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二节 信货
一、商业贷款
解放初期，临泉商业以私营为主，国营商业处于萌芽状态。银行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服务；集中资金，支持国营贸易，发展国营商业，掌握物资；打击投机，建立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阵地。首先是动员私营商业企业与银行挂钩和一切私营商业签订存、放、汇业务合同，以集中社会资金。1952年以前，对私商主要实行质押形式的贷款。由于物价不稳，实行折实贷款。“三反、五反”后，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繁荣经济，放宽对私商放款。1953年以后，对私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放款又一次紧缩。1955年，部分私商转为经销、代销。1956年，实行全行业合营，银行贷款以“从宽从简”的精神进行“同提行贷”和“活存透支”的办法支持合作商业。
1955年以前，国营商业实行供给制的金库，国营企业的资金由上级拨给。1956年以后，新华书店和专卖公司等，先后下放，在县行贷款，实行三类放款。对主要物资、企业充分供应资金；二类物资或批发单位，按计划供应资金；零星供应单位，按库存掌握贷款。
1958年，商业部门“大购大销，有卖必买，促进生产，保证供应。”银行只讲服务，不讲监督，致使商业信贷膨胀。年底商业贷款余额达2058万元，比1957年增长近一倍，大大超过商品流通的资金需要。到1961年，加上盲目收购胡萝卜籽的投放，商业贷款余额达2280万元。在货币回笼中商品销售收入只1426.6万元。积压库存1314.8万元，占贷款余额的57.67%。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银行对商业贷款采取“紧中有活”和调整结构，促进生产的发展，市场购买力得到相应的提高，全县商业的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都有好转。
“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机构精简撤并(区银行营业所并为区财政金融站)，商业信贷规章制度夭折，失去信贷的监督作用。商业贷款又出现膨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商业信贷改革。(一)资金供应，“区别对待，择优扶植”，逐步实行在国家计划的基础上，按企业的产销合同发放贷款。1981年“以销定贷”，把优的标准定在产品和商品销售上，以销作为确定贷款的依据，从而促进生产与流通、价值与使用价值、银行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二)实行多种信贷领域的贷款，不仅有商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而且对商业企业建设营业网点，购买设备工具和商办工业的固定资产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对服务行业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也发放贷款。(三)实行多种经济成份的贷款，对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也贷款。1985年底，全县各级银行对商业放款总余额达9554.1万元，其中供销合作社贷款4279.9万元，外贸贷款932.1万元，集体商业贷款362万元，商业企业贷款29万元。在商业放款总额中属于短期设备的商业贷款3051万元。
二、工业贷款
全县工业企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流动资金和技术改造资金是由银行提供的。
建国初期，临泉仅有一家私人开办的半机械化卷烟厂。一直到1957年，全县还是手工业占主导地位。1957年全县工业贷款余额达21.7万元。1958年全县工业突飞发展，工业贷款余额上升到140.9万元，比上年增长5.49倍。1960年底，全县工业贷款余额达274万元，比1958年增长近一倍。但是，由于缺乏对原材料来源和技术设备等条件的考虑，结果有些新办的工业企业只能搭架，不能生产。如县橡胶厂、水泥厂等均未正式投产。三年调整期间，压缩工业贷款，1965年全县工业贷款压缩到48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失去了资金经营的自主权和监督权。利息从1971年开始实行平均主义的低息政策，并取消罚息制度。致使工业信贷管理松弛，企业资金周转缓慢，经济效益差，损失浪费严重。国营工业企业百分之八十是连年亏损。1972～1977年，全县国营工业亏损总额为225.14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挥信贷监督职能。支持生产搞得好、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加快发展步伐；对关、停工业企业停止贷款，进行清理；对实行市场调节的产品，实行“以销定产，以销定购，以销定贷”；对完成计划好、经营管理好、执行合同好、信用好的工业企业优先贷款；对不按计划和合同办事，经营管理不善的工业企业，从严掌握贷款。1980年，协助工业企业开展清产核资，清仓查库，挖掘资金和物资潜力。同时，利用利率杠杆，对逾期贷款、积压物资贷款和挤占挪用贷款，实行加收利息。从而促进工业企业加强管理，加速资金周转。1978年全县工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周转一次需120天，到1985年降为74天，加速26%。