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三节 救济
一、灾害救济
生产自救1949年，本县人民每遇重灾，无力自救，多数流落他乡，靠乞讨为生，灾区田地任其抛荒。
建国后，遇到灾荒，各级人民政府贯彻生产自救方针，大力扶持灾民，及时抢种、补种、套种各种农作物，开展副业生产，弥补灾害损失，增加收入，进行自救。1954年，县发动群众开荒，补种、扩种晚秋作物和蔬菜60余万亩，留再生稻51万亩，收储干菜38万公斤，副业生产收入6．8万余元。并在丁集召开生产自救模范代表大会，颁发了奖旗、奖状，奖励了小型农具，进一步推动生产自救工作。1959年至1961年，粮食发生严重困难，全县组织农民种瓜菜57亩，采集各种代食品4355万公斤，捞鱼虾1．75万余公斤，捕野兽6800余只，各种副业收入15万余元。1978年，开展“小秋收”和各种副业生产，收入941万元，种菜8万余亩，每人抢种5分地“保命麦”，共48万余亩，保障灾民生活。1981年至1986年，抢种晚秋和蔬菜61．44万余亩，开展副业生产，收入1530余万元。
若干年份灾区生产自救统计表
社会互济清代和民国时期，称社会互济为“义赈”。民国3年，柏寡妇捐款3万元(银元，下同)。17年，华洋义赈会捐助15万元。23年和24年，中华红十字会捐款数万元，用以施药、施粥，收养难童。29年，城关两剧社捐赈款7000元(法币，下同)；张店区向富户募赈款3000元。30年，县募捐赈款3500元，赈济苏家埠火灾。33年和34年，六安红卐字会两次倡捐赈款19．5万元。36年，红卐字会倡捐赈款543．15万元，救济城关北外和西河口镇火灾145户。
建国后，1949年～1953年，开展群众互借互助。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工商业户，共捐献大米50余万公斤，款2400元(已折新版人民币，下同)，互借粮28．25万公斤，款6300元。1954年，动员非灾区人民捐献大米3950余公斤、寒衣391件救灾。1959年～1961年，县直机关干部捐献棉衣410件，棉被56床，救济农村严重困难户。1982年～1986年，全县干部和群众共捐献大米8．285万公斤，稻谷46．72万公斤，粮票9．665万公斤，款14．09万元，衣70246件，牛草45．8万公斤救灾。1984年，三十铺区捐款4000元，大米3．8万公斤，牛草1．2万公斤，送至双河、东河口重灾区。丁集区钱集乡养殖专业户王习之，捐稻600公斤，救助本乡重灾区胡桥村。12月，本县评为六安地区“生产自救、丰产区支援灾区”先进单位、荣获奖旗一面。
若干年份社会互济统计表
国家救济清，称救灾为“赈恤”。据旧志记载：六安州本境自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只有11年发银、粮赈济。其中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发放赈银1500两，赈谷3782．5石；其他10个年份仅有“照例给赈”记载，无具体数字。
民国时期，赈灾形式分放赈(发放粮款)、工赈(以工代赈)、农赈(贷款)。自民国3年至37年，只有6个年份发粮、款赈济，计发款51．32万元(民国23年前为银元，后为法币)、米9550石。由于赈灾粮款杯水车薪，无法保障灾民生活，一遇灾荒，即饿殍载道。据《六安日报》载：民国33年大旱，次年春，雨淋岗乡埠塔寺保三甲陈怀富上伕在外，其妻断炊两日被迫投塘自杀；枣树店乡三保一甲汪义中、二甲徐郭氏、四甲张成科、六甲赵家厚及妻周氏、八甲刘学荣等，均先后饿死。
建国后，救灾成为本县各级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1949年10月～1952年底，全县共发放救灾款26．1万元(已折新版人民币，下同)，扶持副业生产款1．6万元，救灾粮173．7万公斤，食盐3．7万公斤，菜籽250公斤，衣40124件，重点救济旧社会遗留的极贫断炊户。1951年2月，在丁集、马头、新安、南岳、苏埠等灾区，动员民工3．2万余人，参加治淮工程，实行“以工代赈”。1952年9月，独山区被定为专署重点根治的老灾区，毛坦厂区朱砂冲、东石笋、梁家冲、小华冲、徐家庙和丁集区的钱集、杨柳店等7个乡，被定为县重点根治的老灾乡，优先扶持他们发展生产。1953年始，县改发救济款。1953年～1957年，共发放救灾款100．03万元，寒衣1854件，保障灾民基本生活。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救灾方针改为“国家扶持集体，集体保证个人”，救灾款发至公社，扶持生产，社员按劳动日预支。1958年和1959年两年旱灾，本县虽拨发大批救灾款和供应粮，但由于“浮夸风”等原因，造成社员生活失去保障，出现浮肿、消瘦等多种疾病和非正常死亡。1960年4月，成立生活福利委员会，规定社队不卖过头粮，留足储备粮，社员每天劳动不超过10个小时。次年3月，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停办农村“大食堂”，归还农民“自留地”，推行“责任田”，调动起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当年县对成灾队社员口粮，每天每人按0．25公斤供应，一次计算，分月安排，发证到户，凭证供应；烈军属、困难户、五保户，每月增加原粮3．5～5公斤。冬，县发放大批救济寒衣、棉被，解决近10万人越冬困难。1958年至1961年县共发放救灾款101．59万元，支援穷队款346．4万元，退赔款145万元，大炼钢铁亏损补偿款90万元，预购订金73．3万元，农村贷款29万元，合计发放款785．29万元，发放寒衣149185件，棉被10771床，布票14．7万公尺，絮棉15575公斤，粮137．5万公斤。1962年至1965年，县对局部地区水、旱、风雹和火灾，发救灾款48．68万元，寒衣2045件，棉被603床，粮12．5万公斤，布票3．01万余公尺，絮棉2050公斤，木材240立方米，毛竹30万根，扶持灾区，保障灾民生活。
