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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市场管理、建设
（一）自由市场管理
亳州历史上，市场贸易全为自由交易。民国时期，市场仍处于放任状态。中共抗日民主政权根据战时需要，对辖区市场实施战时管理，主要是加强根据地进出口物资贸易管理，证集军队急需物资，禁止粮食、土布、棉花、猪肉等流入敌占区。民国37年8月，豫皖苏边区政府规定：大宗商品交易必须在合法币场公开进行，否则视为黑市；不得任意增加集市，确需成集，需向政府申请报批；粮、棉、布、牲畜交易由集市交易所负责，其他物资交易由工商局负责；发展古会、庙会、药材会；取消集主、行主、会主；禁止包集、包行、强行买卖；自然集只准附近农民及小贩营业，远路客商不准上集；商业集远近农商，大宗货物均可上市。为加强管理，雪商亳县在大颜集、酂阳集、马头寺、界沟设立工商事务所。雪涡县在沙土、观堂、龙山、丹城设所。涡河设立海关。缉私队在交通要道设卡巡逻。建国初期，允许市场自由贸易。全县共有货行221个，其中百货行21个、棉花行10个、船行6个、皮毛行18个、牲畜行25个、竹木行15个、油粮行73个、国药行36个、菸叶行6个、鱼行5个、柴草行3个、窑货行3个，另有众多的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上市。各行沿袭旧习，比手势、打码子，掺水兑假，损害客户利益，获取佣金外的超额剥削。根据阜阳行署制定的牙行管理办法，1953年，县政府设立城乡市场管理委员会，对原有货行加以整顿，取缔143家，转入自营29个，联营14个，准许继续经营35个。同时把上市物资分成3大类：一类包括粮食、棉花、油脂、油料，除国家指定单位和委托合作社代购代销外，任何人不得从事经营或贩运；二类物资包括土糖、土纸、牛、猪、粉丝、土布、土纱、原竹、木材、白芍、菊花、烟叶等，在国家计划未完成之前，未经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一律不得进入市场；三类为鸡、鸭、蔬菜等小土产品，准许自由贩卖经营。1956年，自由市场仍以私有制为基础进行商品交换，对活跃城乡商品起到了调节作用。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商业部门以对农副产品的大包揽和强制性收购，取代了集市贸易，关闭了全县自由市场。商品渠道堵塞，市场被管死。1959年9月，集市贸易再度恢复，县人民政府调整了市场管理委员会。1961年，贯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组织贸易货栈16个，农民服务部20个，成立区级市管会14个，公社市管组52个。全县57个大小集镇上市人数猛增。当年还召开了苏、鲁、豫。皖4省28县市场管理协作会议，消除了地区封锁。这一年，总成交额达到752129元，收取交易费33524元。1963年夏季大雨成灾，下半年自由市场物资上市量减少，价格上涨。市管部门采取灵活措施，允许农民互调余缺的粮食。同年，县供销、商业、公安、税务部门组织了打击投机倒把罚款补税工作组，以城关为重点，共查出投机倒把分子1173人，罚款补税126117元，没收物品总值80949元。1964年4月，县工商局与城市建设委员会联合对城关自由市场进行了调整。同年，清查出投机倒把分子2500人，共补税148000元。“文化大革命”初期，市场管理实行“严格限制，逐步代替”的措施。1968年4月1日，亳县公检法军管小组与县工商局联合颁布《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击倒把，取缔无证经营的紧急通知》，严禁粮食、油料、棉花、烟麻等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上市；城乡居民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农村社队经营的作坊只能接受国家、集体和社员的来料加工，或以成品换取原料；生产队三类农副产品，必须在交易所交易；农民自产三类农副产品，凭自产自销证明在指定市场销售。自由市场几近关闭。1972年5月10日，亳县革命委员会规定：粮、油、棉一律不准进入自由市场。1975年10月23日，召开了“加强市场管理，整顿市场秩序”誓师大会，推广宿县经验，取缔“地下”交易所，发动贫下中农管理市场。