发放固定资产贷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1979年下半年起，对国营企业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支持效益好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如县酒厂、化肥厂在银行技术改造贷款支持下走内函更新改造的道路，更新设备，扩大生产，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1981年起执行新的利率政策。增设逾期贷款和挤占挪用贷款的利率档次。1983年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统一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试行浮动利率。充分利用利率杠杆，促进工业企业加强管理，注意核算，节约资金，提高经济效益。下半年相继接管国营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1985年工业贷款上升到1090万元。
三、农业贷款
(一)互助合作化时期农业贷款下伸，各区配农贷员，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在互助合作时期，发放“贫农基金互助合作贷款”。帮助贫困农户解决参加互助合作资金的困难。1954年，全县农民由互助组走向初级合作社，农业贷款的对象也由个体转向集体，年底对农业社累计发放贷款1108万元。1955～1956年上半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农村由小额贷款、短期贷款转变为较长期的大额农业贷款；不但对高级农业社贷款，也对国营农场、集体合作商店、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开办的工副业生产合作社贷款。1956年底全县发放贷款累计1625.1万元，其中：对手工业互助合作放款15.6万元，合营工业放款1.4万元，合作商业放款13.1万元，合营企业放款1.1万元，国营农场放款2.5万元，高级农业社放款186.8万元，贫农合作基金放款148万元，其它合作放款19.8万元，供销合作社放款1235万元，有利于农业合作化的巩固和发展。
(二)“大跃进”时期农村金融工作基本上是无控制地供应农贷资金，向人民公社大量投放农业贷款、社办工业贷款、支持改造革新贷款和预购定金贷款。致使农业信贷膨胀，造成农贷资金积压、浪费和沉淀。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支援农业，组织货币回笼，减少货币投放，根据“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按照收多少贷多少的原则发放农业贷款。1963～1964年全县累计发放社队农业贷款2672万元，帮助生产队购买耕畜、化肥、农药。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学大寨”，对县、社“农业学大寨”的点及“样板队”，优先照顾，重点支持，贷款无限制。致使部分生产队一度产生“农民种田，国家拿钱”的依靠思想。结果农贷过于集中，投放的多，收回的少，生产成本高，增产不增收。1966～1976年全县社队累计农业贷款达6320万元，沉淀资金达4375万元。
(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农业银行恢复，大量组织支农资金，因地制宜地支持发展商品生产。重点是：1、把筹集资金提到重要位置，使农村各项存款增长。1985年底农村居民存款余额达2517万元，比1980的底514万元增长3.9倍。2、加快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1980～1985年累计发放社队农业贷款8833.4万元，累计收回7854.3万元，收回数占投放数的88.92%。3、支持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1984年底，全县农村集体工业贷款214万元，乡镇企业贷款493万元。1985年农业贷款余额3483万元，比1980年增长68%。
四、信用社贷款
临泉自1953年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社，贷款规模、资金逐步发展。由单一的对个人贷款发展到对集体工商企业、群众联合企业和乡镇企业等单位的贷款；由单一生产费用贷款到发放设备贷款和技术革新改造贷款。
临泉县1980～1985年信用社存、贷、收业务一览表
单位：万元
五、基本建设贷款
人民建设银行县支行，1980～1985年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和委托基本建设贷款，发放总额达878.23万元。
(一)1980年6月，发放小型技措贷款6.6万元，财政委托贷款8万元，支持县淀粉厂新建年产200吨柠檬酸钙车间，10月建成，12月投产。
(二)1981年省商业厅和省建设银行联合批准县石油公司建加油站贷款6.04万元，县人民建设银行又贷给技措贷款2.5万元，1982年6月建成交付使用。
(三)1984年7月，县被服厂与上海宝山童装厂联营成立宝山童装厂临泉分厂，又与上海沪南服装部联营成立临泉分部。县人民建设银行发给设备贷款7万元，购置安装3条服装生产线，年生产服装10万件。
(四)1984年8月，县工艺美术公司购置白刚玉微粉生产设备，县人民建设银行贷款2.5万元，购磨球机及配套设备，年末投产。
六、豁免贷款
建国后，曾3次豁免农业贷款和其它贷款。
第一次是1953年免贷。对1953年以前的耕牛贷款与特种经济作物贷款实行缓收；种子、肥料、砖井、小车、青海马、大型水利贷款实行托收；步犁、植保药械等专项贷款实行免收，计豁免贷款32.17万元。减除了45517农户的经济负担，占全县农户的26.56%。
第二次是1965年豁免4项贷款。对1961年以前的农村社队欠国家的赊销款、预付款、预购定金和农业贷款，是贫、下中农欠的全部豁免。中农欠的，如偿还有困难，可酌情豁免一部分。全县豁免3486.8万元。
第三次是1978年核免。因1975年遭受洪水灾害，经国务院批准，对本县1975年5月以后8月以前的各种农业贷款和其它贷款进行清理核免。共核免3019.99万元。
临泉县1950～1985年信贷统计表