“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本县救灾工作仍在坚持，共发放救灾款552．81万元及棉军服1800件、木材726．5立方米、毛竹1550根等，但救灾方针、政策被搞乱，重灾区、重灾民的生活得不到切实保障，灾区生产迟迟不能发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恢复“生产救灾”的方针政策和传统，至1978年，全县共发放救灾款386万元、寒衣1．4万件，粮3530万公斤、棉被1000床。1979年至1986年，县共发放救灾款1247．93万元，为“文化大革命”10年的2．25倍。1983年始，实行“救济与扶持”相结合和重点保障的方法。春，拨给各区(镇)救灾款51万元，其中陶洪集、西河口、马头、淠联4个重灾乡扶持款23．5万元。1984年4月，拨给各区(镇)救灾款27．2万元，其中陶洪集、固镇等7个重灾乡16．5万元。11月，县在青山、陶洪集乡进行救灾改革试点。从1985年始，全面实行“无偿救济与无息有偿相结合”和“保障生活与扶持生产相结合”的救灾方针。1986年春，扶持老灾区罗集乡储渡村养鸭6万只、白鹅300只，当年收益5．24万元。1984年～1986年，全县共投放无息有偿款120万元，扶持经济实体74个，吸收扶持对象务工1117人，扶持单户、联户2579户，共创产值552．9万元，获利195万元。通过深化救灾改革，为振兴灾区经济，保障灾民生活，走出一条新路。
支援灾区历史上，每遇灾情，灾民往往自发外流他乡，靠乞讨生活。民国27年，沦陷区难民涌入县境，县成立难民救济支会和难童收容所，救济过境难民，收容无依难童。后在北门外成立两个难民保，登记入册，正式列入当地户口。
1949年后，继承苏区的革命传统，接收安置大批外地灾民，支援淮北和山东灾区大批救灾款、物。1949年，工商界捐献大米9万公斤支援宿县灾区；次年1至5月，宿县、阜阳、蚌埠、合肥、泗洪等地流入本县灾民8929人，县发放救济粮11．274万公斤，食盐895公斤，群众捐助粮3525公斤，衣1347件，鞋袜7800双，借出木床294张，生产生活用具2500件，房屋2883间，田地1140亩。夏，黄、淮泛滥。县在马头、丁集设灾民收容站，收容安置宿县、阜阳、颍上、凤台、泗洪等地灾民。共安置外地灾民85639人，发粮
历年救灾款物统计表
75．97万公斤，盐7439．5公斤，款1．77万元(折合新版人民币，下同)。12月，外地灾民还乡参加治淮工程，实行“以工代赈”，本县按日行20公里计算日程，每人每天发给路费折米0．5公斤。1951年春，全县尚有外县籍灾民18398人，发给救济粮9万公斤，盐750公斤。1954年8月，独山、城南、南岳庙3区，安置颍上、寿县灾民2908人、耕牛851头，县发救济款3311元，棉衣365件；群众捐助大米5420公斤，款166元，柴草12273公斤，瓜菜1925公斤，开荒地2066亩，住房902间，工具、用具971件；开展生产自救收益粮63928公斤，款15074元。12月，又接收安置两地耕牛6000头，由农业社、互助组代养。在此期间，县成立保牛办公室，区成立保牛站。1957年春，发给阜阳、颍上地区灾民回乡路费27．56万元。7月，为山东灾区购牛草150万公斤。1960年12月，在粮食发生严重困难时仍拨出代食品96．2万公斤支援山东灾区。1963年9月，全县登记外籍灾民4850人，10月发救济款1．13万元，粮3500公斤，棉衣873件，医药费600元。冬，独山区石婆店供销社划票员马荣贵将私人节蓄的100元寄给宿县西寺坡区委救灾，署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拂晓报》誉为六安县“学雷锋做好事”的先进代表人物。1964年3月，县成立支灾领导组和办公室，号召城镇居民、干部、职工每人每月捐献粮0．25～1．5公斤；农村每户捐献粮、菜各0．5公斤；共捐献粮76万公斤，干菜46万公斤，代食品550万公斤，代购粮18万公斤，代购副食品50万公斤，代购代食品84万公斤，粮交粮站，款交银行，支援阜阳、颍上灾区。
二、社会救济
(一)贫困户救济
临时救济1949年至1950年底，县人民政府采取清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积谷粮”、“壮丁米”、“保甲经费”等办法救济断炊户；发动群众互济互助，生产自救度荒，共发放急赈粮47．611万公斤，款542元，寒衣640件；群众互济粮12925公斤，款331元，衣4596件；开展副业生产收益粮21．11万公斤，解决10万余人的生活困难。1951年，完成土地改革后，对人口多、劳力少、底子薄的贫困户和无依靠的孤、老、残、幼生活，实行“依靠群众，互济互救，生产自救，辅之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保障其生活。用银行贷款、减免农业税，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1951年至1955年，共发放救济粮47．0662万公斤，款41．5167元，衣30484件，救济97723人次；发放农贷粮72万公斤，款78．1817万元；减免农业税(公粮)560．5万公斤。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农村社会救济款三分之二交农业社作公益金，扶持集体生产。农业社对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实行“五保”，对人口多、劳力少的困难户，在分工分业上照顾他们多出勤、多做工分，增加收入；对劳力不能自给的贫困户，从公益金中适当补助。负担有困难的农业社，由政府用社会救济款来减免农业税，适当补助解决。1958年社会救济款全部发至公社，农村孤、老、残、幼和贫困户的生活救济全部由社、队解决。1956年至1959年，共发放救济款120．7519万元，救济22．2245万人次，给贫困社队减免农业税粮480．5万公斤。1960年，粮食发生严重困难，县采取救灾、救济款物同时拨发、统一安排，保障重灾民、严重困难户和孤、老、残、幼生活。1961年，农村社会救济款原则恢复民主评议，发放到户和专款专用。1960年至1965年，平均每年发放救济款16．9238万元，棉衣43337件，棉被6328床，减免农业税粮561万公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社会救济款成为“机动款”。1966年至1976年，平均每年发放救济款16．8656万元。由于平均发放、贪污挪用、优亲厚友等弊端严重，真正困难户的生活未能达到切实保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社会救济款的保障功能。