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镇压反革命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肥东地方恶霸就很猖獗。东有胡载之，西有龚养初，南有陈俊之，北有王华锦，中有王柱东，各霸一方，官匪勾结，鱼肉人民。解放初期，他们又勾结国民党散兵游勇，组织“江北反共游击第五纵队独立第三支队”、“苏浙皖反共救国理政军委会”、“沿山独立团”、“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江北第五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淮南游击第七师”、“江北反共游击纵队第二支队”、“苏浙皖反共救国同盟会淮南独立团”、“新五军”、“江北十纵队肥东办事处”等匪特武装，进行反革命宣传，杀害干部、群众，妄图颠覆人民政权。1949年秋，县公安局武装人员配合剿匪部队，在王子城地区消灭了“江北反共游击纵队三支队”的股匪，毙匪7人，俘匪154人，匪自首266人。1950年7月，清剿了“沿山独立团”，毙匪2人，俘匪3人。同年8月，清剿了“江北反共游击纵队三支队”在路口、草庙、白龙等地的残匪，俘匪中队长王邦福；匪支队长李德受伤后与其大队长刘国正(绰号刘四叉)潜逃至合肥市落网。1950年底，全县股匪肃清。计破获匪特组织14个，捕匪933人(中队长以上30余人)，匪自首1600多人。缴获长短枪270支，掷弹筒、轻机枪各1挺，手榴弹60多枚，子弹1300多发，电线37公斤，电话机2部，证件1100多张。匪首李德、方德门等伏法。同时，通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对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依法处决一批。从此，社会秩序安定。
附本县解放初期主要反革命组织情况
“江北反共游击第五纵队独立第三支队”支队长李德(世道)，解放前曾任国民党王子城联防区署分队长。解放后网罗匪徒数百人，组成该支队。拥有长短枪200多支，轻机枪两挺。下设3个大队，11个中队。活动于店埠、草庙、梁园、王子城、古城、白龙、吴店等7个区，先后袭击12个区、乡人民政府，抢去长短枪50余支，公粮数万斤，杀害区、乡、村干部60余人。
“苏浙皖反共救国理政军委会”该组织证件有“愤怒火把”四字，故又称“愤怒火把”。共有会员近千人。设总部、支部、分支部。肥东支部支部长余茂先，成员大多是地、富、反分子的子女及受骗的青年。主要活动于古城地区，进行反革命宣传。
二、取缔反动会道门
本县的反动会道门主要有一贯道，其次是三宝道、无极道。一贯道曾拥有道徒万余人，一贯宣传封建迷信，以收贡果费、香纸费、免灾费等名目搜刮道徒钱财。新中国成立后又造谣惑众，散布“变天”思想，说什么，“大灾、大难、人劫已到了，三年以后就要出皇帝”；并威吓基层干部说：“共产党被推翻，你们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了。”
1953年，县人民政府根据省公安厅“取缔反动会道门”的通知，立即明令取缔。全县计逮捕点传师5名，总坛主17名；登记点传师14名，总坛主145名，分坛主33名，家坛主122名；办理退道手续9667名(包括三宝道徒18人)。1962年，原一贯道点传师臧章国(1956年刑满释放)乘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之机，先后窜至长临河、双墩等地，鼓动原一贯道骨干分子胡宗礼、王民新等7人策划复辟活动，并至三十头发展中统特务分子朱曼华入道。为此，县公安局再次逮捕了臧章国，拘审了胡宗礼等人，反动会道门从此灭迹。
三、治安管理
(一)禁毒解放前，肥东境内贩毒、吸毒人较多。有的地方官家收捐，烟馆公开设立，以致烟禁废弛，烟害严重(据《安徽民政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载：民国22年，合肥全县吸鸦片有1.5万多人，年耗鸦片烟土约70余万两，值银元100余万元)。日军侵占时期，种植罂粟更为普遍。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多次发布“禁种罂粟”、“禁吸鸦片”的布告，进行宣传教育。1949年至1952年，共没收烟土17.95万多两，海洛因64两，查获贩毒集团29个，1366人，铲除罂粟30多万棵，取缔烟馆375户，教育和处理吸毒1854人。店埠镇酒馆老板王某，长期吸毒，面黄肌瘦，屡教不改，后被拘留，强制戒烟，数月后出狱，恢复了健康，他逢人就说：“共产党挽救了我”。此后一个较长时期，县境吸毒、贩毒、种植罂粟基本绝迹。1963年，石塘、乌龙、解集3个公社又有14人贩毒、吸毒。石塘公社晨光大队的农民张殿清贩鸦片到承德市出售，被依法拘留。1982年起，少数地方又有人偷种罂粟：梁园区发现27户种了4000多棵，古城区杨塘公社有1户种了2000多棵。1983年，各区派出所配合区、乡干部趁罂粟开花时进行查铲，共铲除26万多棵。1984年铲除3万多棵。1985年，拘留黄疃乡贩卖罂粟种子团伙赵育国、程道贵等，没收其贩毒非法所得634元，烟土7两8钱。群众反映说：“这样做太好了，不然又要出现鸦片烟鬼子。”
