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制度
封建土地所有制清末和民国时期，本县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大圩乡的王正泰、双河乡的张泰和、钱耀鑫等几十家大地主，少则占地几百亩，多则占地几千亩。经过抗日战争，这些大地主多数破落，但仍占有很多土地。1951年本县土改前调查，全县有大小地主4097户，2.2万人，占有土地41.27万亩，人均占地18.8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20.9％；兼地主154户，1240人，占有土地0.78万亩，人均占地7.5亩；半地主179户，728人，占有土地142万亩，人均占有19.5亩。富农1679户，9968人，占地12万多亩，人均占有12.07亩。中农27581户，14.32万人，占有土地87万亩，人均占地6.1亩。贫农3.6万户，16万多人，占有土地47万亩，人均占地2.9亩。雇农2149户，7047人，占有土地7826亩，人均占地1.1亩。从以上调查看，占全县总人口87.9％的贫雇农和中农只占有68％的土地，而占全县总人口6.5％的地主（包括兼地主，半地主）则占有22％的土地。
本县地主采取多种手段掠夺农民土地。一种是利用天灾人祸强买农民土地。新集大地主谢显平在民国20年（1931年）大水后，利用灾荒，以每亩3—5斗粮食，掠夺蔡家湖湖田100余亩。买卖土地时立有契约，称“地契”，土地权归地主所有。一种是典当土地，农民为生活所迫或欠债无力偿还时，就以土地当押给地主，立下“当契”，议定典当价格和时间，到期可以赎回。到期无力赎回者，即为“死契”，土地亦归地主所有。这样农民逐渐失去了土地，沦为雇农或流氓无产者。无地或少地农民向地主租种土地时，得缴纳一定的地租，清末时本县的租率有“对半”、“四六”、“三七”开等。
民国时期，本县的租佃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包租，也叫定租，即不管收成好坏，都必须向地主交纳一定的租子。另一种是分租，即按照租约的规定，地主和佃户平分所得的谷物，或是按成分租。大地主对佃户一般多采取定租的办法，到年终由佃户向地主交纳一定的租金和实物，小地主一般多采取分成租金。还有的地主采取雇工剥削，有短工、长工。有的户雇工3—5人，有的户兼营酒油糟坊，最多雇工10—20人。
民国34年（1945年）泗五灵凤县人民政府，为了发动民众抗日，在县境内贯彻边区政府减租减息政策。对地主减租，对高利贷减息，为雇工增加工资。在减租方面，对地主的谷物地租，分别实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租”。对原定的包租，分别减少二至五成；对原定对半分租的改为四六分租；原定四六分租的，改为三七分租；原定三七分租的，改为二五、七五分租。这种不同差别，是根据土地的好坏，地主的大小和农民的贫困程度；以及中心巩固区，游击区的不同特点而采取的不同措施。在减息方面，因借贷关系不同，没有做死的规定。增加雇工工资，根据当时调查，富农约占总农户的3—5％，一般雇工1—2人；经营酒、油、粉坊的地主，富农，最多雇工5—7人。工人工资一般以小麦计算，每年3—5石。少的一年只有一石多，多为放牛的童工；多的一年7石，多为技术师傅。为了不影响农业生产和手工作坊的发展，一般只要求增加5％，最高不超过10％。
农民土地所有制清代和民国时期，自耕农都占有一定的土地，自劳自食。据民国8年（1919年）调查表记载：本县农民种地在40亩以上者为大农，约占8％；种地在20亩以上不及40亩者为中农，约占20％；种地在20亩以下者为小农，约占72％。这种土地所有权，为耕种者所有，其中也包括有租种土地的佃农，没有土地权。
建国后，本县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进行了改革，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本县土改从1951年7月15日开始，至12月15日结束。整个运动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先在浍南、淮北、路东三个区和沱西区的大圩乡进行，从7月15日开始至10月15日结束。第二期进行的有浍北、沱西、濠城、五北、井头五个区和城关镇。于10月30日开始至12月15日结束。然后进行全面复查和总结。
参加本县土改的工作队，第一期有宿县地委土改工作团22人，苏北土改工作团617人，县委土改工作团403人，共1042人；第二期有苏北土改工作团，县委土改工作团、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教授陈立、陈汝康等）组成的土改工作团（755人）和有戏剧家曹禺参加的北京土改工作团（81人）、共约1800多人。
当时全县有8个区1个镇，97个乡、673个行政村，农业人口35万人。水田、旱田近200万亩。解放前后，虽经过反匪反霸和减租减息等斗争，但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被打倒，在经济上还占有明显的优势，土地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政治上和经济上没有完全获得解放。因此，土地改革势在必行。
土改工作的方针为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坚决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每一期的土改工作具体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宣传动员，发动群众，了解情况，整顿组织。工作队入村后，即召开一系列会议，宣传土地改革法，深入发动群众，建立青年、妇女，民兵和农会组织；调查了解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在贫农中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发动贫农诉苦，追穷根，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为划分阶级成份做好准备。