1979年普查统计：全县农村有贫困户32150户、15．7万人(严重困难户10718户、53495人)；五保户5565户、6886人；盲、聋、哑、残8112人，县发放救济款20．0187万元，为严重困难户建房110间，解决棉被、蚊帐19床，口粮73033．5公斤，共救济20792户、67511人。社队减免贫困户超支款43．6万元。1977至1980年，平均每年救济款22．8975万元，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平均增加35％强。1981年始，实行“救济与扶持相结合”方针，对无劳力、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和特别困难户，实行无偿救济，保障基本生活；对有劳动力，生产、生活暂时困难的贫困户，用无息有偿救济款扶持他们发展生产，进行自救。1981至1986年，全县发放无偿救济款81．6493万元；无息有偿扶持款169万元。
建国初期，旧城镇遗留下来的无业贫民、失业工人、孤、老、残、幼和灾民，充满街头。据1949年统计，在城关、苏家埠、毛坦厂、马头、固镇、双河6个较大集镇，居民15666户、67526人中，有失业工人2167人。城关镇发赈粮21548．5公斤，救济贫民1053户、4238人。次年7月始，城镇孤、老、残、幼，实行集中供养。1950年～1954年，发放城镇社会救济款25万余元，失业工人救济米13750公斤，款11918元，安排1190人就业，实行以工代赈。其后，每年按季评发救济款到户，救济贫民生活困难。1960年～1965年，在国民经济“困难”和“调整”时期，县平均每年发城镇临时救济款9559元。
“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城镇定期定量救济，每月仍按花名册发放。其余救济款，成为“机动款”。1966年～1976年，平均每年发临时救济款9575元，大部被挪用，贫民很少得到救济。
1976年后，减少临时救济，开始扩大城镇“定救”面，提高“定救”标准。1977年～1978年，平均每年发临时救济款5920元，救济844人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镇开始自谋生活门路，要求救济的人数逐渐减少。1979年3月，进行集镇普查。全县集镇贫困户共629户、2273人，其中残废人288人。1979年～1986年，平均每年发临时救济款9120元，救济535人次．人均得款17．05元，缓解了城镇贫民临时性困难。
城镇定期定量救济1955年始，县对城镇散居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实行定期定量救济。当年，县批准22户、45人享受“定救”，标准为每人每月2～4元。1959年始，救济款发至城关镇和人民公社，无依靠孤、老、残、幼由集体敬老院集中供养。1961年，停办敬老院，在院的孤、老、残、幼，仍回原街道享受每月2～4元“定救”。1963年，提高“定救”标准，每人每月4～6元。1960年～1965年，平均每年“定救”款为40754元。1973年提高定救标准为6～8元。1966年～1976年平均每年城镇“定救”款为40772元，占城镇社会救济款总额80．98％。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进一步扩大城镇社会“定救”面，提高“定救”标准。1977年～1978年，平均每年“定救"590人，款59064元，占城镇社会救济款总额90．8％。1979年，城镇“定救”标准提高为每人每月8～10元。全县集镇“定救”440户、814人，年“定救”款为36972元。1985年，“定救”标准提高为每人每月10～12元。1979年至1986年，平均每年“定救”725人，款91735元。
1949年～1986年农村社会救济统计表
1949年～1986年城镇社会救济统计表
(二)农村五保供养
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县根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村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分散供养，实行五保。当年，全县享受农村“五保”供养的共7290户、11077人，其中“全保”［保吃、住、穿、医、葬(孤儿教养)］6364户、9959人；“半保”(保吃、住)926户、1118人。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农村“五保”户由公共食堂代养，并开始试办“五保”户教养所，实行集中供养。1960年共兴办农村集体敬老院128所，收养2025人，占全县“五保”户总人数的61％；孤儿院44所，收养孤儿5925人，占全县孤儿总人数80％，其余仍由生产队食堂供养。翌年6月，撤销农村敬老院、孤儿院，停办农村公共食堂，“五保”对象全部回原生产队分散供养。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社队“五保”项目不全，“五保”户住房破漏，缺衣少粮，治病和零用钱均得不到解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把农村“五保”户列为重点救济对象，发放“五保”户救济款69202元。次年普查，全县共有“五保”户5565户、6886人，发救济款74217元。1980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五保”供给出现集体供养、包户代养、划田代耕、自耕自食等多种形式。1981年1月30日，中央民政部农救司来函指示本县认真总结三十铺区“五保”供给工作经验。12月，省《民政工作情况》刊载中共三十铺区委《我们是怎样做好“五保”户供给工作的》一文，向全省作了介绍，引起全社会关心和重视“五保”户供给工作。1982年，县对农村“五保”户再次进行普查，全县享受“五保”供养5544户、6263人，分散供养5539户、6258人。1984年4月，县贯彻执行省《关于切实落实“五保”供给政策的通知》，决定农村“五保”户供给，由乡或村统一负担，统一供给，以人建卡，发证到户，按标准供给，每人每年口粮(稻谷)350～400公斤，烧草400～500公斤，植物油6公斤，猪油3公斤，每月零用钱3～5元；单衣每年1套，棉衣3年1套，棉被、蚊帐、席垫和住房要求不破不漏，保证“五保”户生活不低于当地中等群众的生活水平。1986年，全县共有7所敬老院，集中供养“五保”户124人，其中孤老115人，残废8人，孤儿1人，年供给款2．8万元，年人均．225．8元。县还在每个敬老院成立时，赠送1台黑白电视机，以丰富入院老人的文化生活。