全县14个公社、225个大队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组织，生产队有义务市管员1815人。1978年后，自由市场有所恢复。1980年，56个集市全部恢复自由贸易，建立粮食、猪羊、禽蛋、牲畜、水产、竹木、柴草、家具、自行车等专业交易所311个，零售总额达到12358万元。城乡市场也渐趋稳定。1981年，在各自由市场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同年，处理违反价格政策案件11起。1982年，对城乡市场进行整顿，交易分行就市，摊点归位，摊、亭集中，允许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后的主要农副产品上市。当年县设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处理投机倒把案件17起，并查处了假烟、假药案。1983年，专业户、个体户大量涌现，上市物资增多。同年，县政府组织80余人，成立了物价市场管理税收整顿办公室，划分10个组，分赴城乡自由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共取缔违法经营药材货栈18个，没收黄色书刊1009本，黄色录音带239盘，黄色录像带2盘，黄色手抄本7本；取缔查处巫婆、神汉55人，清除各种迷信品200多种，赌具24件。1984年，对不属国家计划收购的中药材，不予行政干预，放宽中药材经营。为扶持“两户一体”经营，县工商局自办《信息报》，与114个具的工商局挂钩，及时为专业户提供信息。这年，成立取缔手卷烟领导小组，共查处假烟贩1000余人次，没收假烟19500条，罚款16500元。1985年，对自由市场采取“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上半年达到36958093元，15大类商品上市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12类商品价格稳定。当年城关药材经销（加工）户达到2930户。1986年，全市集市贸易成交额为10646万元。
（二）专业市场管理
粮食市场管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府提出“禁止物资资敌”的口号，严禁粮食流入敌占区。军需处派人巡回检查，设卡堵截。解放战争时期，严禁粮食在交易所外成交，但准许销往国统区，建国初期，粮商囤积居奇，粮价不稳。1951年，执行全国第一次粮食工作会议制定的“保证军需民食、稳定市场粮价、促进生产、巩固工农联合”的粮食工作方针，实行大购大销政策，即农民卖粮即收，买粮即卖，鼓励贩运；市场上自由议价、自由买卖。当年，自由市场粮食成交量分别为：小麦1540万斤、大米42.5万斤、小米37.20万斤、红粮446.2万斤、黄豆1486万斤、杂粮296万斤。1952年，农业歉收，导致1953年春农村缺粮；3月12日，小麦又遭霜打，粮价持续上涨，投机商人趁机套购，粮食大量外流，市场混乱。该年5月，人民政府在开展生产救灾的同时，取缔了粮食套购贩运，又分区组织供应，对缺粮户通过介绍信直接出售，市场得以稳定。至7月新麦上市，部分粮商垄断市场，将市价抬高15％。城关市场粮食日上市量7至8万斤，县粮食公司每日仅收购百余斤。针对这一情况，县政府设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对粮坊加以控制，严防套购；并将董家街粮坊和一步三庙街粮坊经理逮捕法办。国家收购得以顺利进行，市价与牌价逐渐吻合。同年11月23日，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初，亳州取缔了粮食自由市场，102家粮行除自动转业、歇业外，有8家成为粮食局的代购机构。1959年，集市贸易恢复，仅有少数粮食上市，以供应农民调剂余缺。1963年，午季受灾歉收，农民互调余缺的粮食准许上市，粮食市场有所松动。次年，在城关大寺巷口、南门大街、东顺街北头设立3个粮食市场。日上市量达34000斤左右。“文化大革命”期间，严禁粮油上市，外出旅行携带成品粮不许超过10公斤，食油不许超过1公斤。1978年后，市场逐步开放。1980年，设立了粮食专业市场。1984年，在东环城路设立粮食专业市场。1985年，全县粮食市价略升，交易稳定。
