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物价管理
一、价格
民国初年，宿城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市场物价受农业丰歉的影响。农副产品的价格，一般年景升降幅度不大。夏粮或秋粮初上市时偏低，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上升。遇到荒年，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加大。民国中期，随着本地工业和交通的发展，商品有所增加，工业产品也逐渐增多。其中日本、英国、美国等外国货物流入市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市场价格涨跌不定。
汪伪时期，商品流通渠道受阻，市场动荡，物价也极不稳定。驻宿城日军在推行“强化治安”政策的同时，对于食盐、煤油、火柴和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实施配给办法，城内居民按保、甲行政机构，凭“良民证”限量购买。因为“求”过于“供”，黑市随即出现。再加法币、联银券①、中储券②同时流通，比价不一，市场物价既不稳定，也不统一。
抗战胜利至宿城解放前夕，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涨势为历史上所未有。国民党的党政达官和一些豪商富户，大量抢购物资，物价更是直线上升。以城内猪肉价格为例：民国37年（1948）9月初，每斤价为金圆券0.30元；到9月10日，每斤价涨到1.20元；到10月初，每斤即涨到25元。这一时期物价涨势的特点是间歇很短，甚至一天数涨。广大人民怨声载道，当时宿城流行“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的说法。有一家商店，一天之内竟改动了13次标价牌。从民国26年到37年的10年中，法币的贬值情况如下：
法币100元
26年，可买两头牛；34年，可买2个鸡蛋；35年，可买六分之一块肥皂；36年，可买1个煤球；37年，可买2‰两大米。
附民国35年上半年与37年下半年宿城零售商品价格对比情况。
①汪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货币简称。
②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简称。续表
建国后，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作了适当的规定，挂牌公布，制止盲目上涨。1953年起国家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随后对猪、蛋、烟、麻实行计划收购，不准私自买卖，商品价格基本上保持稳定。1959年起，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加上工作上的失误，物资严重短缺，市场供应紧张，集市贸易价格猛升。宿城市场一度出现葫萝卜0.50元1斤、鸡蛋0.50元1个、猪肉8元1斤、馒头1元1个的高价。有些商品的计划价格也被迫上涨。政府采用议购议销办法，部分农副产品除征购、派购外，由商业部门同农业生产队协商，用高于国家牌价、低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和销售。1961年，在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同时，再次调整了油脂、油料及农副产品购销价格。收购价格提高的幅度高于销售价格，出现购销倒挂，其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
1962年，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棉布、油、盐、酱、醋等消费品的价格保持不变，其它消费品的价格逐步下降到接近国家计划价格。
1963年，粮食统销价格提高，与统购价格持平（标准面粉由每斤0.16元提到0.17元，糙米由每斤0.113元提到0.133元），为了保证职工的生活水平，国家发给职工每人每月0.50元粮价补贴。自1966年下半年起，社会动乱，市场紧张，一些商品随意提价，价格失去控制。1967年下半年，根据中央通知，市场物价停止调整，实行冻结。
1978年，国家对农副产品（包括粮食、油脂、油料、生猪等）的收购价格进行了建国以来幅度最大的调整，购销倒挂出现的经济亏损，由国家实行财政补贴。部分副食品如猪肉、鸡蛋等销售的价格也适当提高。国家对每个职工每月发5元副食品补贴费。
1980年，议购议销逐渐扩大到粮食、油脂、油料、水产、化肥等。
1981年11月，国家对涤棉织品和烟酒等商品价格进行了调整，涤棉织品平均每米降价28％，烟酒售价提高，原则是高档多提，一般牌号少提，低档不提。其中甲级烟每盒提价0.25元，乙级烟每盒提价0.08元，地方瓶装大曲酒平均每市斤提价1元左右，散装曲酒每斤提价0.10元至0.20元。
1984年，国家对生猪取消派购，肉价放开，市场肉价略有增长，每斤由原来的1.10元提高到1.30～1.40元。为此，国家对职工和城镇居民每人每月补贴1元。
二、管理措施
民国19年，宿县商会和各同业公会实行统一的市场商品牌价。25年，商品价格分为限价（亦称公价）和市价（亦称私价）两部分，对食物类、服装类、燃料类、杂品等30多种商品实行限价，由商会监督，同业公会执行。对粮油、布匹等物品实行公价配给，但因物资不能保证供应，物价难予控制，限价流于形式。27年5月至37年11月，物价一片混乱。