(三)扶贫
1981年5月，县组织区、镇民政干部在独山公社进行扶贫试点。随后开展15个公社，共扶持632户贫困户，投放扶贫款4．5万元，良种猪110头，口粮1．15万公斤，棉衣460件，棉被90床，建房10间，维修房110间。当年脱贫90户，占扶持户总数14．24％。秋，县正式成立扶贫委员会和办公室，区、社成立扶贫领导组。1982年3月，县召开扶贫工作总结会议，制订分期《扶贫规划》。是年，县、区、社参加包户扶贫干部118人，扶持46个公社3613户贫困户，投放扶贫款10万元，良种猪130头，供应平价化肥40万公斤，饲料300万公斤，口粮1．65万公斤，棉衣520件，棉被190床，建房15间，修房310间，当年脱贫120户。1983年，县又增加扶持4个乡130贫困户，投放扶贫款58．5万元，供应平价饲料400万公斤，当年脱贫30户。
1984年始，本县把扶优(优抚对象)列入扶贫任务，简称“双扶”，改扶贫委员会为“双扶”领导组。县、区、乡、村四级参加包户干部3473人，在67个乡开展“双扶”，共扶持3913户，其中优抚对象1277户。投放扶持款60．8186万元，供应平价化肥25．3万吨，饲料700万公斤，良种1．13万公斤，减免各种税费款13．0852万元，当年脱贫1579户，其中成为专业户、富裕户264户，组成经济联合体45个。1985年始，把扶持灾区生产列入扶贫任务，简称“三扶”。当年，县、区、乡、村参加包乡、包村、包户扶贫干部3002人，全县共扶持7376户，投放扶持款193．89万元，当年脱贫2540户，其中316户成为专业户，组成经济联合体55个，经济实体45个，年终被省评为扶贫工作先进县。1986年元月，县制订《五年扶贫规划》，以1985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口粮低于200公斤的65个灾区贫困村中48819户、22万人为扶持对象，把科技引入扶贫工作，开展科技扶贫。全县共落实科技扶贫630户，采取指门路、教技术、育人才、扶生产方法，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全年共投放扶持款198万元，扶持经济实体74个，扶持经济联合体59个，加上单户扶持，全县共扶持7415户，脱贫1686户，户均增加收入244元。从1981年开始扶贫以来，至1986年，全县累计扶持11774户，脱贫6045户，脱贫率为51．34％，其中成为专业户、富裕户的有320户。
1981年～1986年扶贫统计表
三、特殊救济
(一)对少数民族人员救济
1956年9月始，给生活困难的回民“阿訇”许隆海(枣树店人)、杨大林(城关人)、许隆香(丁集人)等，每人每月救济20元，至次年，共发救济款696元，人均232元。1958年始，县给少数民族生产队每年拨发生产扶持专款2000元。“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停止此项救济，1976年恢复，发给少数民族人员生活救济款1400元，1977年增为2000元，1978年增为3000元。从1976年～1986年，县共发放少数民族人员救济款2．64万元，促使他们的生产、生活与汉民族同步发展和提高。
(二)对精简老职工救济
1961年始，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县和外地精简退职回乡职工共7373人，其中，1957年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3200余人。1965年秋，贯彻执行国务院(65)224号文件，省民政厅在本县进行给予精简退职老职工百分之四十救济的试点，规定1957年底以前参加全民单位工作，1961至1965年6月9日精简退职、办过精简退职手续、领过一次性退职金的；精简退职时，年老体弱，全部或大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长期患病影响劳动的；家庭生活困难，又无依靠的，经批准后，发给原标准工资百分之四十救济金，报销三分之二医药费；不符合享受百分之四十救济条件、生活困难的老职工，由民政部门给予临时救济。通过试点，共批准212人享受百分之四十救济。次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此项救济没有落实。1984年落实66人；1970年增为186人。
1974年12月，省规定：1966年后停发的退职老职工百分之四十救济，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由县民劳局重办发证手续；凡符合国务院(65)224号文件规定条件，未享受百分之四十救济的，继续办理审批发证手续；不符合百分之四十救济条件，生活确有困难的，给予“定救”或临时救济；因工致残，相当二等甲级以上残废的，改办退休手续。次年3月，县成立百分之四十救济审批领导组，办理审批换证工作。经审查批准，换发百分之四十救济证145人。1979年据民政普查统计，全县符合规定条件，未享受百分之四十救济的退职老职工，尚有376人，当年批准27人。1982年，对不符合百分之四十救济条件而生活困难又无依无靠的退职老职工47人，批准享受“定救”，标准为农村每月8至10元，城镇10至12元。次年，批准49人享受百分之四十救济，410人享受“定救”。1984年1月，县给双桥乡1962年被精简退职回乡的合肥钢厂二等甲级残废工人吴克轩，改办百分之四十救济为工伤退休手续。1986年，全县享受“定救”的退职老职工为523人，定救款8．18万元，其中有300人享受40％救济，救济款6．26万元。
(三)对宽释人员救济