第二阶段：划评阶级，开展斗争。在评划阶级成份时，又分为讲阶级、评阶级、通阶级和报批阶级四个步骤。先讲为什么要划分阶级，怎样划分阶级，讲清政策界限；然后就本村的不同类型进行试划；试划后再召开贫农代表会进行通过。最后报区一级领导机关批准。在评划时先外后内，即先划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再划中农、贫农和雇农。并注意搞清地主与富农、富农与中农的界限，防止错划漏划。划分阶级后，立即召开以贫雇农为主的农协会和全村群众大会。对本地一些有罪恶有民愤，土改中有破坏行为的地主开展斗争。斗争主要是说理斗争，不搞体罚或变相体罚；斗争对象需要判罪的，交人民法庭依法审判。贯彻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
第三阶段，没收、征收土地和其他财产。在农民被发动起来，地主威风被打倒以后，选出贫雇农积极分子组成征收、没收小组和土地丈量小组，对地主的五大财产（土地、房屋、农具、耕畜、多余粮食）登记造册，进行没收；对富农多余的土地进行征收。
第四阶段，分配胜利果实。从村内选出公道正派的贫雇农积极分子组成分配小组，确定分配原则，制订分配方案，召开群众大会通过，张榜公布。土地以村为单位分配，以乡为单位调剂。分配时，先分土地、房屋，再分配农具、牲畜、粮食家具。好地、孬地、边地、远地要搭配分配。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使其能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在分配中，不断进行饮水思源和团结互助教育，讲清党的政策。讲天下农民是一家，使分配顺利进行。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夺回了土地权，兴高彩烈，喜气洋洋。沱西区薛集乡上殿村雇农聂凤云帮工好多年，分得土地后，一清早就在地里插上小红旗，并借了两犋牲口，犁地种上了小麦。
在结束土地分配工作后，又进入复查阶段。全县组织200多人的土改复查组，深入农村进行复查。查群众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查地主是否真正打倒了？查是否有错划漏划现象？查土地、财产是否合理分配了？然后，颁发土地证，健全基层组织，发展生产，处理遗留问题，全面结束土改工作。
五河县各阶层土改前后占有土地情况
（1951年）

本县土地改革共没收地主土地41.43万亩，房屋1.7万间，大牲畜2178头，各种农具2.4万件，粮食1333吨；征收土地7.05万亩。使本县2.4万户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30万亩土地，以及大牲畜和小农具。土改后，地主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由原来的18.8亩，减少为4.84亩；富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由原来的12.07由，降至9.7亩；中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由原来6.1亩，增至6.6亩；贫雇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由原来的1.5亩，增至4.65亩。土地所有制性质，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1950年秋天，全县已有临时互助组654个，参加农户3270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4.3％。耕地7.13万亩。农民称这是“忙时组织闲时散，明年春天再重干”的互助换工临时性劳动组织。
1951年土改后，各地开始出现常年互助组，年底发展到186户；每组一般8户左右，最多的19户；参加农户1488户，占总农户的1.92％。耕地3.24万亩。临时互助组达4692个，参加农户2.49万户，占总农户的33％。常年互助组仍实行生产资料和土地收入为个人所有。但这种常年性的换工互助比临时互助组有更多的优越性。1952年，遵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政府帮助的原则，常年互助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年底全县已有1204个，参加农户8619户，占总农户的10.4％；耕地19.83万亩。临时互助组达3629个，参加农户1.75万户，占总农户的21％。耕地30万亩。1953年，夏秋两季受灾，一部分互助组垮台，常年互助组减至826个，临时互助组减少至3497个。1954年，互助组又有所发展，常年互助组达1235个，参加农户1.19万户，占总农户的14.5％，耕地27万亩；临时互助组达4042个，参加农户2.19万户，占总农户的26.5％，耕地54万亩。
五河县农业互助组发展概况

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1952年春，在政府引导和农民要求下，沱西区小圩乡大李村农业劳动模范李道崇，在互助组基础上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31户农民参加。1953年在党和政府号召下，组社农户逐渐增多，年底已有8个，入社农户137户，经营土地2711亩。1954年发展到237个，入社农户4479户，占总农户的5.4％。经营土地10万多亩。1955年初级社发展的势头更快。县委书记唐海萍看到一些老社问题较多，提出停业发展整顿老社的主张，并在区委书记会议上传达布置，但适逢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传达，批判“小脚女人走路”，也批判了唐海萍的主张，合作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年底统计全县已有初级社1093个，高级社35个，入社农户7.14万户，占总农户的85％，经营土地202万由。初级社采取土地入股，牲畜、农具折价入股。股金按入社人口平均决定每股钱数，入社时多退少补。并允许社员自愿入社，自由退社。这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紧密的联合。