建国以后，物价工作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管理轨道。在“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指导下，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设立物价管理机构。1950年，宿城市设工商科，兼管物价，执行国家制定的商品价格，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得到控制。自由市场商品的价格也分别比照国家牌价执行。市场价格逐步趋于稳定。价格统一后，根据“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对部分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了调整，同时，注意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稳定了城乡人民最必需的生活用品价格。
宿城零售商品价格
（1949～1985）
宿城零售商品价格
（1949～1985）
农贸市场商品价格
（1980～1985）单位：元/市斤
1953年以后，市场物价由宿县城关区（镇）工商股兼管。
1964年，工商股对全城物价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在百货、土产、生资、糖食烟酒、饮食、服务等10多个行业中发现擅自提价以及用以次充好、短尺扣两等手段违反物价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共170起。检查后，工商股没收其非法收入3000元，罚款2000多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商品基本为国营商业和集体商业经营，价格统一。
1980年，设置宿州市物价委员会，与宿州市计划委员会合署办公。1984年机构改革，物价委员会改为物价局，同时设立物价检查所。市物价部门先后制定或调整了白酒、饮料酒、农机、化肥、铸铝制品、针棉织品、糕点、饮食等30多种产品价格及浴池、旅社、服装加工等收费标准。每年除平时开展市场物价检查外，逢重大节日，组织全市性物价检查。1983年，对违反物价纪律的单位罚款1.4万元。1985年，配合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市物价局共组织2680人次，检查了361家工商企业。市百货大楼、红旗商场被授予“物价信得过单位”称号。对违反物价纪律而且态度恶劣的180家企业给予经济制裁，共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2.47万元。为维护国家物价政策和消费者的利益，市物价局采取贴通知、发函告、电话通知和上门退款等方式，向300多户用高价购买商品的消费者退款5000元。
1984年8月10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市物价局制定了《关于改革价格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其中下放了一些地方管理的商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标准定价权，并对其他一些价格管理也予以放宽。
民国初年，宿城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市场物价受农业丰歉的影响。农副产品的价格，一般年景升降幅度不大。夏粮或秋粮初上市时偏低，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上升。遇到荒年，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加大。民国中期，随着本地工业和交通的发展，商品有所增加，工业产品也逐渐增多。其中日本、英国、美国等外国货物流入市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市场价格涨跌不定。
汪伪时期，商品流通渠道受阻，市场动荡，物价也极不稳定。驻宿城日军在推行“强化治安”政策的同时，对于食盐、煤油、火柴和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实施配给办法，城内居民按保、甲行政机构，凭“良民证”限量购买。因为“求”过于“供”，黑市随即出现。再加法币、联银券①、中储券②同时流通，比价不一，市场物价既不稳定，也不统一。
抗战胜利至宿城解放前夕，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涨势为历史上所未有。国民党的党政达官和一些豪商富户，大量抢购物资，物价更是直线上升。以城内猪肉价格为例：民国37年（1948）9月初，每斤价为金圆券0.30元；到9月10日，每斤价涨到1.20元；到10月初，每斤即涨到25元。这一时期物价涨势的特点是间歇很短，甚至一天数涨。广大人民怨声载道，当时宿城流行“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的说法。有一家商店，一天之内竟改动了13次标价牌。从民国26年到37年的10年中，法币的贬值情况如下：
法币100元
26年，可买两头牛；34年，可买2个鸡蛋；35年，可买六分之一块肥皂；36年，可买1个煤球；37年，可买2‰两大米。
附民国35年上半年与37年下半年宿城零售商品价格对比情况。
①汪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货币简称。
②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简称。续表