1976年，本县接收安置特赦、宽大释放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8人，其中转业安置7人。对安置在农村的1人，按月发给生活救济款15元。1981年5月，县发给4名国民党起义、投诚复员军人生活补助费，标准为农村每人每月10～12元，城镇15～18元；年补助款576元。次年，增加1人，年补助款750元。1983年，本县接收安置宽释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下党、政、军、特人员10人(农村9人，城镇1人)，加上原起义、投诚人员4人，共14人。全年共发生活救助款2422元。次年，减为13人，年救助款1884元。1986年始，减为9人，年救助款1500元。
生产自救1949年，本县人民每遇重灾，无力自救，多数流落他乡，靠乞讨为生，灾区田地任其抛荒。
建国后，遇到灾荒，各级人民政府贯彻生产自救方针，大力扶持灾民，及时抢种、补种、套种各种农作物，开展副业生产，弥补灾害损失，增加收入，进行自救。1954年，县发动群众开荒，补种、扩种晚秋作物和蔬菜60余万亩，留再生稻51万亩，收储干菜38万公斤，副业生产收入6．8万余元。并在丁集召开生产自救模范代表大会，颁发了奖旗、奖状，奖励了小型农具，进一步推动生产自救工作。1959年至1961年，粮食发生严重困难，全县组织农民种瓜菜57亩，采集各种代食品4355万公斤，捞鱼虾1．75万余公斤，捕野兽6800余只，各种副业收入15万余元。1978年，开展“小秋收”和各种副业生产，收入941万元，种菜8万余亩，每人抢种5分地“保命麦”，共48万余亩，保障灾民生活。1981年至1986年，抢种晚秋和蔬菜61．44万余亩，开展副业生产，收入1530余万元。
若干年份灾区生产自救统计表
社会互济清代和民国时期，称社会互济为“义赈”。民国3年，柏寡妇捐款3万元(银元，下同)。17年，华洋义赈会捐助15万元。23年和24年，中华红十字会捐款数万元，用以施药、施粥，收养难童。29年，城关两剧社捐赈款7000元(法币，下同)；张店区向富户募赈款3000元。30年，县募捐赈款3500元，赈济苏家埠火灾。33年和34年，六安红卐字会两次倡捐赈款19．5万元。36年，红卐字会倡捐赈款543．15万元，救济城关北外和西河口镇火灾145户。
建国后，1949年～1953年，开展群众互借互助。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工商业户，共捐献大米50余万公斤，款2400元(已折新版人民币，下同)，互借粮28．25万公斤，款6300元。1954年，动员非灾区人民捐献大米3950余公斤、寒衣391件救灾。1959年～1961年，县直机关干部捐献棉衣410件，棉被56床，救济农村严重困难户。1982年～1986年，全县干部和群众共捐献大米8．285万公斤，稻谷46．72万公斤，粮票9．665万公斤，款14．09万元，衣70246件，牛草45．8万公斤救灾。1984年，三十铺区捐款4000元，大米3．8万公斤，牛草1．2万公斤，送至双河、东河口重灾区。丁集区钱集乡养殖专业户王习之，捐稻600公斤，救助本乡重灾区胡桥村。12月，本县评为六安地区“生产自救、丰产区支援灾区”先进单位、荣获奖旗一面。
若干年份社会互济统计表
国家救济清，称救灾为“赈恤”。据旧志记载：六安州本境自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只有11年发银、粮赈济。其中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发放赈银1500两，赈谷3782．5石；其他10个年份仅有“照例给赈”记载，无具体数字。
民国时期，赈灾形式分放赈(发放粮款)、工赈(以工代赈)、农赈(贷款)。自民国3年至37年，只有6个年份发粮、款赈济，计发款51．32万元(民国23年前为银元，后为法币)、米9550石。由于赈灾粮款杯水车薪，无法保障灾民生活，一遇灾荒，即饿殍载道。据《六安日报》载：民国33年大旱，次年春，雨淋岗乡埠塔寺保三甲陈怀富上伕在外，其妻断炊两日被迫投塘自杀；枣树店乡三保一甲汪义中、二甲徐郭氏、四甲张成科、六甲赵家厚及妻周氏、八甲刘学荣等，均先后饿死。
建国后，救灾成为本县各级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1949年10月～1952年底，全县共发放救灾款26．1万元(已折新版人民币，下同)，扶持副业生产款1．6万元，救灾粮173．7万公斤，食盐3．7万公斤，菜籽250公斤，衣40124件，重点救济旧社会遗留的极贫断炊户。1951年2月，在丁集、马头、新安、南岳、苏埠等灾区，动员民工3．2万余人，参加治淮工程，实行“以工代赈”。1952年9月，独山区被定为专署重点根治的老灾区，毛坦厂区朱砂冲、东石笋、梁家冲、小华冲、徐家庙和丁集区的钱集、杨柳店等7个乡，被定为县重点根治的老灾乡，优先扶持他们发展生产。1953年始，县改发救济款。1953年～1957年，共发放救灾款100．03万元，寒衣1854件，保障灾民基本生活。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救灾方针改为“国家扶持集体，集体保证个人”，救灾款发至公社，扶持生产，社员按劳动日预支。1958年和1959年两年旱灾，本县虽拨发大批救灾款和供应粮，但由于“浮夸风”等原因，造成社员生活失去保障，出现浮肿、消瘦等多种疾病和非正常死亡。1960年4月，成立生活福利委员会，规定社队不卖过头粮，留足储备粮，社员每天劳动不超过10个小时。次年3月，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停办农村“大食堂”，归还农民“自留地”，推行“责任田”，调动起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当年县对成灾队社员口粮，每天每人按0．25公斤供应，一次计算，分月安排，发证到户，凭证供应；烈军属、困难户、五保户，每月增加原粮3．5～5公斤。冬，县发放大批救济寒衣、棉被，解决近10万人越冬困难。1958年至1961年县共发放救灾款101．59万元，支援穷队款346．4万元，退赔款145万元，大炼钢铁亏损补偿款90万元，预购订金73．3万元，农村贷款29万元，合计发放款785．29万元，发放寒衣149185件，棉被10771床，布票14．7万公尺，絮棉15575公斤，粮137．5万公斤。1962年至1965年，县对局部地区水、旱、风雹和火灾，发救灾款48．68万元，寒衣2045件，棉被603床，粮12．5万公斤，布票3．01万余公尺，絮棉2050公斤，木材240立方米，毛竹30万根，扶持灾区，保障灾民生活。
