
1985年上半年，对43个独立核算的国营企业和供销企业进行检查，查出违纪金额62.26万元。下半年又对26个国营企业、20个行政事业单位进行检查，共查出违纪金额54.23万元。通过检查，进一步贯彻《成本管理条例》和《会计法》，同时，对违纪的主要责任者给予了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