白芍市场管理白芍是亳州的大宗特产。建国初期，白芍供不应求。1951年，全县白芍总产量30万斤，县内外需用量为60万斤。为防止抢购，县政府成立了7人协商委员会，按照土产公司制定的统一价格，按每日上市量，合理分配，分别看货，自行采购。1952年，为完成合肥市和亳县物资交流会签订的白芍购销合同，照顾外埠公私药商，设立了临时收购点。通过协商，分配收购。1953年，国家白芍收购量增加，价格涨至9.42元1市斤，上海、广州、西安等地药商云集亳县，深入产区，昼夜交易。为加强管理，保证收购，国营公司通过合作社向药农先行预购。8月2日，召集外埠药商组成协商委员会，按照“公六私四”的比例进行收购。县工商科与全国各大中城市工商部门取得联系，进行协调管理。10月27日，阜阳专署电示亳县白芍进行统购。11月2日，召开了药商代表会议，正式宣布白芍统购，不准私人贩运经营，白芍市场得以稳定。实行统购后，外埠相继提高收购价格，当地白芍外流严重，县政府组织大量民兵在交通要道设卡堵截。9月，在十九里召开了2000多人的大会，对大量倒贩白芍而又屡教不改者宣布逮捕，制止了外流。此后数年间，白芍市场相对稳定，药农按国家牌价向县医药公司交售。“文化大革命”期间，白芍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大面积砍掉，市场逐渐萧条，国营收购时断时续。1971年，白芍滞销，又有不少药农冒险外出贩运。1974年，亳县白芍仍大量流入河南省。1978年后，白芍生产有所恢复，市场需求量增大，白芍市场随之开放，并允许长途贩运，自由交易，按国家规定的等级面议价格。白芍重新成为亳州药市大宗商品。工商管理部门着重于质量监督，1983年查处了城郊供销社倒卖40吨残次白芍一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亳州药市的声誉。
（三）对个体工商户管理
亳州从事小本经营者众多，他们或摆摊设点，或沿街叫卖，自由经营。1949年，全县共有摊贩3759户，从业人员4013人；行商420户，420人。1953年起，逐步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生产合作社或生产小组。通过经销、代销、联购、联销、联购分销等形式，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至1965年，共有2104户小商贩加入合作店、组，占总数的60％左右；423户小手工业者加入生产合作社，占总数的57％。1956年，国营、集体、合作商业经营规模扩大，个体经营日益困难。政府采取了扶持政策，动员他们组织起来，协助进货；发放贷款，扩大批零差价。1958年，采取国营商业的管理办法来管理合作经济，对合作商店进行裁澈合并。1961年6月，恢复了合作店、组。当年8月至次年4月，对农村小商贩进行了调整，将全县合作商店调整为140个店、179个门市部。1963年，对已登记或发证的个体工商户复查，符合条件的发给营业执照，商贩发给临时执照，屠宰商贩原则上一律取缔，市场确实需要的只登记暂不发证。1964年6月，亳县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个体商贩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个体商贩营业只准1人1证，不准合伙开店和雇工招徒；只准从事零售业务，不得转手批发；不得经营不准上市的商品。1965年10月29日，召开了小杂货、屠宰、肉食、蔬菜、鲜鱼、肠衣、熟菜等行业商贩的座谈会，着重纠正他们的经营作风，制定了“十不准”制度（不准抬价压价，不准克扣斤两，不准使用非法度量衡，不准以次充好，不准掺杂兑假，不准雇工剥削，不准合伙经营，不准偷漏国税，不准冒名顶替，不准搞批发行业和倒卖票证）。同时，对一些违法经营者分别作出法办、罚款等处理。但无证经营者仍然较多。1966年8月29日，城关997户个体商贩和手工业者，一天一夜合并为33个行业92个小组。观堂、大杨两区个体商贩全部强制转入农业生产。古城、十九里、五马、双沟、张集5个区取缔了百货、杂货业个体商贩。其它行业强迫组成合作营业组。但因缺资金，无货源，营业亏损，第一个月城关有7个行业全部倒闭，有12个行业部分垮台，14个行业勉强维持营业。此后，对所有的个体商贩和个体手工业户，一律取缔，动员他们去农村安家落户。1969年3月24日，一次取缔有证商贩312户393人；无证商贩184户186人。