“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本县救灾工作仍在坚持，共发放救灾款552．81万元及棉军服1800件、木材726．5立方米、毛竹1550根等，但救灾方针、政策被搞乱，重灾区、重灾民的生活得不到切实保障，灾区生产迟迟不能发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恢复“生产救灾”的方针政策和传统，至1978年，全县共发放救灾款386万元、寒衣1．4万件，粮3530万公斤、棉被1000床。1979年至1986年，县共发放救灾款1247．93万元，为“文化大革命”10年的2．25倍。1983年始，实行“救济与扶持”相结合和重点保障的方法。春，拨给各区(镇)救灾款51万元，其中陶洪集、西河口、马头、淠联4个重灾乡扶持款23．5万元。1984年4月，拨给各区(镇)救灾款27．2万元，其中陶洪集、固镇等7个重灾乡16．5万元。11月，县在青山、陶洪集乡进行救灾改革试点。从1985年始，全面实行“无偿救济与无息有偿相结合”和“保障生活与扶持生产相结合”的救灾方针。1986年春，扶持老灾区罗集乡储渡村养鸭6万只、白鹅300只，当年收益5．24万元。1984年～1986年，全县共投放无息有偿款120万元，扶持经济实体74个，吸收扶持对象务工1117人，扶持单户、联户2579户，共创产值552．9万元，获利195万元。通过深化救灾改革，为振兴灾区经济，保障灾民生活，走出一条新路。
支援灾区历史上，每遇灾情，灾民往往自发外流他乡，靠乞讨生活。民国27年，沦陷区难民涌入县境，县成立难民救济支会和难童收容所，救济过境难民，收容无依难童。后在北门外成立两个难民保，登记入册，正式列入当地户口。
1949年后，继承苏区的革命传统，接收安置大批外地灾民，支援淮北和山东灾区大批救灾款、物。1949年，工商界捐献大米9万公斤支援宿县灾区；次年1至5月，宿县、阜阳、蚌埠、合肥、泗洪等地流入本县灾民8929人，县发放救济粮11．274万公斤，食盐895公斤，群众捐助粮3525公斤，衣1347件，鞋袜7800双，借出木床294张，生产生活用具2500件，房屋2883间，田地1140亩。夏，黄、淮泛滥。县在马头、丁集设灾民收容站，收容安置宿县、阜阳、颍上、凤台、泗洪等地灾民。共安置外地灾民85639人，发粮
历年救灾款物统计表
75．97万公斤，盐7439．5公斤，款1．77万元(折合新版人民币，下同)。12月，外地灾民还乡参加治淮工程，实行“以工代赈”，本县按日行20公里计算日程，每人每天发给路费折米0．5公斤。1951年春，全县尚有外县籍灾民18398人，发给救济粮9万公斤，盐750公斤。1954年8月，独山、城南、南岳庙3区，安置颍上、寿县灾民2908人、耕牛851头，县发救济款3311元，棉衣365件；群众捐助大米5420公斤，款166元，柴草12273公斤，瓜菜1925公斤，开荒地2066亩，住房902间，工具、用具971件；开展生产自救收益粮63928公斤，款15074元。12月，又接收安置两地耕牛6000头，由农业社、互助组代养。在此期间，县成立保牛办公室，区成立保牛站。1957年春，发给阜阳、颍上地区灾民回乡路费27．56万元。7月，为山东灾区购牛草150万公斤。1960年12月，在粮食发生严重困难时仍拨出代食品96．2万公斤支援山东灾区。1963年9月，全县登记外籍灾民4850人，10月发救济款1．13万元，粮3500公斤，棉衣873件，医药费600元。冬，独山区石婆店供销社划票员马荣贵将私人节蓄的100元寄给宿县西寺坡区委救灾，署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拂晓报》誉为六安县“学雷锋做好事”的先进代表人物。1964年3月，县成立支灾领导组和办公室，号召城镇居民、干部、职工每人每月捐献粮0．25～1．5公斤；农村每户捐献粮、菜各0．5公斤；共捐献粮76万公斤，干菜46万公斤，代食品550万公斤，代购粮18万公斤，代购副食品50万公斤，代购代食品84万公斤，粮交粮站，款交银行，支援阜阳、颍上灾区。
二、社会救济
(一)贫困户救济
临时救济1949年至1950年底，县人民政府采取清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积谷粮”、“壮丁米”、“保甲经费”等办法救济断炊户；发动群众互济互助，生产自救度荒，共发放急赈粮47．611万公斤，款542元，寒衣640件；群众互济粮12925公斤，款331元，衣4596件；开展副业生产收益粮21．11万公斤，解决10万余人的生活困难。1951年，完成土地改革后，对人口多、劳力少、底子薄的贫困户和无依靠的孤、老、残、幼生活，实行“依靠群众，互济互救，生产自救，辅之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保障其生活。用银行贷款、减免农业税，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1951年至1955年，共发放救济粮47．0662万公斤，款41．5167元，衣30484件，救济97723人次；发放农贷粮72万公斤，款78．1817万元；减免农业税(公粮)560．5万公斤。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农村社会救济款三分之二交农业社作公益金，扶持集体生产。农业社对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实行“五保”，对人口多、劳力少的困难户，在分工分业上照顾他们多出勤、多做工分，增加收入；对劳力不能自给的贫困户，从公益金中适当补助。负担有困难的农业社，由政府用社会救济款来减免农业税，适当补助解决。1958年社会救济款全部发至公社，农村孤、老、残、幼和贫困户的生活救济全部由社、队解决。1956年至1959年，共发放救济款120．7519万元，救济22．2245万人次，给贫困社队减免农业税粮480．5万公斤。1960年，粮食发生严重困难，县采取救灾、救济款物同时拨发、统一安排，保障重灾民、严重困难户和孤、老、残、幼生活。1961年，农村社会救济款原则恢复民主评议，发放到户和专款专用。1960年至1965年，平均每年发放救济款16．