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肥东地区无市场管理机构，梁园、店埠、撮镇等较大集镇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活动皆赖商会管理。商会对有商号有招牌的店家，先办理登记手续，后规定入会。商会为对各行各业的管理，在商会管辖下分设杂货、山货、木业、布业、饭馆、屠宰、纱行等同业公会。各公会制订本业规约，呈报商会批准施行。凡入会行业，商会发给执照。成为会员的商店，如遇商务纠纷事件或破产时，先由商会从中调处，调处无效，方始涉讼。商会向各行各业直接摊派“商捐”和“货厘”。所摊派的各种各样经费，均由同业公会收缴，一些有钱有势“跑单帮”的，则不受商会约束。
建县后，工商管理工作逐步加强。1949年和1950年，由工商管理局兼管。1951年，设置工商科，主管商政工作。1954年，改为商业科，1957年改为商业局。当时市场管理工作，城乡有个分工，县城主要由商业科(局)负责，基层由供销合作社、粮食系统和食品系统等归口管理。1964年，建立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大革命”初期，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瘫痪，市场混乱，无人过问。1968年，成立了县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室，下同)，统一市场管理。1975年，恢复工商行政管理局，并在8个区(镇)设立工商管理所，59个公社(镇)配备市场管理员，到1985年，实有干部职工140人，为1951年的35倍。
二、市场监督检查
肥东地区的集镇大部分处于农村，小商小贩居多。解放初，为充分发挥其在恢复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政府扶助他们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唯在梁园、撮镇、长临河、石塘等几个较大集镇，有少数私营批发、零售兼营商店，在批发上投机性较大。对此，国家一面在梁园、撮镇两处设立国营商业网点，发挥主渠道作用；一面限制这些批零兼营商店的货源，使其只能专营零售业务。1952年五反运动中，揭露出青龙厂“同裕”、“福成”两个私营卷烟厂偷税漏税严重，令其停业转产。
1953年起，国家先后对粮食、油脂、油料、棉花、棉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对烟叶、生猪等重要物资，实行计划收购与派购，不准私营商业插手经营，先后取缔了私营粮油行112家与棉花(包括土纱土布)行17家。在粮食、供销社归口管理下，设立交易所277个，指导其合法经营。市场管理工作，贯彻执行维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维护国家统购统销的实施，对各行各业进行爱国守法教育，整顿经营作风。农民完成统购任务后多余的粮油，可以继续出售给国家，或在政府批准的粮油市场调节有无，但不准进行粮油投机倒把活动。
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起了变化，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也随之形成，国家规定的管理物资逐步增多，管理范围愈来愈大。1957年开始，不准进入集市贸易的物资，计有粮、油、棉、麻、菸叶、生猪、菜牛、皮革、废旧金属及重要中药材等86种之多。1958年，对私人开设的“四坊”也加以限制，封闭油坊、面坊；豆腐坊、粉坊的产品，不准进入市场出售，只许来料加工或以原料兑换成品。社员完成生猪派购任务后，自宰自食多余的白肉，也不准进入市场，更不准私营屠宰商开业了。这时，大部分市场管理人员被抽调去“大办钢铁”，市场管理工作有所削弱。
1963年，使用了农副产品自产自销证和三类农副产品自产运销证，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多余的产品可以参加集市贸易。“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管理过死。1967年开始，“狠抓阶级斗争”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有的地方以革命大批判开道，举办学习班，批判弃农经商，揭批集市贸易的所谓“十大罪状”(是助长投机倒把活动场所；是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中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基地；是助长歪风邪气、牛鬼蛇神的防空洞；是流氓、阿飞、赌棍们的猖獗场所；它破坏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影响国家统购派购任务的完成；助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造成农村劳力外流，弃农经商，瓦解集体经济，破坏农业生产；助长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群众的革命意志，忘记两条道路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全县设置16个检查站，连仔猪、耕牛和一些农副产品等都不准擅出县境。1967年至1969年，查处的物资有粮、油、棉、耕牛、生猪、家禽、水产品、木材、毛(元)竹、种苗、编织品、土特产品、中药材、粮油制成品和三类小商品120多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市场重申“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允许个体工商户开业经营，放宽农副产品运销，上市品种，除一、二类物资外，还有粮油制成品，集市贸易是活跃的。