1972年3月10日，亳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发出《关于清理整顿个体商贩工作的意见》，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停止无证商贩在市场上的活动。1978年，全县有证商贩仅有1035户1142人。此后，随着自由市场的开放，个体工商业有所恢复。1981年，有证个体商业户发展到2904户。1983年又增加到6189户，其中手工业738户，商业3169户，饮食业1187户，服务业573户，修理业493户，运输业2户。该年，为加强个体工商户的自我监督管理，2月24日，县及各区成立了15个个体劳动者协会筹备领导小组。当年下半年，由于一些国营供销商业营业亏损，并归过于个体工商业户的冲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再次恢复对个体商贩的严格控制，并停止登记发证工作。7月22日，正式成立了亳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各区、场、镇设立了15个分会，以下按行业分成小组，成为个体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组织。1984年1月，具工商管理部门适应社会需求，恢复了商贩登记工作）并简化了审批手续；一方面对他们的经营进行监督，一方面为他们提供资金、场所等便利条件。至1985年，全市个体商业户增至6694户10844人。
（四）质量监督
建国初期，针对不法商人在麻油中兑豆油、出售假劣药材等不法行为，开展了“三反”、“五反”、“反五毒”运动。对私营改造完成后，工商部门主要通过企业登记、审核商标等手段，对产品低劣的厂家不予登记，不核转商标。“文化大革命”时期，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失效，质量监督无章可循，导致厂家盲目重复生产，产品质量低劣。质量监督仅限于检查白酒、督油、食盐的浓度。1978年后，恢复了工商管理部门的职能，企业的开业、转业、商标注册均要由工商管理部门在审核其产品质量后才予办理。1980年以来，随着市场日益开放，假冒名牌的假烟、假药、假酒充斥市场，质量监督主要转向打击伪劣商品。1982年，在五马、城关等地查获假烟46411盒。1983年又又查获假烟141767盒，假冒“飞鸽”自行车100辆；同时还查收了假茅台、假古井贡酒等伪劣商品。1985年，又查处伪劣商品案件28起，对假冒商品予以没收，当众销毁，并没收假冒“永久”、“飞鸽”自行车246辆，对违法经营者逮捕法办；并举行了“假冒商品展览”，提高了消费者对商品的识别能力。
（五）市场建设
亳州向为商业集散地，在北关自然形成了加工与销售合一的专业市场，沿街行号毗邻，成为亳州的商业中心。民国时期，因屡遭兵燹，传统市场逐渐消失。
建国前，自由市场坐商据店经营，客商及农民多临街设摊。建国后，市场逐渐南移，布局经不断调整也渐趋合理。但至1978年前，虽屡划专业市场，却没增添什么设施，交易多是露天进行，仅自行车及人民大桥北端的牲畜行建有草棚，各自由市场都出现了集外集、行外行、门外店、店外摊，一片混乱。1978年后，市场开放，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县工商、城建部门对市场分批进行建设。1981年，在人民广场开辟了成衣市场。1982年，县工商局从市场管理费中拨出2万元，在环城东路建成长100米的钢筋架、石棉瓦顶棚市场。1983年，投资8000元在环城东路建设了面积270平方米的工业品市场。1984年，又从市管经费中拨款1.8万元，发动个体户集资7.02万元，兴建了豆制品市场、日杂市场、肉食市场以及希夷村、元化东材、元化西村、常乐园等小吃市场共37间、268平方米，全为钢筋架、石棉瓦顶。同年，在东门里投资15万元，兴建了面积1.82万平方米的农贸市场。该市场系水泥铺地，钢筋为架，纤维塑料瓦为顶，后成为亳州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至年底，城关共建成顶棚市场159间。各市场均设有零市兑换处、针线包、药箱、公平尺等。同期，张集工商所在商业市场建门面84间，在农贸市场建门面4问，在工业品市场建门面50间。1985年7月31日，阜阳行署在亳县召开了集市贸易建设现场会，向全地区推广了亳县的经验。至1986年，全城共新辟大小市场18个，总面积28916平方米，其中室内市场4个，506.5平方米，顶棚市场5个，1210平方米，正在建造中的1个，18200平方米。