9238万元，棉衣43337件，棉被6328床，减免农业税粮561万公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社会救济款成为“机动款”。1966年至1976年，平均每年发放救济款16．8656万元。由于平均发放、贪污挪用、优亲厚友等弊端严重，真正困难户的生活未能达到切实保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社会救济款的保障功能。1979年普查统计：全县农村有贫困户32150户、15．7万人(严重困难户10718户、53495人)；五保户5565户、6886人；盲、聋、哑、残8112人，县发放救济款20．0187万元，为严重困难户建房110间，解决棉被、蚊帐19床，口粮73033．5公斤，共救济20792户、67511人。社队减免贫困户超支款43．6万元。1977至1980年，平均每年救济款22．8975万元，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平均增加35％强。1981年始，实行“救济与扶持相结合”方针，对无劳力、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和特别困难户，实行无偿救济，保障基本生活；对有劳动力，生产、生活暂时困难的贫困户，用无息有偿救济款扶持他们发展生产，进行自救。1981至1986年，全县发放无偿救济款81．6493万元；无息有偿扶持款169万元。
建国初期，旧城镇遗留下来的无业贫民、失业工人、孤、老、残、幼和灾民，充满街头。据1949年统计，在城关、苏家埠、毛坦厂、马头、固镇、双河6个较大集镇，居民15666户、67526人中，有失业工人2167人。城关镇发赈粮21548．5公斤，救济贫民1053户、4238人。次年7月始，城镇孤、老、残、幼，实行集中供养。1950年～1954年，发放城镇社会救济款25万余元，失业工人救济米13750公斤，款11918元，安排1190人就业，实行以工代赈。其后，每年按季评发救济款到户，救济贫民生活困难。1960年～1965年，在国民经济“困难”和“调整”时期，县平均每年发城镇临时救济款9559元。
“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城镇定期定量救济，每月仍按花名册发放。其余救济款，成为“机动款”。1966年～1976年，平均每年发临时救济款9575元，大部被挪用，贫民很少得到救济。
1976年后，减少临时救济，开始扩大城镇“定救”面，提高“定救”标准。1977年～1978年，平均每年发临时救济款5920元，救济844人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镇开始自谋生活门路，要求救济的人数逐渐减少。1979年3月，进行集镇普查。全县集镇贫困户共629户、2273人，其中残废人288人。1979年～1986年，平均每年发临时救济款9120元，救济535人次．人均得款17．05元，缓解了城镇贫民临时性困难。
城镇定期定量救济1955年始，县对城镇散居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实行定期定量救济。当年，县批准22户、45人享受“定救”，标准为每人每月2～4元。1959年始，救济款发至城关镇和人民公社，无依靠孤、老、残、幼由集体敬老院集中供养。1961年，停办敬老院，在院的孤、老、残、幼，仍回原街道享受每月2～4元“定救”。1963年，提高“定救”标准，每人每月4～6元。1960年～1965年，平均每年“定救”款为40754元。1973年提高定救标准为6～8元。1966年～1976年平均每年城镇“定救”款为40772元，占城镇社会救济款总额80．98％。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进一步扩大城镇社会“定救”面，提高“定救”标准。1977年～1978年，平均每年“定救"590人，款59064元，占城镇社会救济款总额90．8％。1979年，城镇“定救”标准提高为每人每月8～10元。全县集镇“定救”440户、814人，年“定救”款为36972元。1985年，“定救”标准提高为每人每月10～12元。1979年至1986年，平均每年“定救”725人，款91735元。
1949年～1986年农村社会救济统计表
1949年～1986年城镇社会救济统计表
(二)农村五保供养
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县根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村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幼，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分散供养，实行五保。当年，全县享受农村“五保”供养的共7290户、11077人，其中“全保”［保吃、住、穿、医、葬(孤儿教养)］6364户、9959人；“半保”(保吃、住)926户、1118人。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农村“五保”户由公共食堂代养，并开始试办“五保”户教养所，实行集中供养。1960年共兴办农村集体敬老院128所，收养2025人，占全县“五保”户总人数的61％；孤儿院44所，收养孤儿5925人，占全县孤儿总人数80％，其余仍由生产队食堂供养。翌年6月，撤销农村敬老院、孤儿院，停办农村公共食堂，“五保”对象全部回原生产队分散供养。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社队“五保”项目不全，“五保”户住房破漏，缺衣少粮，治病和零用钱均得不到解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把农村“五保”户列为重点救济对象，发放“五保”户救济款69202元。次年普查，全县共有“五保”户5565户、6886人，发救济款74217元。1980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五保”供给出现集体供养、包户代养、划田代耕、自耕自食等多种形式。