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区的土地制度，按历史年代可分为封建私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公有制三种形式。建国前至解放初期，本地区土地为少数人所占有，属封建私有制（土地的占有量各阶层之间悬殊很大）。地主（包括其他成分兼地主）、富农（包括半地主式富农），人均占地约15亩，占总人口79.1％的农民和其他阶层人均占地约2.1亩。而且地主、富农还占有大量的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他们倚仗占有地多、生产资料齐全的优势，对少地、无地的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其剥削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地租。分定租、分租、押租三种，定租又称课地租、包租、死租，这种租租额确定后，不管收入多少，有收无收，佃户都得按期如数交租；分租又名活租、分收、分种地，即看场议租分成，一般是六、四打租（地主得六成，佃户得四成），或对半打租；定租和分租均按纯收获量分成，种子、肥料、牲畜、农具等一切生产投资由佃户负担；押租，又叫押金，佃户租种地主土地要按田价交付若干押金，按交纳地租的形式可分为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徭役地租。交粮食等实物时，地主在收租过程中常使用大斗、大秤对租地的农民进行再剥削，农民无实物或实物短缺，可按市场现行价将应交实物折款交租。徭役地租，即佃户除按规定如数交纳实物或现金外，还要经常给地主做些义务工。此外，佃户每年收获的瓜、果、菜、鸡、鸭、鹅、鱼等，都要选送给地主“尝新”。庄稼收获前还要请地主看租（看庄稼好坏确定产量和地租），并办酒席宴请地主及随员。逢年过节或地主家婚丧嫁娶，佃户还要上门送礼。
租赁土地要有租约，承租者与租主通过中间介绍人双方议定交租方法，数额，拍板立约，中人担保。
二是雇工（俗称大领、二领）。半自耕农，佃农有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能租种土地，农村中的雇农无土地、牲畜、农具，为了养活全家，靠出卖劳力给地主当雇工。按雇用时间长短，分为长工（常年性）、短工（季节性）。长工除供膳宿外，年终发给一定报酬；短工满一个月的供膳宿，发月工资，临时短工只供食，发日工资。地主对雇工食宿及态度不好，雇工便消极怠工或损坏其庄稼、农具等生产资料，以示反抗。
三是高利贷。贫困农民因缺乏生产资料，或遇到天灾人祸时不得不借贷，以济急需。地主、豪绅趁机放高利贷。普通借贷方式大体有四种：一是接青麦，在每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债户向债主借粮，收获时加利偿还，一般春天借一斗麦子，收获时要还二斗。二是叫涨不叫掉。青黄不接，麦价看涨，新麦上市，麦价下跌，一般借一斗麦子要还三斗。三是遥当地，债户由担保人向债主借钱，五块钱以一亩地作抵押，每年地主向遥当地的农民要五斗麦子，五斗高粱，只要不还清欠款，债主可继续收取地租。四是印子钱。借钱要付利息，整借零还，日期越长，利息越高，有的利过本，利倍本，农民叫做“驴打滚”，如借10块钱，月息8分，10个月还清，本利共18元。
封建私有制时期，土地可以进行买卖，因为生计所迫，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将上地卖给地主，富农或商人，卖者立卖契，和中间人同时签名划押交买者收存，并写过户单，交主管土地册的单位过户转移土地所有权。另外，土地还可作为抵押物进行典当。出当者与承当者双方议定典当价和赎回期，并立字为据，到期出当者可按原价赎回，逾期不赎，或延长典当期限，通过复议，补给欠额，把所有权转给承当者。
建国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党颁布减租减息章程、条例、法令等，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惩奸清算的群众运动。抗战前，提出增加大领工资，反对冬闲辞大领，租种地少收少分，不收不分等斗争纲领。抗日战争初期，实行二五减租、四六分种、增加工资等法令。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广西军进犯豫、皖、苏地区，我党武装转移津浦路东，在此期间，地主抽地、倒租，基本群众及农救会遭受摧残。1944年彭雪枫师长率师西进，收复路西豫、皖、苏边区，组织反倒算、反霸、反奸、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民得到土地。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我军西撤，地主反攻倒算，农民失去已经得到的利益，有的群众家破人亡。淮海战役前夕，我区各地基本群众主动向地主要回倒算的果实，地主托人向群众认错，退还果实。
建国后，1950年6月30日国家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同年冬季开始，本区各县先后进行试点，土地改革分两期全面开展。在土改运动中，依法没收地主的土地、牲畜、大农具、粮食、房屋五大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填发了土地证，按照政策，给地主出路，让其自食其力。1952年春，全区土改基本结束后，各地又及时组织复查，对错划、漏划的阶级成份进行了纠正，至此，广大贫苦农民扬眉吐气，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宣告彻底结束。
土改结束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起来，群众以开展生产自救，搞副业为主，自愿组织起来，互助组发展较快，到1954年参加常年和季节性的互助组的农户、人口，占总户数、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从1952年开始，省、地委抓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5月合作社转入巩固整顿，1955年10月传达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以及省第三次党代会精神以后，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到1955年底，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完成。
1955年在基本完成初级农业合作化的同时，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上半年接收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入社，下半年有些农户拉走牲口，闹出社，转高级社不报名。1957年农业合作社进行了整顿工作，对一些规模较大，不便管理，群众要求分开的社适当划小，并且普遍进行了大队划小队工作。1958年上半年农业社进行升并，规模较小的初级社，全部合并为规模较大的高级合作社。1958年下半年在清理高级社财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并社，成立人民公社，实行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党政财文一体的“政社合一”制度，劳动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计划二、三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1959年生产下降，1960年出现非正常的死亡现象，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稳定了农业生产形势，1965年又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的政策，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农业学大寨、赶郭庄（萧县郭庄大队），苦干二三年，把各县变成昔阳县”的口号。1969年撤销区一级组织，人民公社进行合并，规模扩大，强调粮食“超纲要”、“过长江”，大搞红海洋（杂交高粱）。青纱帐（杂交玉米），砍掉一些果园、桑园、树木、拔西瓜秧、韭菜苗。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使经济作物和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生产下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农业学大寨，赶郭庄的运动，农业生产逐渐转入正常。1980年恢复区级组织，调整了人民公社的规模，同时传达贯彻中央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定。1984年实行党政分开，人民公社改为乡党委、乡政府。自高级社以后，除国家各项建设事业需要征用部分土地为全民性质外，其余土地归集体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