亳州历史上，市场贸易全为自由交易。民国时期，市场仍处于放任状态。中共抗日民主政权根据战时需要，对辖区市场实施战时管理，主要是加强根据地进出口物资贸易管理，证集军队急需物资，禁止粮食、土布、棉花、猪肉等流入敌占区。民国37年8月，豫皖苏边区政府规定：大宗商品交易必须在合法币场公开进行，否则视为黑市；不得任意增加集市，确需成集，需向政府申请报批；粮、棉、布、牲畜交易由集市交易所负责，其他物资交易由工商局负责；发展古会、庙会、药材会；取消集主、行主、会主；禁止包集、包行、强行买卖；自然集只准附近农民及小贩营业，远路客商不准上集；商业集远近农商，大宗货物均可上市。为加强管理，雪商亳县在大颜集、酂阳集、马头寺、界沟设立工商事务所。雪涡县在沙土、观堂、龙山、丹城设所。涡河设立海关。缉私队在交通要道设卡巡逻。建国初期，允许市场自由贸易。全县共有货行221个，其中百货行21个、棉花行10个、船行6个、皮毛行18个、牲畜行25个、竹木行15个、油粮行73个、国药行36个、菸叶行6个、鱼行5个、柴草行3个、窑货行3个，另有众多的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上市。各行沿袭旧习，比手势、打码子，掺水兑假，损害客户利益，获取佣金外的超额剥削。根据阜阳行署制定的牙行管理办法，1953年，县政府设立城乡市场管理委员会，对原有货行加以整顿，取缔143家，转入自营29个，联营14个，准许继续经营35个。同时把上市物资分成3大类：一类包括粮食、棉花、油脂、油料，除国家指定单位和委托合作社代购代销外，任何人不得从事经营或贩运；二类物资包括土糖、土纸、牛、猪、粉丝、土布、土纱、原竹、木材、白芍、菊花、烟叶等，在国家计划未完成之前，未经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一律不得进入市场；三类为鸡、鸭、蔬菜等小土产品，准许自由贩卖经营。1956年，自由市场仍以私有制为基础进行商品交换，对活跃城乡商品起到了调节作用。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商业部门以对农副产品的大包揽和强制性收购，取代了集市贸易，关闭了全县自由市场。商品渠道堵塞，市场被管死。1959年9月，集市贸易再度恢复，县人民政府调整了市场管理委员会。1961年，贯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组织贸易货栈16个，农民服务部20个，成立区级市管会14个，公社市管组52个。全县57个大小集镇上市人数猛增。当年还召开了苏、鲁、豫。皖4省28县市场管理协作会议，消除了地区封锁。这一年，总成交额达到752129元，收取交易费33524元。1963年夏季大雨成灾，下半年自由市场物资上市量减少，价格上涨。市管部门采取灵活措施，允许农民互调余缺的粮食。同年，县供销、商业、公安、税务部门组织了打击投机倒把罚款补税工作组，以城关为重点，共查出投机倒把分子1173人，罚款补税126117元，没收物品总值80949元。1964年4月，县工商局与城市建设委员会联合对城关自由市场进行了调整。同年，清查出投机倒把分子2500人，共补税148000元。“文化大革命”初期，市场管理实行“严格限制，逐步代替”的措施。1968年4月1日，亳县公检法军管小组与县工商局联合颁布《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击倒把，取缔无证经营的紧急通知》，严禁粮食、油料、棉花、烟麻等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上市；城乡居民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农村社队经营的作坊只能接受国家、集体和社员的来料加工，或以成品换取原料；生产队三类农副产品，必须在交易所交易；农民自产三类农副产品，凭自产自销证明在指定市场销售。自由市场几近关闭。1972年5月10日，亳县革命委员会规定：粮、油、棉一律不准进入自由市场。1975年10月23日，召开了“加强市场管理，整顿市场秩序”誓师大会，推广宿县经验，取缔“地下”交易所，发动贫下中农管理市场。全县14个公社、225个大队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组织，生产队有义务市管员1815人。