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九年《涡阳县志》序
昔朱考亭守南康，下车问志，君子谓之知政本。可知志也者，载一邑山川、风俗、田赋、学校、礼制、节义、乡贤、名宦，所以征信将来，佐休明之治，而备輶轩之采者也。况涡阳始为捻匪肆兴之区，宫保英于平定后同督抚会禀具奏，请设县添官，以资化理。乃拨亳、宿、蒙、阜四境地，爰立涡阳。则涡阳志属创始，土地、文物诸类厘正搜罗，厥功固非易易。予于庚午春，由蒙城拨署涡阳，甫莅任，而杨君澍田、王君林一方修志，闻予来甚喜，谓可藉以裁正。乃经费不足，旋修旋罢，越五月望后，宫保英奉命阅兵，面谕修志，尤谆谆于兵事一节……涡邑之人民土地，宫保固未尝一日去诸怀也。然则莅斯土者，于湖陂之淤塞也，必思所以疏通之：于风俗之强悍也，必思所以易移之；于人文之鄙陋也，必思所以振兴之；于节文之湮没也，必思所以表扬之。则上以副朝廷立县命官之意，下以答闾阎父母爱戴之诚，庶与朱考亭问志之本心，先后若合符节焉。至此志或失之粗，或失之浅，或失之索，在所不免。以经费不足，未能延请洽见博文之士，又刻期于报竣故也。后之君子继起续修，俗者雅之，略者详之，鄙者文之，踵事增华，从而润色焉。予所厚望也夫。训导刘志存序。
民国十三年《涡阳县志》序
清同治三年，江淮乱平，大吏以蒙西之雉河集距县僻远，奏请割蒙亳阜宿之地，设涡阳县治，今已五十余年矣。岁月不居，君民易主，文献无征，识者病之。余於民国六年，捧檄宰涡，放涡人士马其骧、马朴仙、刘静章、王馨亭等议志事，绸缪者，数阅月，延南阳玉敬民为总纂，方城李东峰、扬州冯子乔、邑人马朴仙、王信能，王瑞棠诸君为分纂，测量学生寻克容等任绘事。又与南阳张忠夫先生函商体例，忠夫之言日：“古志多详於类书，略於政书。今者新政丛弊、亡征迭见，亟宜覃研，以图补救。桂阳、湘潭、深，州各志及章氏遗书可师也。”八年春二月设局泰山庙，访古钩沉，分类掇拾。九年秋，甫有於绪，适忠夫以赴沪之便，迎其来涡，居数月，手不停披，且与二三俦侣泛涡肥，陟龙嵇、石弓诸山，剔藓寻碑，量泉瀹茗，於疆域、沿革、古迹多所增润。十年春三月，余奉调五河，仓卒瓜代，乃携副本而去。未几，余又调颍上，水灾筹赈，日不分给，涡人士虽屡敦促，未敢卤莽。十一年夏，国会恢复，余重列议席，出志稿质之固始秦先生宥横，先生於治清史之暇，悉心鉴定，如雉水为雉梓，龙山为勇，颇抒新解。又得步军统领前安徽省长聂公伟丞，提倡补助，乃於十二年冬，在豫付梓。十三年夏蒇事，统计吾志之成，历年有七，为志十有四，为卷十有五。需款万余，为邑绅刘吉甫等及各保捐助。离涡后，移写剞劂之费则解囊任之。三宿之恋也。呜乎！转蓬落叶，岂穷水陆之程；寒水增冰，乃调阴阳之理。伊古以来，创业者难为功，守文者易为力，独著述也哉!后之君子有弥纶漏阙针，余膏盲而起，余废疾者乎，馨香祝之而已。
中华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夏正四月中旬叶县黄佩兰撰。
涡阳县“四五”期间林业发展规划(摘要）涡阳县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
一九六九年，全国鄢陵林业现场会之后，我县林业有了新的起点。特别是去冬今春，采集各种树种九十多万斤，育苗二万八千亩，植树一千二百多万棵，造片林七千亩，育苗数量，栽树质量大大超过了往年。但由于我县过去林业基础太差，到目前为止，每人有树不到四十棵，对照“纲要”要求，差距还很大。为此，根据今年八月份中央林业会议对平原“四五”期间发展林业的要求，结合我县具体情况，特作如下规划：
总的要求：“四五”期间的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每人平均植树二百棵以上。其中，用材林二百棵，同时按人口计算每人要栽活核桃、板栗、枣、柿、苹果、梨、桃、杏等各二株(沿涡一线每人一百五十棵以上，其他社员二百五十棵以上，土地偏多的社队，每人三百棵，私有树不在内）。一九七二年每人三十棵。一九七三年每人六十棵；一九七四年每人一百一十棵。三年每生产队平均育苗二十亩(按耕地百分之五）。另外，每户育苗三十棵；一九七二年每队不少于十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点五），一九七三年每队五亩(按耕地百分之一点五），一九七三年每队五亩(按耕地百分之一点二五），一九七四年每队三至五亩(按耕地百分之一点二五）。国营苗圃每年育苗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单集林场“四五”期间要全部完成造林任务，每年必须育足自用造林的苗木。石弓、龙山、西山几座孤山，“四五”期间由所在公社包干绿化。
各地在植树造林前必须按照“实行大地园林化”，“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原则，因地制宜地把水利化、园田化、园林化、路网化通盘考虑，合理布局。也就是要把兴修水利、改土造田、植树造林统一安排，科学规划，力求做到沟成、路成、渠成、田成、林成。特别是沟、路、渠、田、育苗，这是园林化的先驱基础工作。这些工作必须抢先完成在植树造林的前头。因为不规则的栽树不是真正的绿化，更不是园林化。前面我们所讲的一年林业上纲要的“两年准备”，指的就是这五个基础工作。
