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物价
一、物价管理
建国后，本县根据国家制定的“整顿收支，稳定物价”的政策，对市场物价逐步实行计划管理。采取各种手段制止物价上涨。当时私营经济比重较大，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和供销社集体经营只占31.7％。此时积极发展国营和供销社经济，逐步扩大和占领城乡市场是实行计划管理、稳定市场物价的关键。采取的措施是：稳定工业消费品的价格；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合理调整地区差和批零差；适当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粮食为中心，合理规定农产品之间的比价。
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相继对棉、麻、烟、油料、生猪等亦实行统购统销，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对购销价格均实行计划管理，统一定价。在保证主要消费品粮、油、酒、烟、盐、糖、煤油、猪肉、火柴、棉布等商品价格稳定的同时，扩大定量供应范围，实行凭票证供应。1960年后自由市场开放，国营商业在定量供应外，还批准出售几种“高价”商品（白糖、大曲酒、自行车）。羊毛收购价平均提高25％，猪鬃提高30％，泡发提高35％。商业部门还用“议价”购销部分农副产品调节市场，控制物价上涨。“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管理的商品价格处冻结状态。
1978年后，随着开放搞活，一部分农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粮食、商业部门普遍采用“议购议销”办法。议价商品越来越多，议价幅度有大有小。在物价管理上，实行计划商品管严，议价商品管活。凡国家定价的商品不经批准一律不准变动，议价商品按有关作价规定，本着保本微利平抑市场价格的原则进行核定。至1980年，开始对物价进行改革，把过去单一的计划价格，改变为4种价格形式：国家规定的计划价格；在一定幅度内的浮动价格；买卖双方议购议销价格；集市贸易价格。
1981年涤棉布降价，烟酒提价，由县政府直接领导，成立调价小组，抽出专人办公，按规定时间完成。下半年，本县和江苏泗洪县协商，按当时政策要求，衔接7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强地区之间团结，消除边区价格扯皮现象，促进商品流通。翌年，又开放一般轻纺工业品和全部小商品的价格，放开大多农副产品价格，只管国家指令性计划内商品价格，对指导性计划的商品允许浮动。
县调价领导小组1983年6月成立，领导亲自指挥消费品零售价格的调整，纺织品调价的“第三战役”。棉布提价，涤棉布、手表降价，涉及本县调价的2098种。其中针织品947个品种，手表56个标准品，闹钟7个标准品，解放布胶鞋8个品种。翌年，上海牌19钻三防手表由每只90元降到70元。合肥紫罗兰牌17钻三防男表，由每只40元降到30元。
1985年4月1日起，本县对主要农副产品由原来的统购统销改为合同定购，其价格由指令性改为指导性。粮食统购价改倒三七比例。生猪收购指导价为每公斤1.42元，销售价每公斤2.5元。是年，对城镇吃商品粮的职工居民每人每月发给猪肉价格补贴1元。翌年，县政府发出通知，商品实行统一标签，国家定价为红色，计划浮动价为蓝色，市场调节价为绿色。9月1日起，对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7种工业品原国家定价下放由企业定价，并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分别允许浮动8％—10％，下降不限。
二、物价演变
工业品价格清末和民国初期，自然经济占主导，商品交易量少，物价基本稳定。民国12年（1923年），县内出现零星工业作坊，外地运进工业品亦开始增多。30年代工农产品直接物物交换占很大比重，工业品价格较稳定。日军侵华本县沦陷后，物价逐渐上涨。民国18年（1929年），每公斤食盐7.4元（旧币）。至民国35年（1946年），每公斤食盐涨到7896.12元，比前上升1066倍。
建国后国营商业占主导地位。1951年县内组织了手工业联合社，工业品供应数量增多，价格基本稳定。1952—1957年，国家对主要工业产品价格实行计划管理，价格一直比较平稳。1958年起价格有所上涨。许多商品突破了计划价格，出现了“平价”、“议价”两种价格形式。还有高价商品如普通大曲酒每瓶8元，白糖每公斤8元，12型自行车每辆650元。
1964年，随着国家经济的逐步好转，有计划地降低部分工业品价格。是年4月，本县取消了平议价共存，实行单一平价政策。同时降低了食盐、食糖、烤烟、手表、铁锅、红砖、农药、自行车等工业品购价。之后，物价有升有降总水平基本稳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物价调整受到干扰，形成冻结。
1979年后，本县根据国家规定对一些不合理的工业品价格作了调整。1981年，大幅度降低了化纤及其织品的价格。是年，调高了烟酒等价格，对一些大宗日用品工业品拉开了质量差价。从1984年起，全面放开了小商品价格。