1978年后，自由市场有所恢复。1980年，56个集市全部恢复自由贸易，建立粮食、猪羊、禽蛋、牲畜、水产、竹木、柴草、家具、自行车等专业交易所311个，零售总额达到12358万元。城乡市场也渐趋稳定。1981年，在各自由市场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同年，处理违反价格政策案件11起。1982年，对城乡市场进行整顿，交易分行就市，摊点归位，摊、亭集中，允许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后的主要农副产品上市。当年县设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处理投机倒把案件17起，并查处了假烟、假药案。1983年，专业户、个体户大量涌现，上市物资增多。同年，县政府组织80余人，成立了物价市场管理税收整顿办公室，划分10个组，分赴城乡自由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共取缔违法经营药材货栈18个，没收黄色书刊1009本，黄色录音带239盘，黄色录像带2盘，黄色手抄本7本；取缔查处巫婆、神汉55人，清除各种迷信品200多种，赌具24件。1984年，对不属国家计划收购的中药材，不予行政干预，放宽中药材经营。为扶持“两户一体”经营，县工商局自办《信息报》，与114个具的工商局挂钩，及时为专业户提供信息。这年，成立取缔手卷烟领导小组，共查处假烟贩1000余人次，没收假烟19500条，罚款16500元。1985年，对自由市场采取“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上半年达到36958093元，15大类商品上市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12类商品价格稳定。当年城关药材经销（加工）户达到2930户。1986年，全市集市贸易成交额为10646万元。
（二）专业市场管理
粮食市场管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府提出“禁止物资资敌”的口号，严禁粮食流入敌占区。军需处派人巡回检查，设卡堵截。解放战争时期，严禁粮食在交易所外成交，但准许销往国统区，建国初期，粮商囤积居奇，粮价不稳。1951年，执行全国第一次粮食工作会议制定的“保证军需民食、稳定市场粮价、促进生产、巩固工农联合”的粮食工作方针，实行大购大销政策，即农民卖粮即收，买粮即卖，鼓励贩运；市场上自由议价、自由买卖。当年，自由市场粮食成交量分别为：小麦1540万斤、大米42.5万斤、小米37.20万斤、红粮446.2万斤、黄豆1486万斤、杂粮296万斤。1952年，农业歉收，导致1953年春农村缺粮；3月12日，小麦又遭霜打，粮价持续上涨，投机商人趁机套购，粮食大量外流，市场混乱。该年5月，人民政府在开展生产救灾的同时，取缔了粮食套购贩运，又分区组织供应，对缺粮户通过介绍信直接出售，市场得以稳定。至7月新麦上市，部分粮商垄断市场，将市价抬高15％。城关市场粮食日上市量7至8万斤，县粮食公司每日仅收购百余斤。针对这一情况，县政府设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对粮坊加以控制，严防套购；并将董家街粮坊和一步三庙街粮坊经理逮捕法办。国家收购得以顺利进行，市价与牌价逐渐吻合。同年11月23日，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初，亳州取缔了粮食自由市场，102家粮行除自动转业、歇业外，有8家成为粮食局的代购机构。1959年，集市贸易恢复，仅有少数粮食上市，以供应农民调剂余缺。1963年，午季受灾歉收，农民互调余缺的粮食准许上市，粮食市场有所松动。次年，在城关大寺巷口、南门大街、东顺街北头设立3个粮食市场。日上市量达34000斤左右。“文化大革命”期间，严禁粮油上市，外出旅行携带成品粮不许超过10公斤，食油不许超过1公斤。1978年后，市场逐步开放。1980年，设立了粮食专业市场。1984年，在东环城路设立粮食专业市场。1985年，全县粮食市价略升，交易稳定。