(二)禁赌解放前，肥东境内有“摇摊”、“推牌九”、“打麻将”、“摸纸牌”、“掷骰子”、“出宝”等赌博活动。很多集镇逢集日公开摆设赌台，有私摆，也有官摆。农村赌博多在冬季、春节，有的延至农历三月(据民国37年5月10日《合肥日报》报道：梁园镇每逢集日有赌台13场，赌博人有的来自百里外的定远县张桥、江巷等地。每场输赢法币2亿元左右)。有些人因赌博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上吊自杀；有的偷盗抢劫，谋财害命。新中国成立初，本县开展大规模禁赌工作。对赌棍和窝赌者，视其情节，分别给予拘留、管制、监督劳动等惩处，使公开赌博基本绝迹，但暗地赌博仍然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检、法被砸烂，赌风抬头，光天化日，摆设赌场，无人敢问。1985年，县公、检、法联合发出“查禁赌博活动”的通知，并在全县进行4次统一抓赌行动，共抓赌510场，抓获赌徒1961人，其中给予行政拘留处分36人，批评教育1925人，缴获赌款近万元，没收各种赌具510副，使赌风有所收敛。
(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本县曾进行两次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1950年至1951年一次，1955年至1956年一次)，对安定社会秩序，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良好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打、砸、抢盛行，刑事犯罪活动增多。1980年后，在改革开放的同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乘隙而入，有的人流氓成性，奸污妇女；有的抢劫钱财，殴斗凶杀，扰乱社会秩序，闹得人民惶惶不可终日。1983年8月22日夜，全县统一行动，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收审36个犯罪团伙，290多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从快从重判刑，使社会秩序迅速好转，广大人民拍手称快。
(四)户籍管理1952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店埠、撮镇、梁园三镇开始建立户口管理制度，进行户口登记。1955年7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公布后，农村也建立户口管理制度。凡人口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均须登记入册。“文化大革命”期间，户口管理制度遭到削弱和破坏，1978年后逐步恢复和健全；城市由派出所办理，农村由公社和生产大队确定一名干部兼管。1982年，结合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逐户核实人口，填发户口簿。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后，不少有经营能力和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城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为了适应上述经济的发展，1985年，县政府决定：（1）1984年底以前在县城务工、经商、办服务业达一年以上的农民、干部、职工家属、原城镇下放人员，凡有经营能力或在县城企事业单位务工，并在县城有固定住所的，准予在县城落户；（2）对要求到区、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干部、职工家属、城镇下放人员、凡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准予在集镇落户。是年，全县批准22367户，51072人转为城镇自理口粮户口，按城镇常住人口管理，合计为非农业人口，粮食部门发给《加价粮油供应证》。
(五)特种行业管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旅馆、刻字、印刷、废旧品回收等行业逐渐增多。1951年，根据公安部规定，对这些行业加强了管理。在旅馆建立旅客循环登记簿，定期检查；在废旧回收、刻字、印刷等店铺，指定人员协助公安部门侦查案情。1960年，对寄售店进行一次整顿，调整充实营业人员，确保社会治安。撮镇寄售店发现一个卖自行车人行迹可疑，立即报告派出所，经查是流窜盗窃分子。草庙公社寄售站3次协助公安机关查获盗窃销赃犯。1984年冬，从店埠镇王保泰私营旅社查出歹徒2名，缴获短枪1支。
四、消防
(一)机构设施1952年春，店埠镇成立义务消防队，队员30人。购置消防人力水压龙头2台，火钩、火叉共30把，水桶20担，防火桶30只。1956年，撮镇、梁园相继成立义务消防队。1957年，店埠、撮镇、梁园、石塘、长临河等5个较大集镇共有义务消防队6个，分队15个，队员443人。各厂矿企业购置了防火桶、泡沫灭火器等消防器材。1965年，县公安消防中队成立。队部设立火情报警灯：4盏报警红灯，悬挂在15米的高杆上，东边失火亮1盏，西边失火亮2盏，南边失火亮3盏，北边失火亮4盏。1973年，购置轻便消防车1部，22马力手抬消防泵2台，7马力手抬泵1台，消防水带20盘。县城各大厂矿安装了消防栓。1983年，县城南大街路旁安装3个消防栓。1985年，添置水罐车、泡沫车、消防车各1部，22马力手抬泵4台，水带40盘，二节拉梯3张，单杠梯2张，挂钩梯1张，水枪10只，灭火战斗服19套，绝缘靴19双，钢盔25顶，防毒面具1个。