建国后，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作了适当的规定，挂牌公布，制止盲目上涨。1953年起国家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随后对猪、蛋、烟、麻实行计划收购，不准私自买卖，商品价格基本上保持稳定。1959年起，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加上工作上的失误，物资严重短缺，市场供应紧张，集市贸易价格猛升。宿城市场一度出现葫萝卜0.50元1斤、鸡蛋0.50元1个、猪肉8元1斤、馒头1元1个的高价。有些商品的计划价格也被迫上涨。政府采用议购议销办法，部分农副产品除征购、派购外，由商业部门同农业生产队协商，用高于国家牌价、低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收购和销售。1961年，在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同时，再次调整了油脂、油料及农副产品购销价格。收购价格提高的幅度高于销售价格，出现购销倒挂，其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
1962年，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棉布、油、盐、酱、醋等消费品的价格保持不变，其它消费品的价格逐步下降到接近国家计划价格。
1963年，粮食统销价格提高，与统购价格持平（标准面粉由每斤0.16元提到0.17元，糙米由每斤0.113元提到0.133元），为了保证职工的生活水平，国家发给职工每人每月0.50元粮价补贴。自1966年下半年起，社会动乱，市场紧张，一些商品随意提价，价格失去控制。1967年下半年，根据中央通知，市场物价停止调整，实行冻结。
1978年，国家对农副产品（包括粮食、油脂、油料、生猪等）的收购价格进行了建国以来幅度最大的调整，购销倒挂出现的经济亏损，由国家实行财政补贴。部分副食品如猪肉、鸡蛋等销售的价格也适当提高。国家对每个职工每月发5元副食品补贴费。
1980年，议购议销逐渐扩大到粮食、油脂、油料、水产、化肥等。
1981年11月，国家对涤棉织品和烟酒等商品价格进行了调整，涤棉织品平均每米降价28％，烟酒售价提高，原则是高档多提，一般牌号少提，低档不提。其中甲级烟每盒提价0.25元，乙级烟每盒提价0.08元，地方瓶装大曲酒平均每市斤提价1元左右，散装曲酒每斤提价0.10元至0.20元。
1984年，国家对生猪取消派购，肉价放开，市场肉价略有增长，每斤由原来的1.10元提高到1.30～1.40元。为此，国家对职工和城镇居民每人每月补贴1元。
二、管理措施
民国19年，宿县商会和各同业公会实行统一的市场商品牌价。25年，商品价格分为限价（亦称公价）和市价（亦称私价）两部分，对食物类、服装类、燃料类、杂品等30多种商品实行限价，由商会监督，同业公会执行。对粮油、布匹等物品实行公价配给，但因物资不能保证供应，物价难予控制，限价流于形式。27年5月至37年11月，物价一片混乱。
建国以后，物价工作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管理轨道。在“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指导下，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设立物价管理机构。1950年，宿城市设工商科，兼管物价，执行国家制定的商品价格，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得到控制。自由市场商品的价格也分别比照国家牌价执行。市场价格逐步趋于稳定。价格统一后，根据“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对部分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了调整，同时，注意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稳定了城乡人民最必需的生活用品价格。
宿城零售商品价格
（1949～1985）
宿城零售商品价格
（1949～1985）
农贸市场商品价格
（1980～1985）单位：元/市斤
1953年以后，市场物价由宿县城关区（镇）工商股兼管。
1964年，工商股对全城物价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在百货、土产、生资、糖食烟酒、饮食、服务等10多个行业中发现擅自提价以及用以次充好、短尺扣两等手段违反物价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共170起。检查后，工商股没收其非法收入3000元，罚款2000多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商品基本为国营商业和集体商业经营，价格统一。
1980年，设置宿州市物价委员会，与宿州市计划委员会合署办公。1984年机构改革，物价委员会改为物价局，同时设立物价检查所。市物价部门先后制定或调整了白酒、饮料酒、农机、化肥、铸铝制品、针棉织品、糕点、饮食等30多种产品价格及浴池、旅社、服装加工等收费标准。每年除平时开展市场物价检查外，逢重大节日，组织全市性物价检查。1983年，对违反物价纪律的单位罚款1.4万元。1985年，配合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市物价局共组织2680人次，检查了361家工商企业。市百货大楼、红旗商场被授予“物价信得过单位”称号。对违反物价纪律而且态度恶劣的180家企业给予经济制裁，共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2.47万元。为维护国家物价政策和消费者的利益，市物价局采取贴通知、发函告、电话通知和上门退款等方式，向300多户用高价购买商品的消费者退款5000元。
1984年8月10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市物价局制定了《关于改革价格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其中下放了一些地方管理的商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标准定价权，并对其他一些价格管理也予以放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