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7年(1938年)4月，由国共两党人员组成的凤台县抗敌民众委员会成立。中共凤台党组织通过该委员会组织群众集会、编演文明戏、创办《动员报》、《前锋周刊》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民国29年7月，中共凤台县委在潘集抗日民主根据地利用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向地方开明士绅、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中共凤台县委书记陈元良带着新四军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的亲笔信，同地方武装红枪会首领王鹏飞谈判，使凤台红枪会与共产党互相协作，共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凤台各界进步人士、开明士绅积极捐款捐粮、减租减息，并主动献出枪支弹药。一些民族宗教人士接受抗日主张，为抗日出力。在民国29年12月的戴桥战斗中，中共干部巴方等3人被国民党反动派劫去，太平集清真寺阿訇严佑林四处奔波，设法营救，终使巴方等人安全回到根据地。
民国30年，为了加强根据地内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凤台县委按“三三制”的组织原则成立了凤台县行政委员会，吸收了三分之二的民主进步人士参加。在根据地内颁布了以抗日、民主为内容的10条施政纲领和“富人出粮款、出武器，贫民出人出力，统一战线，共同抗战”的政令。县行政委员会多次给国民党凤台县县长戚皖白写信，并经常与地方绅士杨开三、廖多拐联系，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解放后，中共凤台县委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吸收民主人士参政议政，团结各界人士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0年3月至1954年5月，县先后召开13届人民代表会议，共商大事，推进民主建政工作，对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经济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1952年，县委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1954年7月召开的凤台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300名代表中，有40名民主人士。翌年6月，县首届人大三次会议推举7位民主人士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在全县机关的行政干部中，非党人士1954年为364人，1964年达648人。从1954年12月到1956年，中共凤台县委根据党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引导全县工商业者加入公私合营企业，走合作化道路，顺利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县委还积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爱护，经济上扶持，在教育卫生方面给予帮助。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统战工作一度中断，1968年起，统战工作逐步恢复。1978年以后主要落实了以下几项统战政策。
一、落实对“三胞”的政策。由于长期受“左”的错误影响，县内“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亲属多与“三胞”失去联系。有的就是知其下落，也因怕有海外关系政治上受牵连而不敢与之联系。1978年以后，对“三胞”的政策逐步得到落实。1982年中共凤台县委设置对台办公室。1984年中秋节期间县委召开了台属座谈会，邀请刚回大陆定居的台湾《每日新闻》社编辑部副主任胡先生介绍台湾现状。同年，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海外关系”受株连、被错误判刑的陈景军，撤判平反并救济人民币300元。1985年县成立台湾同胞联谊会。是年，有2名“三胞”亲属到香港省亲，3名台胞回乡探亲。至1985年底，全县落实台胞政策98件、87人。此外，县委就“三胞”亲属的住房、子女就业、房产落实等问题给予适当照顾，妥善解决。
二、落实民族政策。1981年县委统战部设民族宗教事务科，管理民族工作。1983年春，县决定建立李冲回族乡，先后无偿资助和解决低息贷款4.6万多元，帮助该乡建石灰窑、修缮校舍、筹建乡卫生院。为靳楼民族村安装照明电路、扶持水果生产等。县委还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请专家学者为民族乡村民传授致富技术。从1978年起至1985年底，全县行政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保持在50至60人之间；少数民族党员发展至203人。
三、落实宗教政策。“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曾一度遭到破坏。从1978年起，县委引导信教群众开展正常宗教活动。1982年县成立寺、观、教堂管理委员会。1983年春，凤台县基督教“三自”爱国筹备委员会成立。1984年按政策落实了城关基督教堂房产。1984年至1985年，先后选送4名宗教骨干分子到安徽神学院、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北京白云观、郑州伊斯兰教学校学习深造。部分宗教界人士被先后推举为县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
其间，县委还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工商业者政策、侨务政策和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重视吸收民主人士参政议政。1980年，首届县政协116名委员中，非共产党员委员59人，占委员总数的50.87%；其中非共产党员常委10名，占常委人数的50%。八届人大643名代表中，非共产党员代表231名，占代表总数的36%。1983年，县二届政协非共产党员代表增加到76名，其中常委增加到13名。1984年，县九届人大371名代表中，非共产党员代表120名。占代表总数的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