(二)防火措施
1.宣传教育每年入冬和午、秋收季节，县、区、乡各级领导都要利用会议进行防火宣传。并印发防火宣传画、“防火条例”、“冬季防火安全提纲”、“午、秋收防火”、“火灾通报”等材料。全县建立防火宣传栏160多处。城镇街道、单位，农村生产队订立防火公约。
2.重点设防1974年，进行摸底排队，全县确定8个防火重点单位，列出24个要害部位，建立防火档案。农村牲畜棚、仓库、机房等地确定防火责任人。入冬、春节、午收、秋收期间，重点检查用火、用电设备及柴草堆和仓库的防火安全。
3.严格管理县消防中队成立后，即对各单位一吨以上储油库进行登记检查，不符合要求的不准储油。1975年，县消防中队培训了建筑防火审核人员，对易燃易爆物品仓库和设施的建筑，严格审查把关，不符合防火规定的不准兴建。撮镇炼油厂兴建溶剂(汽油)罐与生产车间的距离过近，虽然基础已做好，仍令拆除重建。
附重大火灾简介
1956年夏，连日阴雨，县专卖公司香烟仓库失火。原因系库内块石灰吸湿过量而自燃，使附近烟箱起火，烧毁房屋7间，香烟数十箱，损失折人民币5.6万多元。
1962年8月29日，县汽车站失火。原因系职工用煤油炉烧饭，使附近仓库内的汽油着火，烧毁房屋12间，汽油36桶，损失近10万元。
1968年，店埠镇韦小郢生产队油坊炒锅起火，烧毁房屋10间，电动机4台，小红车2台，油榨2台，损失2万多元。
1971年1月15日，县百货公司第一门市部因电线短路着火，烧毁布匹、日用百货和12间房屋，共值8万多元。
1974年3月12日，八斗汽车失火(详见交通章中“重大交通事故”)。
1977年10月1日，合肥市汽车运输公司九队(驻肥东)一修理工用电焊枪代替照明灯，引起汽油着火，烧伤2人，烧毁发动机和大梁外的全部机件，损失1.5万多元。
1979年11月23日，县农具厂失火。原因系工人在木工车间会客，吸烟引起着火，烧毁房屋11间，木材25立方米，机械6台，损失2.1万多元。
1980年3月21日，八斗区粮站因高温芝麻饼自燃，烧毁房屋10间，芝麻饼1.6万多斤，损失1.9万多元。
1983年11月11日，店埠镇老街个体缝纫店，因下班时忘记切断电熨斗电源，引起燃烧，烧伤1人，烧毁房屋13间和部分衣料，损失1.8万多元。
1984年6月6日，县化肥厂合成工段液位计破裂，氟化碳气体喷出，冲碎照明灯泡起火，烧毁房屋10间，电缆线300米，损失1万多元。
1984年10月20日，撮镇薛滩村农民邓世建家，因烧饭不慎失火，烧死男、女孩各1人，烧毁房屋2间。
1985年2月26日，三十埠乡办企业，因下班时车间炉内余火未燃尽，引燃附近堆放的纸张起火，烧毁房屋6间及印刷设备，损失1万多元。
五、治保组织
1951年，县、区、乡先后成立群众性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会)。1952年，机关成立治保小组。1953年，行政村也成立治保小组。各级治保组织协助公安部门维护社会秩序，查禁赌博和封建迷信活动，开展防特、防盗、防火等工作。1954年，长乐乡治保干部丁尚荣露宿田野，抓获一名隐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评为县治安模范。1958年，人民公社设政法部，大队设治保会，生产队设治保小组。1983年，以乡、村成立治保会，较大自然村成立治保小组。1985年，全县有治保会831个，治保小组3441个，治保人员14124人，形成了治保组织网，在打击刑事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1985年，白龙乡一村治保主任协助派出所挖出以张维春为首的盗窃集团。
附重大社会治安事件简介
“水鬼毛人”谣言1953年10月，从定远传来“水鬼毛人”谣言，胡说什么“水鬼毛人神通广大，割妇女乳房和男孩生殖器给苏联制造秘密武器，政府干部为其做内线”。一时谣言四起，迅速波及全县，闹得鸡犬不宁，农村大部分群众夜间集中睡觉。事件发生后，县委、县政府决定，以公安局、武装部为主，发动各级治保人员，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并逮捕了43名破坏分子，其中山王乡韩某民愤较大，判处死刑。1954年春，谣言平息。
梅子山烧香求仙方1953年春，西山驿乡梅子山，刮起一股烧香求仙方的迷信风。“香客”日达3000人以上，有的竟来自合肥、南京、上海。他们一是治病，二是求子。把泉水、香灰、杂草、松枝和石子等均当作“仙方”，取回烧水喝。昂集乡林庙村孙耀先患肺结核，山王乡温光金妻患鼓胀病(腹水)，大龙村胡明寿女孩患百日咳，均因求“仙水”不求医而终致丧命。为此，县公安局、宣传部、武装部派人深入西山驿、昂集、康集、桥头集、山王等乡，配合治保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放映“神鬼不灵”电影，宣传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并惩处了少数作恶分子，这股烧香风才止。
同心乡王国伦“装神”1983年，同心乡王巷村农民王国伦，自称“大神”，在家设“仙坛”“治病”，骗取群众钱财。草庙乡女青年张常环患精神病，王胡说其被妖狐缠身，进行折磨，摧残致死。县法院依法判处王国伦有期徒刑14年，并宣传教育群众，制止了这种公开迷信活动，但隐蔽迷信活动，县内仍未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