白芍市场管理白芍是亳州的大宗特产。建国初期，白芍供不应求。1951年，全县白芍总产量30万斤，县内外需用量为60万斤。为防止抢购，县政府成立了7人协商委员会，按照土产公司制定的统一价格，按每日上市量，合理分配，分别看货，自行采购。1952年，为完成合肥市和亳县物资交流会签订的白芍购销合同，照顾外埠公私药商，设立了临时收购点。通过协商，分配收购。1953年，国家白芍收购量增加，价格涨至9.42元1市斤，上海、广州、西安等地药商云集亳县，深入产区，昼夜交易。为加强管理，保证收购，国营公司通过合作社向药农先行预购。8月2日，召集外埠药商组成协商委员会，按照“公六私四”的比例进行收购。县工商科与全国各大中城市工商部门取得联系，进行协调管理。10月27日，阜阳专署电示亳县白芍进行统购。11月2日，召开了药商代表会议，正式宣布白芍统购，不准私人贩运经营，白芍市场得以稳定。实行统购后，外埠相继提高收购价格，当地白芍外流严重，县政府组织大量民兵在交通要道设卡堵截。9月，在十九里召开了2000多人的大会，对大量倒贩白芍而又屡教不改者宣布逮捕，制止了外流。此后数年间，白芍市场相对稳定，药农按国家牌价向县医药公司交售。“文化大革命”期间，白芍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大面积砍掉，市场逐渐萧条，国营收购时断时续。1971年，白芍滞销，又有不少药农冒险外出贩运。1974年，亳县白芍仍大量流入河南省。1978年后，白芍生产有所恢复，市场需求量增大，白芍市场随之开放，并允许长途贩运，自由交易，按国家规定的等级面议价格。白芍重新成为亳州药市大宗商品。工商管理部门着重于质量监督，1983年查处了城郊供销社倒卖40吨残次白芍一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亳州药市的声誉。
（三）对个体工商户管理
亳州从事小本经营者众多，他们或摆摊设点，或沿街叫卖，自由经营。1949年，全县共有摊贩3759户，从业人员4013人；行商420户，420人。1953年起，逐步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生产合作社或生产小组。通过经销、代销、联购、联销、联购分销等形式，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至1965年，共有2104户小商贩加入合作店、组，占总数的60％左右；423户小手工业者加入生产合作社，占总数的57％。1956年，国营、集体、合作商业经营规模扩大，个体经营日益困难。政府采取了扶持政策，动员他们组织起来，协助进货；发放贷款，扩大批零差价。1958年，采取国营商业的管理办法来管理合作经济，对合作商店进行裁澈合并。1961年6月，恢复了合作店、组。当年8月至次年4月，对农村小商贩进行了调整，将全县合作商店调整为140个店、179个门市部。1963年，对已登记或发证的个体工商户复查，符合条件的发给营业执照，商贩发给临时执照，屠宰商贩原则上一律取缔，市场确实需要的只登记暂不发证。1964年6月，亳县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个体商贩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个体商贩营业只准1人1证，不准合伙开店和雇工招徒；只准从事零售业务，不得转手批发；不得经营不准上市的商品。1965年10月29日，召开了小杂货、屠宰、肉食、蔬菜、鲜鱼、肠衣、熟菜等行业商贩的座谈会，着重纠正他们的经营作风，制定了“十不准”制度（不准抬价压价，不准克扣斤两，不准使用非法度量衡，不准以次充好，不准掺杂兑假，不准雇工剥削，不准合伙经营，不准偷漏国税，不准冒名顶替，不准搞批发行业和倒卖票证）。同时，对一些违法经营者分别作出法办、罚款等处理。但无证经营者仍然较多。1966年8月29日，城关997户个体商贩和手工业者，一天一夜合并为33个行业92个小组。观堂、大杨两区个体商贩全部强制转入农业生产。古城、十九里、五马、双沟、张集5个区取缔了百货、杂货业个体商贩。其它行业强迫组成合作营业组。但因缺资金，无货源，营业亏损，第一个月城关有7个行业全部倒闭，有12个行业部分垮台，14个行业勉强维持营业。此后，对所有的个体商贩和个体手工业户，一律取缔，动员他们去农村安家落户。1969年3月24日，一次取缔有证商贩312户393人；无证商贩184户186人。1972年3月10日，亳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发出《关于清理整顿个体商贩工作的意见》，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停止无证商贩在市场上的活动。