单位：万元
解放初期，临泉商业以私营为主，国营商业处于萌芽状态。银行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服务；集中资金，支持国营贸易，发展国营商业，掌握物资；打击投机，建立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阵地。首先是动员私营商业企业与银行挂钩和一切私营商业签订存、放、汇业务合同，以集中社会资金。1952年以前，对私商主要实行质押形式的贷款。由于物价不稳，实行折实贷款。“三反、五反”后，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繁荣经济，放宽对私商放款。1953年以后，对私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放款又一次紧缩。1955年，部分私商转为经销、代销。1956年，实行全行业合营，银行贷款以“从宽从简”的精神进行“同提行贷”和“活存透支”的办法支持合作商业。
1955年以前，国营商业实行供给制的金库，国营企业的资金由上级拨给。1956年以后，新华书店和专卖公司等，先后下放，在县行贷款，实行三类放款。对主要物资、企业充分供应资金；二类物资或批发单位，按计划供应资金；零星供应单位，按库存掌握贷款。
1958年，商业部门“大购大销，有卖必买，促进生产，保证供应。”银行只讲服务，不讲监督，致使商业信贷膨胀。年底商业贷款余额达2058万元，比1957年增长近一倍，大大超过商品流通的资金需要。到1961年，加上盲目收购胡萝卜籽的投放，商业贷款余额达2280万元。在货币回笼中商品销售收入只1426.6万元。积压库存1314.8万元，占贷款余额的57.67%。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银行对商业贷款采取“紧中有活”和调整结构，促进生产的发展，市场购买力得到相应的提高，全县商业的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都有好转。
“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机构精简撤并(区银行营业所并为区财政金融站)，商业信贷规章制度夭折，失去信贷的监督作用。商业贷款又出现膨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商业信贷改革。(一)资金供应，“区别对待，择优扶植”，逐步实行在国家计划的基础上，按企业的产销合同发放贷款。1981年“以销定贷”，把优的标准定在产品和商品销售上，以销作为确定贷款的依据，从而促进生产与流通、价值与使用价值、银行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二)实行多种信贷领域的贷款，不仅有商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而且对商业企业建设营业网点，购买设备工具和商办工业的固定资产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对服务行业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也发放贷款。(三)实行多种经济成份的贷款，对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也贷款。1985年底，全县各级银行对商业放款总余额达9554.1万元，其中供销合作社贷款4279.9万元，外贸贷款932.1万元，集体商业贷款362万元，商业企业贷款29万元。在商业放款总额中属于短期设备的商业贷款3051万元。
二、工业贷款
全县工业企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流动资金和技术改造资金是由银行提供的。
建国初期，临泉仅有一家私人开办的半机械化卷烟厂。一直到1957年，全县还是手工业占主导地位。1957年全县工业贷款余额达21.7万元。1958年全县工业突飞发展，工业贷款余额上升到140.9万元，比上年增长5.49倍。1960年底，全县工业贷款余额达274万元，比1958年增长近一倍。但是，由于缺乏对原材料来源和技术设备等条件的考虑，结果有些新办的工业企业只能搭架，不能生产。如县橡胶厂、水泥厂等均未正式投产。三年调整期间，压缩工业贷款，1965年全县工业贷款压缩到48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银行失去了资金经营的自主权和监督权。利息从1971年开始实行平均主义的低息政策，并取消罚息制度。致使工业信贷管理松弛，企业资金周转缓慢，经济效益差，损失浪费严重。国营工业企业百分之八十是连年亏损。1972～1977年，全县国营工业亏损总额为225.14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挥信贷监督职能。支持生产搞得好、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加快发展步伐；对关、停工业企业停止贷款，进行清理；对实行市场调节的产品，实行“以销定产，以销定购，以销定贷”；对完成计划好、经营管理好、执行合同好、信用好的工业企业优先贷款；对不按计划和合同办事，经营管理不善的工业企业，从严掌握贷款。1980年，协助工业企业开展清产核资，清仓查库，挖掘资金和物资潜力。同时，利用利率杠杆，对逾期贷款、积压物资贷款和挤占挪用贷款，实行加收利息。从而促进工业企业加强管理，加速资金周转。1978年全县工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周转一次需120天，到1985年降为74天，加速26%。发放固定资产贷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1979年下半年起，对国营企业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支持效益好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如县酒厂、化肥厂在银行技术改造贷款支持下走内函更新改造的道路，更新设备，扩大生产，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1981年起执行新的利率政策。增设逾期贷款和挤占挪用贷款的利率档次。1983年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统一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试行浮动利率。充分利用利率杠杆，促进工业企业加强管理，注意核算，节约资金，提高经济效益。下半年相继接管国营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1985年工业贷款上升到1090万元。