农产品价格清末、民国初期，本县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产粮食绝大部分直接作为食用，市场商品粮少，物价比较稳定。民国3年（1914年），大米每担（折合50公斤）16元。民国12年（1923年），降为每担11元。市场粮价每年下降2.17％。民国20年（1931年）特大水灾，物价有所增长。民国22年（1933年），大米每担17.5元，小麦每担12元。抗日战争期间，生产遭受破坏，日伪政府实行经济掠夺，物价迅速上涨。至国民党发动内战，市场更加通货膨胀，物价完全失去控制。加之币制多变，物价上涨幅度更令人咋舌。民国37年（1948年），大米每担150万元（法币），每公斤达3万元，比民国22年（1933年）每担价格增长8.57倍。
建国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农副产品价格很快得到稳定。1952年小麦、黄麻等农副产品价格比1950年略有下降。1957—1959年，本县粮价最为稳定。1960年，农副产品价格出现异常波动。黑市猪肉每公斤24元，鲜胡萝卜每公斤0.9元。不久，国家调整了粮油收购售价格。粮食类以1950年为基期，1957年为87.25％，1962年上升到115.6％。1966年粮价调价全县一价，不分城乡大米每担（折合50公斤）售价13.9元。政府给职工每人每月补贴0.5元（1986年起改为1元）。
1979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为解决农副产品价格长期背离价值规律问题，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粮油销售倒挂。1966年—1986年，本县共拿出补贴款64.9万元。
三、交换比价
清末、民国初期，本县工农产品价格都较稳定，比价也较合理。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工农产品剪刀差始不断扩大。至民国36年（1947年）为1∶7.46。建国后，农产品价格呈上升趋势，与工业品比价不合理差距逐步缩小。1952
五河县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及指数
五河县主要农副产品销售牌价
单位：公斤、元
五河县主要农副产品集市价
单位：公斤、元
年(恢复时期)剪刀差为1∶6.15，1957年(一五时期)为1∶5.26，1962年(二五时期)为1∶4.35，1970年(三五时期)为1∶5.18，1975年(四五时期)为1∶3.3，1980年(五五时期)为1∶2.8，1985年(六五时期)为1∶2.43。以上均为大米和白布相比。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指数，以1952年指数为100，1985年农产品收购价总指数为210%，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总指数为135%。
五河县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
建国后，本县根据国家制定的“整顿收支，稳定物价”的政策，对市场物价逐步实行计划管理。采取各种手段制止物价上涨。当时私营经济比重较大，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和供销社集体经营只占31.7％。此时积极发展国营和供销社经济，逐步扩大和占领城乡市场是实行计划管理、稳定市场物价的关键。采取的措施是：稳定工业消费品的价格；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合理调整地区差和批零差；适当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粮食为中心，合理规定农产品之间的比价。
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相继对棉、麻、烟、油料、生猪等亦实行统购统销，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对购销价格均实行计划管理，统一定价。在保证主要消费品粮、油、酒、烟、盐、糖、煤油、猪肉、火柴、棉布等商品价格稳定的同时，扩大定量供应范围，实行凭票证供应。1960年后自由市场开放，国营商业在定量供应外，还批准出售几种“高价”商品（白糖、大曲酒、自行车）。羊毛收购价平均提高25％，猪鬃提高30％，泡发提高35％。商业部门还用“议价”购销部分农副产品调节市场，控制物价上涨。“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管理的商品价格处冻结状态。
1978年后，随着开放搞活，一部分农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粮食、商业部门普遍采用“议购议销”办法。议价商品越来越多，议价幅度有大有小。在物价管理上，实行计划商品管严，议价商品管活。凡国家定价的商品不经批准一律不准变动，议价商品按有关作价规定，本着保本微利平抑市场价格的原则进行核定。至1980年，开始对物价进行改革，把过去单一的计划价格，改变为4种价格形式：国家规定的计划价格；在一定幅度内的浮动价格；买卖双方议购议销价格；集市贸易价格。
1981年涤棉布降价，烟酒提价，由县政府直接领导，成立调价小组，抽出专人办公，按规定时间完成。下半年，本县和江苏泗洪县协商，按当时政策要求，衔接7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强地区之间团结，消除边区价格扯皮现象，促进商品流通。翌年，又开放一般轻纺工业品和全部小商品的价格，放开大多农副产品价格，只管国家指令性计划内商品价格，对指导性计划的商品允许浮动。