参照省内外园林化、方田化的经验，我县适宜的大方田三千亩。大方田要以大型河、沟为界，以沟带路，每边至少植树十至二十行为主林带。大方套中方，中方以中沟、大道为界，每方千亩，每边至少栽三至五行。中方内有百亩丰产方(山西省的林移大队丰产方是五十亩），以小沟小路为界，每边植树一至二行。为方便社会主义大农业生产，力求做到沟、路、渠、林、机、井、电七配套。村庄要植多行环村林，新村一定要统一规划，统一植树规格。新村必须先规划，后栽树。树种选择，在优先发展椿、榆、楝、泡桐、梓楸、桑、柳、白杨等速生用材林外，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枣、柿、核桃、板栗经济林，积极发展紫穗槐等条类。适当发展苹果、梨、桃的良种果木林，做到一树多用，高矮结合，软硬搭配，适地适树，先普及后提高。沿涡社队必须有计划地实行桐粮间种(每亩四至五株）。
就地抓典型树样板，看的清，学的快。我们在开展以孙土楼、西王桥、太平大队先进模范单位为中心的学、赶、超林业竞赛的运动中，各公社要切实抓好自己的样板队，真正做到一点保多点，多点保全县的良好效果。
要求楚店、店集、王安、义门、龙山、西阳、城郊、城关镇一九七二年林业力争上纲要。其他公社一九七二年要有三分之一的大队林业上纲要。县内所有公路和大道两旁要全面实现绿化。国防公路每边植树四行，涡蒙、涡亳等公路每边植树三行，铁路每边五行，大道每边两行，界洪河每边植树二十行以上。株、行距均按两公尺，靠水坡要植五行柳树和耐水树。为适应战备需要，必须是乔灌结合(灌丛是荆条、杞柳、紫穗槐、圣麻）。
为超额完成三年植树每人二百棵的光荣任务，必须将人人采种，队队育苗的绿化基础工作切实做细做好。城关镇、机关、学校、工厂都要自己育苗，自己栽树。对育苗的任务、土地、劳力、种子、肥料必须全部落实，不准以任何借口随意挪用育苗化肥。今年育苗，有些社队因缺种，任务未能如数完成，部分苗木因缺肥未能达到出圃要求。今后一般苗木不到三公尺以上不准出圃移栽。大苗定植成林快，收效好，是加快绿化进程的重要措施之一，万万不可忽视。
人民公社《六十条》，农业纲要《四十条》等中央有关发展林业的政策规定，要全面贯彻，认真落实。
①坚持贯彻执行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在自己宅旁种树，自种自有的政策。
②森木和林木归谁所有，其产品和收入就归谁支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③不准收国有山林划归集体，不准收集体山林划归个人(按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划给社员的自留山、自留地不在此例）。
④根据我县情况，铁路、干线公路和大河两旁的绿化，由所辖社队负责绿化经营，收益归社队。
涡阳县人大常委会
关于编修《涡阳县志》的决议
县志是一部地域性的百科全书。它客观地记载着一县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的变革情况，起着“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积极作用，是历史的重要文献。编纂涡阳新县志是有益于当前四化事业和惠及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
我县于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建县。迄今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其文献资料较少。设县之初(清同治九年），由知县石成之主纂第一部《涡阳县志》，由于历史局限，侧重记载镇压捻军起义，错谬甚多，亟需修正和补充。1924年，第二部《涡阳县志》出于当任县长黄佩兰之手，但浓墨重笔于名胜烈女，而农林经济着笔较少。1936年，县长朱国衡主修其在任三年的《涡阳县志略》，内容极简，详略失当，亦有为己树碑立传之意。解放后于1960年修的《涡阳新志》，因形势升降，而材料失真。上述“四志”均不能适应我县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因此，编修一部观点正确、体例完善、史料翔实、特点突出、文风端正的新志书，势在必行。
决议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和全县人民对编纂县志予以重视，给予热情支持。在县编纂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下，上下一致，协同努力，尽快修好我县含有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