1955年下半年，在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部分干群提出扩、并、升级办大社的要求。于是全县在秋季决分后，就开展一个扩社、并社、升级办大社的运动。1956年，全县计有高级社167个，入社农户8.5万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8.5％，入社人口38万多人，经营土地204万亩。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入股分红，改为高级社所有，使土地由农民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1957年上半年全县已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化。但由于合作化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规模过大，不利于生产的管理和指挥，以致引起农民要求退社，长期遗留一些问题。
1958年上半年，在全县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后，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社办工业和农业社、供销社、信用社“三社合一”，以及办好公共食堂等一系列向公社过渡的要求。还提出了“农业社向共产主义公社过渡的道路”问题。同时经过整风反右和总路线的宣传，基层干部也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因此，各高级社都在搞“大办”，搞穷过渡。1958年9月10日，全县在234个农业社、8个渔业社的基础上，改组成312个人民公社。后在“一大二公”的口号下，又合并成13个大人民公社（后并为12个）。全县所有的农户都参加了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取消了区、乡、村机构，组织上按营、连、排编制，实行“军事化”。
1958年底至1959年，实行公社所有制，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资料一律为公社集体所有，生活资料也无偿平调。社员住房进行迁居合并，腾出空房办工厂、办食堂、办托儿所幼儿园……。生产上大兵团作战，生活上吃大食堂，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积级性。加之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等错误严重泛滥，造成了1960年群众生活极端困难。1961年实行定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办法，退还社员自留地，开放农贸市场，减少征购任务，农户按劳力多少承包土地和产量。生产资料仍为生产队所有，小组和农户只有使用权。经过休养生息，生产开始好转，但是年粮食总产量仅达8.16万吨，低于1952年水平。
五河县农业社、人民公社发展概况

1962年贯彻《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公社也适当缩小，全县12个农村人民公社调整为9个区44个人民公社。继续推行责任田制。1963年贯彻省委改正责任田指示，10月初全县已改正的生产队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87%。1964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三级所有”又向大队和公社所有制转变。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大批“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了小园地，割掉了家庭副业，恢复了生产大队和公社的集中经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社员收入低微。1976年全县社员人均收入54.10元。1967年本县又撤区并社，全县并为35个人民公社；1969年又调整为14个公社，1972年又划为25个公社。行政区划的如此频繁变动，也不利于生产的发展。1980年又恢复8个区45个公社，1984年实行政社分离，改人民公社建制为乡镇建制；生产人队改为村委会；生产队保留，相当于村民小组。至此，人民公社体制告一段落。
二、生产经营
清代和民国时期土地私有，农业生产均为个体经营。地主土地由农民租种或雇用一定的长工，近于生产群体，但并没有形成农场的经营管理体制。其他自耕农更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只有缺少农具或畜力的农户，在农忙时进行“过犋”互助。
建国后本县农民曾一度形成短暂的个体经营体制。土改后，为了解决个体农民在获得土地后其他生产资料不足的困难。政府号召农民自愿结合组织互助组，进行生产互助。但大多数农民仍为个体经营。
互助组是由几户农民自由结合组成。有牲畜不配套的，组内进行过犋；有劳力无畜力的组内进行换工。组有组长，为义务性质，不计报酬。临时互助组大忙时结合，大忙后结束。常年互助组由春耕生产时即行组合，到当年秋种后结束，有的常年不散。常年组比临时组有较多的优越性。但农民土地所有制性质不变，所有生产资料和土地收获仍归农户所有，自负盈亏。
初级社则采取土地入股，牲畜、农具折价入股的形式，组成一个生产实体。社内选有社委和社长，负责安排生产，分配劳动任务，决定劳动指标，建立劳动制度，以及安排分配和公共积累等。生产上统一经营。户数较多的社下分生产小组。分配方式，实行“地四劳六”，即土地占四成，劳力占六成分红。
高级社由于取消了土地入股分红，变土地农民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形成一个大的生产实体。在组织机构上，社内设立社员代表大会，作为社内最高权利机构。经常办事机构设有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下设农业、工业、副业、财经、水利、文教卫生等专门小组。社以下分设生产大队作为管委会派出机构。大队长由社委兼任。大队以下分生产队，生产队设有正副队长、会计，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产生。