1978年，全县有证商贩仅有1035户1142人。此后，随着自由市场的开放，个体工商业有所恢复。1981年，有证个体商业户发展到2904户。1983年又增加到6189户，其中手工业738户，商业3169户，饮食业1187户，服务业573户，修理业493户，运输业2户。该年，为加强个体工商户的自我监督管理，2月24日，县及各区成立了15个个体劳动者协会筹备领导小组。当年下半年，由于一些国营供销商业营业亏损，并归过于个体工商业户的冲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再次恢复对个体商贩的严格控制，并停止登记发证工作。7月22日，正式成立了亳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各区、场、镇设立了15个分会，以下按行业分成小组，成为个体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众组织。1984年1月，具工商管理部门适应社会需求，恢复了商贩登记工作）并简化了审批手续；一方面对他们的经营进行监督，一方面为他们提供资金、场所等便利条件。至1985年，全市个体商业户增至6694户10844人。
（四）质量监督
建国初期，针对不法商人在麻油中兑豆油、出售假劣药材等不法行为，开展了“三反”、“五反”、“反五毒”运动。对私营改造完成后，工商部门主要通过企业登记、审核商标等手段，对产品低劣的厂家不予登记，不核转商标。“文化大革命”时期，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失效，质量监督无章可循，导致厂家盲目重复生产，产品质量低劣。质量监督仅限于检查白酒、督油、食盐的浓度。1978年后，恢复了工商管理部门的职能，企业的开业、转业、商标注册均要由工商管理部门在审核其产品质量后才予办理。1980年以来，随着市场日益开放，假冒名牌的假烟、假药、假酒充斥市场，质量监督主要转向打击伪劣商品。1982年，在五马、城关等地查获假烟46411盒。1983年又又查获假烟141767盒，假冒“飞鸽”自行车100辆；同时还查收了假茅台、假古井贡酒等伪劣商品。1985年，又查处伪劣商品案件28起，对假冒商品予以没收，当众销毁，并没收假冒“永久”、“飞鸽”自行车246辆，对违法经营者逮捕法办；并举行了“假冒商品展览”，提高了消费者对商品的识别能力。
（五）市场建设
亳州向为商业集散地，在北关自然形成了加工与销售合一的专业市场，沿街行号毗邻，成为亳州的商业中心。民国时期，因屡遭兵燹，传统市场逐渐消失。
建国前，自由市场坐商据店经营，客商及农民多临街设摊。建国后，市场逐渐南移，布局经不断调整也渐趋合理。但至1978年前，虽屡划专业市场，却没增添什么设施，交易多是露天进行，仅自行车及人民大桥北端的牲畜行建有草棚，各自由市场都出现了集外集、行外行、门外店、店外摊，一片混乱。1978年后，市场开放，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县工商、城建部门对市场分批进行建设。1981年，在人民广场开辟了成衣市场。1982年，县工商局从市场管理费中拨出2万元，在环城东路建成长100米的钢筋架、石棉瓦顶棚市场。1983年，投资8000元在环城东路建设了面积270平方米的工业品市场。1984年，又从市管经费中拨款1.8万元，发动个体户集资7.02万元，兴建了豆制品市场、日杂市场、肉食市场以及希夷村、元化东材、元化西村、常乐园等小吃市场共37间、268平方米，全为钢筋架、石棉瓦顶。同年，在东门里投资15万元，兴建了面积1.82万平方米的农贸市场。该市场系水泥铺地，钢筋为架，纤维塑料瓦为顶，后成为亳州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至年底，城关共建成顶棚市场159间。各市场均设有零市兑换处、针线包、药箱、公平尺等。同期，张集工商所在商业市场建门面84间，在农贸市场建门面4问，在工业品市场建门面50间。1985年7月31日，阜阳行署在亳县召开了集市贸易建设现场会，向全地区推广了亳县的经验。至1986年，全城共新辟大小市场18个，总面积28916平方米，其中室内市场4个，506.5平方米，顶棚市场5个，1210平方米，正在建造中的1个，18200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