县调价领导小组1983年6月成立，领导亲自指挥消费品零售价格的调整，纺织品调价的“第三战役”。棉布提价，涤棉布、手表降价，涉及本县调价的2098种。其中针织品947个品种，手表56个标准品，闹钟7个标准品，解放布胶鞋8个品种。翌年，上海牌19钻三防手表由每只90元降到70元。合肥紫罗兰牌17钻三防男表，由每只40元降到30元。
1985年4月1日起，本县对主要农副产品由原来的统购统销改为合同定购，其价格由指令性改为指导性。粮食统购价改倒三七比例。生猪收购指导价为每公斤1.42元，销售价每公斤2.5元。是年，对城镇吃商品粮的职工居民每人每月发给猪肉价格补贴1元。翌年，县政府发出通知，商品实行统一标签，国家定价为红色，计划浮动价为蓝色，市场调节价为绿色。9月1日起，对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7种工业品原国家定价下放由企业定价，并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分别允许浮动8％—10％，下降不限。
二、物价演变
工业品价格清末和民国初期，自然经济占主导，商品交易量少，物价基本稳定。民国12年（1923年），县内出现零星工业作坊，外地运进工业品亦开始增多。30年代工农产品直接物物交换占很大比重，工业品价格较稳定。日军侵华本县沦陷后，物价逐渐上涨。民国18年（1929年），每公斤食盐7.4元（旧币）。至民国35年（1946年），每公斤食盐涨到7896.12元，比前上升1066倍。
建国后国营商业占主导地位。1951年县内组织了手工业联合社，工业品供应数量增多，价格基本稳定。1952—1957年，国家对主要工业产品价格实行计划管理，价格一直比较平稳。1958年起价格有所上涨。许多商品突破了计划价格，出现了“平价”、“议价”两种价格形式。还有高价商品如普通大曲酒每瓶8元，白糖每公斤8元，12型自行车每辆650元。
1964年，随着国家经济的逐步好转，有计划地降低部分工业品价格。是年4月，本县取消了平议价共存，实行单一平价政策。同时降低了食盐、食糖、烤烟、手表、铁锅、红砖、农药、自行车等工业品购价。之后，物价有升有降总水平基本稳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物价调整受到干扰，形成冻结。
1979年后，本县根据国家规定对一些不合理的工业品价格作了调整。1981年，大幅度降低了化纤及其织品的价格。是年，调高了烟酒等价格，对一些大宗日用品工业品拉开了质量差价。从1984年起，全面放开了小商品价格。
农产品价格清末、民国初期，本县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产粮食绝大部分直接作为食用，市场商品粮少，物价比较稳定。民国3年（1914年），大米每担（折合50公斤）16元。民国12年（1923年），降为每担11元。市场粮价每年下降2.17％。民国20年（1931年）特大水灾，物价有所增长。民国22年（1933年），大米每担17.5元，小麦每担12元。抗日战争期间，生产遭受破坏，日伪政府实行经济掠夺，物价迅速上涨。至国民党发动内战，市场更加通货膨胀，物价完全失去控制。加之币制多变，物价上涨幅度更令人咋舌。民国37年（1948年），大米每担150万元（法币），每公斤达3万元，比民国22年（1933年）每担价格增长8.57倍。
建国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农副产品价格很快得到稳定。1952年小麦、黄麻等农副产品价格比1950年略有下降。1957—1959年，本县粮价最为稳定。1960年，农副产品价格出现异常波动。黑市猪肉每公斤24元，鲜胡萝卜每公斤0.9元。不久，国家调整了粮油收购售价格。粮食类以1950年为基期，1957年为87.25％，1962年上升到115.6％。1966年粮价调价全县一价，不分城乡大米每担（折合50公斤）售价13.9元。政府给职工每人每月补贴0.5元（1986年起改为1元）。
1979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为解决农副产品价格长期背离价值规律问题，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粮油销售倒挂。1966年—1986年，本县共拿出补贴款64.9万元。
三、交换比价
清末、民国初期，本县工农产品价格都较稳定，比价也较合理。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工农产品剪刀差始不断扩大。至民国36年（1947年）为1∶7.46。建国后，农产品价格呈上升趋势，与工业品比价不合理差距逐步缩小。1952
五河县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及指数
五河县主要农副产品销售牌价
单位：公斤、元
五河县主要农副产品集市价
单位：公斤、元
年(恢复时期)剪刀差为1∶6.15，1957年(一五时期)为1∶5.26，1962年(二五时期)为1∶4.35，1970年(三五时期)为1∶5.18，1975年(四五时期)为1∶3.3，1980年(五五时期)为1∶2.8，1985年(六五时期)为1∶2.43。以上均为大米和白布相比。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指数，以1952年指数为100，1985年农产品收购价总指数为210%，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总指数为135%。
五河县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