高级社的生产管理，对劳动组织实行统筹安排，分工分业，专业管理，相互协作。对社内的农、工、副、林、牧、渔各项任务，分别组织常年的或相对固定的专业队、专业组。推广“任务到队，专业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插标验收”的生产责任制。分配上，实行按件计酬，合理偿付劳动报酬。按件计酬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小组包工结合个人计件；一种是个人包工，按定额进行计工。专业队和工厂则实行按件计酬，并普遍推广基本劳动日办法。后又实行“三包一奖”制，实行包工、包产、包费用和超产奖励的办法。1956年冬季整社时，对“三包一奖”制的多奖少赔，改为“超产全奖，减产全赔；超产奖粮，减产赔粮”的办法。1958年，提高包产指标，包工把水利工、基建工也包进去。奖赔问题，实行生产队超产部分全部奖给生产队。对小组包工和个人包工已经失去了意义。
人民公社则实行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和农业、信用、供销、商业四社合一。在经营管理上，实行统一领导，分业经营，相互协作、单独核算，盈亏归社。组织机构，公社下设管理区作为公社的派出机构；管理区下分生产大队，大队下分生产队。生产计划由公社统一安排，劳力也由公社统一调配；水利打破生产队和大队之间的界限，由公社统一组织施工。生产上大兵团作战，生活上办大食堂，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由于这样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给社员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困难，情绪低落，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工分值很低，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仅1角多钱，个别还有8分钱一个劳动日的。出现“花钱靠贷款，吃粮靠回销”的现象。1961年实行责任田，给生产队和农户一定的生产自主权，使生产逐渐恢复。1963年改正责任田后，加强了生产队的经营管理权，社员实行评工记分。1964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拖拉机等大型生产资料又收归大队管理。社员按劳力强弱、技术复杂程度评工记分制改为自报公议互评（本县实行的社队不多）。1966年以后，又收回社员自留地，贯彻“以粮为主”的方针，砍掉经济作物，扩大粮食作物面积。同时加强了公社一级的管理权限。由于公社的单一集中经营，集中劳动，和生产的指令性计划等，农民没有经营自主权，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以后，农村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推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本县的改革是在凤阳县的影响下，于1980年由浍南区的一些生产队首先实行的。当时他们的提法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有的包产到组，有的包产到户，给农民以生产自主权。当时县委本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利生产”的原则，要求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朱顶山区和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其他地区，有的实行定额包工，有的搞专业工，专业户，有的实行小段包工或经济作物包产到户。据1981年6月浍南、刘集、小圩、双庙等4个区统计，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有1486个生产队，占4个区生产队总数的58％。经过选择，以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最能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能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因而在全县迅速推开。当时县委有人要分层设防也无济于事。1981年底本县农村已基本实行以户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了在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生产体制的变革。农业生产责任制是以户承包为主，土地仍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农户只有使用权，耕畜、农具折价按人口分到户，自养自用。国家指令性生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并以价格杠杆进行生产调节。粮油征购也改为合同订购。这样农户可以更多的生产自主权，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
由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本县农村一部分多余劳动力开始走向城镇，其原来承包的土地就转让承包，使土地相对集中，出现了一批粮食专业户和养殖专业户。1984年本县农村开始出现规模经营的形式，各种专业户和联合体达480户。1985年有种植专业户36户，养殖专业户49户，工业、运输62户，饮食服务25户，其他14户。有各种联合体19个。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的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