1964年至1985年，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市场大检查，整顿市场秩序，纠正掺杂使假与扣斤少尺等不良行为，维护消费者利益。1981年，全县共组织检查18次，计查木杆秤3907根，不合标准的681根，占17.5%；散装白酒250处，酒度不足的27处，占12%；各种冒牌手卷烟58180包；劣质过磷酸钙1100吨；次品鹿茸250克。1985年全县组织大检查32次，参加人员432人(次)，检查国营企业258次、集体企业532次、个体工商户2249家(次)。计检查散装白酒3808处，度数不足的337处，占8.8%；各种包装食品1730处，斤两不足的216处，占12.5%；木杆秤11588根，不合标准的871根，占7.5%；台、磅秤557台，不合标准的30台，占5.3%。发现霉变、伪劣食品饮料14500公斤，价值35227元。检查12家医疗机构和医药经营单位，发现应淘汰药品127种，仍被使用或销售的70种，占55%。其中“晋江”假药9种，价值2067元，当众予以销毁。全年市场检查罚款1.05万元。
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1950年至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本县政治、经济还不够稳定，有些不法工商户抢购粮食，囤积居奇；贩卖银元与黄金，出售伪劣商品。对此，国家除加强市场管理外，国营粮食、百货、烟酒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开展大购大销活动，占领市场，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又开展五反运动，打击投机倒把，使工商户普遍受到一次教育。
1953年至1957年，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投机倒把活动明显减少。
1961年，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工农业生产恢复很快，物资多了，商品流通渠道趋于正常。1963年，共查处投机倒把案件227人(次)，他们共牟取暴利3.54万元，其中：法办5人、罚款44人，罚款5.11万元；补税148人，批评教育30人。1964年，全县共查处投机倒把案件347次，其中：法办1人，没收物资51件，占14%；罚款4件，占1.1%；按牌价收购119件，占34.3%；按议价收购34件，占9.8%；经复查退回原物138件，占39.8%。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秩序混乱，投机倒把活动案件增多。店埠镇1967年下半年共查处投机倒把案件244起，参与活动305人(次)。当年全县被查处的物资，大量是粮油、生猪等农副产品。1968年至1975年，每年查处的粮、油均在10万公斤以上。1977年，全县共查处大小案件3844起，其中：投机倒把138起，分别作如下处理：牌价收购粮食63000公斤，油脂油料5450公斤，猪肉9995公斤，生猪112头，鱼与鲜蛋1075公斤，生姜1850公斤，豆制品2350公斤，粮食制成品1550公斤，石膏800公斤，芦270张，芦扎500条，草袋2160条，紫云英种籽4400公斤，竹木制品1650件，钢材4吨，生铁6吨，焦炭7.6吨。罚款1.05万元。没收粮票3050公斤，布票983尺，煤票850公斤，小本卷烟纸3100本，缝纫机1部，钟山牌手表1只，涤卡布17.5市尺。补税548件，计5910元。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拨乱反正精神，对前一段查处的重大案件进行复查，发现在1975年“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有些案件处理过头，违犯党的政策。众兴公社社员朱某伙同一些社员，贩运树苗到东北地区出售，被认定为所谓“黄桃事件”的投机倒把集团，株连百人以上。朱XX和信用社会计张某均被司法部门拘留审查一年以上，并没收朱某的房屋9间及木棺1口，复查后给予平反。梁园镇牲畜交易所，被点名为搞投机倒把活动的“资本主义黑窝”，将其全体从业人员集中起来举办学习班长达3个月之久，动用民兵看守，不准回家，不准外出，不准接见亲戚朋友。因此，梁园牲畜交易市场同时封闭。
1979年后，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一些不法分子认为有机可乘，钻改革的空子，采取各种手段，从事投机倒把活动。1981年全县共查处案件1544件，属于投机倒把的127起，其中大要案9起。处理结果：依法判刑1人、拘留审查8人、罚款3.5万元；没收粮票865公斤、布票199市尺、煤票6150公斤、烟叶81公斤、香烟5818条、手卷烟5.22万包、卷烟纸200公斤、走私手表4只、鹿茸250克；查处木材150立方米、元竹6万公斤、耕牛39头、化肥550吨、粮食75.5万公斤、油脂油料6.55万公斤，棉花255公斤、猪肉7000公斤。撮镇公社社员蔡XX(女)，盗用集体企业名义，通过私人关系，从省某局1个公司骗取介绍信，到铜陵市有色金属公司，套购计划内硫酸124吨，每吨价格120元购进，200元售出，计牟取暴利7822元。此案移交县检察院依法起诉，判处蔡有期徒刑6年，经济上没收砖瓦结构房屋3间。
1983年至1985年，市场管理工作重点，由打击投机倒把处理违章案件，逐步转向发展商品生产，疏通商品流通渠道。1985年下半年，投机倒把活动案件较前减少，共查处案件15起，罚款1.5万元、没收粮票37.5万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