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城区无物价管理机构，商品价格多为随行就市，由买卖双方议定。民国37年(1948年)“八·一九"限价时，对商品实行过一次限制价格，引起物价暴涨，不久限价自行废止。
建国初，物价由计划部门管理，采取调整批零差价、缩小地区差价、调节季节性差价等办法，进行物价控制和管理，特别是对粮食价格进行严格控制，促进了物价的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消费量迅速增长，某些物资特别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趋紧，遂采取扩大物资供应范围，对18类，200多种商品(食品类：粮食、食盐、食油、猪肉、酱油、醋、大路蔬菜；燃料类：煤炭、煤油、火柴；衣着类：皮棉、絮棉、针棉织品、鞋子；日用品类：搪瓷制品、文化用品；药品类：西药；非商品收费类：房租、水电费；交通费、医疗费、学杂费、邮电费、理发、洗澡等)，实行价格管理；对某些消费商品则实行高价供应。“文化大革命"期间，物价管理日渐松弛，许多应该调整价格的商品没有调整价格；特别是农副产品，价格背离价值，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有所扩大。1979年11月提高了猪肉、牛肉、羊肉、蛋、禽、水产品、牛奶等7种主要副食品及其相关制品的售价；其中猪肉每公斤由1.46元调为2.06元，上调幅度为36.99％。受7种副食品调价影响，糕点、糖果，饮食业价格也相应调高。1980年调高了皮棉、桐油、皮张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皮棉为10％、桐油为30％，各种皮张分别为20～78.5％；调低了大麻收购价格，幅度为9.2％；调高了木制家具销售价格，幅度为6.91％。同时，按省物价局的规定对市属13家旅社、招待所的收费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统一了收费标准，克服了乱收费的现象。1981年调整了棉布、烟酒、木制家具价格，香烟平均上调幅度为31％，酒均价上调1元多，木制家具平均上调幅度为15.3％，涤棉布平均下调幅度为13.2％。1982年上调了豆制品和牛奶的价格。1983年，按全国物价规定降低了化学纤维纺织品价格并提高了棉织品价格。1984年，将计划外的地方产品和议价商品下放给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自行定价。1985年4月起执行省的规定，取消生猪派购，猪价上调29％。5月，提高并统一了全市国营、集体理发业收费标准。1986年，调整了中小学学杂费收费标准：小学一至三年级由1981年的1.5元调为4元，四至六年级由2元调为5元；初中由3.5元调为6元；高中由4.5元调为10元，幼儿园仍执行1981年1.5元的收费标准。4月，再次调整了理发收费标准；9月，调整了浴池业收费标准。同年，按国家规定对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80支以上纯棉纱及其织物、中长纤维等7种工业品价格分别上下浮动8～15％，并由企业自行定价。
计划物资价格由物价、物资部门共同管理，物价部门负责对加价部分进行核算管理，其他由物资部门管理。1984年前，统配部管的一、二类物资统一执行国家调拨价和地方物价部门核准的出厂价，以及物资部门统一核定的按不同地区各种物资收费标准构成的物资供应价。1985年后，根据国家物价政策，对生产资料实行两种价格，指令性计划物资实行统一的计划价格，计划外自销产品实行市场价格。后经不断调价，本市日用工业消费品价格趋于平稳，而农产品、副食品、工业用煤和化肥提价幅度较大，缩小了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建国后若干年份主要生活消费品价格如下表：

1979年建市后，先后设置物价科、物价局和物价检查所，各经济主管部门也相应设立物价科、股，配备100多名专兼职人员；在部分单位设立职工义务物价监督站；以各个大型农贸市场为中心，设立9个物价监督分站，聘请义务物价监督员69名，进行物价管理和监督。每年除进行1至2次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审查外，还采取全面检查、系统自查、个别抽查等方式，进行商品价格及收费标准的检查，纠正和处理擅自提价、变相涨价、乱收费、乱加价等违反物价纪律的事件。1983年，市农资公司和市饴糖、酱食、酱品3个厂分别将平价化肥和平价黄豆制品转为议价销售，物价部门对其进行查处，没收非法收入15678元。1985年，市金星家用电器商店、市土产商场、市信托公司等经营单位，随意将收录机和优质酒加价出售，经查处，没收非法收入30484元。1986年，市化建公司和市金属公司擅自提高水泥销售价格，加收价外补贴，被没收非法收入11354元。从1979至1986年共查出违纪单位384个，罚款19855元，收缴非法收入10.30万元。
附：六安市1979年至1986年国营商业零售商品和服务收费价格指数变化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