三、农业贷款
(一)互助合作化时期农业贷款下伸，各区配农贷员，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在互助合作时期，发放“贫农基金互助合作贷款”。帮助贫困农户解决参加互助合作资金的困难。1954年，全县农民由互助组走向初级合作社，农业贷款的对象也由个体转向集体，年底对农业社累计发放贷款1108万元。1955～1956年上半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农村由小额贷款、短期贷款转变为较长期的大额农业贷款；不但对高级农业社贷款，也对国营农场、集体合作商店、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开办的工副业生产合作社贷款。1956年底全县发放贷款累计1625.1万元，其中：对手工业互助合作放款15.6万元，合营工业放款1.4万元，合作商业放款13.1万元，合营企业放款1.1万元，国营农场放款2.5万元，高级农业社放款186.8万元，贫农合作基金放款148万元，其它合作放款19.8万元，供销合作社放款1235万元，有利于农业合作化的巩固和发展。
(二)“大跃进”时期农村金融工作基本上是无控制地供应农贷资金，向人民公社大量投放农业贷款、社办工业贷款、支持改造革新贷款和预购定金贷款。致使农业信贷膨胀，造成农贷资金积压、浪费和沉淀。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支援农业，组织货币回笼，减少货币投放，根据“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按照收多少贷多少的原则发放农业贷款。1963～1964年全县累计发放社队农业贷款2672万元，帮助生产队购买耕畜、化肥、农药。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学大寨”，对县、社“农业学大寨”的点及“样板队”，优先照顾，重点支持，贷款无限制。致使部分生产队一度产生“农民种田，国家拿钱”的依靠思想。结果农贷过于集中，投放的多，收回的少，生产成本高，增产不增收。1966～1976年全县社队累计农业贷款达6320万元，沉淀资金达4375万元。
(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农业银行恢复，大量组织支农资金，因地制宜地支持发展商品生产。重点是：1、把筹集资金提到重要位置，使农村各项存款增长。1985年底农村居民存款余额达2517万元，比1980的底514万元增长3.9倍。2、加快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1980～1985年累计发放社队农业贷款8833.4万元，累计收回7854.3万元，收回数占投放数的88.92%。3、支持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1984年底，全县农村集体工业贷款214万元，乡镇企业贷款493万元。1985年农业贷款余额3483万元，比1980年增长68%。
四、信用社贷款
临泉自1953年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社，贷款规模、资金逐步发展。由单一的对个人贷款发展到对集体工商企业、群众联合企业和乡镇企业等单位的贷款；由单一生产费用贷款到发放设备贷款和技术革新改造贷款。
临泉县1980～1985年信用社存、贷、收业务一览表
单位：万元
五、基本建设贷款
人民建设银行县支行，1980～1985年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和委托基本建设贷款，发放总额达878.23万元。
(一)1980年6月，发放小型技措贷款6.6万元，财政委托贷款8万元，支持县淀粉厂新建年产200吨柠檬酸钙车间，10月建成，12月投产。
(二)1981年省商业厅和省建设银行联合批准县石油公司建加油站贷款6.04万元，县人民建设银行又贷给技措贷款2.5万元，1982年6月建成交付使用。
(三)1984年7月，县被服厂与上海宝山童装厂联营成立宝山童装厂临泉分厂，又与上海沪南服装部联营成立临泉分部。县人民建设银行发给设备贷款7万元，购置安装3条服装生产线，年生产服装10万件。
(四)1984年8月，县工艺美术公司购置白刚玉微粉生产设备，县人民建设银行贷款2.5万元，购磨球机及配套设备，年末投产。
六、豁免贷款
建国后，曾3次豁免农业贷款和其它贷款。
第一次是1953年免贷。对1953年以前的耕牛贷款与特种经济作物贷款实行缓收；种子、肥料、砖井、小车、青海马、大型水利贷款实行托收；步犁、植保药械等专项贷款实行免收，计豁免贷款32.17万元。减除了45517农户的经济负担，占全县农户的26.56%。
第二次是1965年豁免4项贷款。对1961年以前的农村社队欠国家的赊销款、预付款、预购定金和农业贷款，是贫、下中农欠的全部豁免。中农欠的，如偿还有困难，可酌情豁免一部分。全县豁免3486.8万元。
第三次是1978年核免。因1975年遭受洪水灾害，经国务院批准，对本县1975年5月以后8月以前的各种农业贷款和其它贷款进行清理核免。共核免3019.99万元。
临泉县1950～1985年信贷统计表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