1981年1月30日，中央民政部农救司来函指示本县认真总结三十铺区“五保”供给工作经验。12月，省《民政工作情况》刊载中共三十铺区委《我们是怎样做好“五保”户供给工作的》一文，向全省作了介绍，引起全社会关心和重视“五保”户供给工作。1982年，县对农村“五保”户再次进行普查，全县享受“五保”供养5544户、6263人，分散供养5539户、6258人。1984年4月，县贯彻执行省《关于切实落实“五保”供给政策的通知》，决定农村“五保”户供给，由乡或村统一负担，统一供给，以人建卡，发证到户，按标准供给，每人每年口粮(稻谷)350～400公斤，烧草400～500公斤，植物油6公斤，猪油3公斤，每月零用钱3～5元；单衣每年1套，棉衣3年1套，棉被、蚊帐、席垫和住房要求不破不漏，保证“五保”户生活不低于当地中等群众的生活水平。1986年，全县共有7所敬老院，集中供养“五保”户124人，其中孤老115人，残废8人，孤儿1人，年供给款2．8万元，年人均．225．8元。县还在每个敬老院成立时，赠送1台黑白电视机，以丰富入院老人的文化生活。
(三)扶贫
1981年5月，县组织区、镇民政干部在独山公社进行扶贫试点。随后开展15个公社，共扶持632户贫困户，投放扶贫款4．5万元，良种猪110头，口粮1．15万公斤，棉衣460件，棉被90床，建房10间，维修房110间。当年脱贫90户，占扶持户总数14．24％。秋，县正式成立扶贫委员会和办公室，区、社成立扶贫领导组。1982年3月，县召开扶贫工作总结会议，制订分期《扶贫规划》。是年，县、区、社参加包户扶贫干部118人，扶持46个公社3613户贫困户，投放扶贫款10万元，良种猪130头，供应平价化肥40万公斤，饲料300万公斤，口粮1．65万公斤，棉衣520件，棉被190床，建房15间，修房310间，当年脱贫120户。1983年，县又增加扶持4个乡130贫困户，投放扶贫款58．5万元，供应平价饲料400万公斤，当年脱贫30户。
1984年始，本县把扶优(优抚对象)列入扶贫任务，简称“双扶”，改扶贫委员会为“双扶”领导组。县、区、乡、村四级参加包户干部3473人，在67个乡开展“双扶”，共扶持3913户，其中优抚对象1277户。投放扶持款60．8186万元，供应平价化肥25．3万吨，饲料700万公斤，良种1．13万公斤，减免各种税费款13．0852万元，当年脱贫1579户，其中成为专业户、富裕户264户，组成经济联合体45个。1985年始，把扶持灾区生产列入扶贫任务，简称“三扶”。当年，县、区、乡、村参加包乡、包村、包户扶贫干部3002人，全县共扶持7376户，投放扶持款193．89万元，当年脱贫2540户，其中316户成为专业户，组成经济联合体55个，经济实体45个，年终被省评为扶贫工作先进县。1986年元月，县制订《五年扶贫规划》，以1985年人均收入不足200元、口粮低于200公斤的65个灾区贫困村中48819户、22万人为扶持对象，把科技引入扶贫工作，开展科技扶贫。全县共落实科技扶贫630户，采取指门路、教技术、育人才、扶生产方法，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全年共投放扶持款198万元，扶持经济实体74个，扶持经济联合体59个，加上单户扶持，全县共扶持7415户，脱贫1686户，户均增加收入244元。从1981年开始扶贫以来，至1986年，全县累计扶持11774户，脱贫6045户，脱贫率为51．34％，其中成为专业户、富裕户的有320户。
1981年～1986年扶贫统计表
三、特殊救济
(一)对少数民族人员救济
1956年9月始，给生活困难的回民“阿訇”许隆海(枣树店人)、杨大林(城关人)、许隆香(丁集人)等，每人每月救济20元，至次年，共发救济款696元，人均232元。1958年始，县给少数民族生产队每年拨发生产扶持专款2000元。“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停止此项救济，1976年恢复，发给少数民族人员生活救济款1400元，1977年增为2000元，1978年增为3000元。从1976年～1986年，县共发放少数民族人员救济款2．64万元，促使他们的生产、生活与汉民族同步发展和提高。
(二)对精简老职工救济
1961年始，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县和外地精简退职回乡职工共7373人，其中，1957年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3200余人。1965年秋，贯彻执行国务院(65)224号文件，省民政厅在本县进行给予精简退职老职工百分之四十救济的试点，规定1957年底以前参加全民单位工作，1961至1965年6月9日精简退职、办过精简退职手续、领过一次性退职金的；精简退职时，年老体弱，全部或大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长期患病影响劳动的；家庭生活困难，又无依靠的，经批准后，发给原标准工资百分之四十救济金，报销三分之二医药费；不符合享受百分之四十救济条件、生活困难的老职工，由民政部门给予临时救济。通过试点，共批准212人享受百分之四十救济。次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此项救济没有落实。1984年落实66人；1970年增为186人。
1974年12月，省规定：1966年后停发的退职老职工百分之四十救济，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由县民劳局重办发证手续；凡符合国务院(65)224号文件规定条件，未享受百分之四十救济的，继续办理审批发证手续；不符合百分之四十救济条件，生活确有困难的，给予“定救”或临时救济；因工致残，相当二等甲级以上残废的，改办退休手续。次年3月，县成立百分之四十救济审批领导组，办理审批换证工作。经审查批准，换发百分之四十救济证145人。1979年据民政普查统计，全县符合规定条件，未享受百分之四十救济的退职老职工，尚有376人，当年批准27人。1982年，对不符合百分之四十救济条件而生活困难又无依无靠的退职老职工47人，批准享受“定救”，标准为农村每月8至10元，城镇10至12元。次年，批准49人享受百分之四十救济，410人享受“定救”。1984年1月，县给双桥乡1962年被精简退职回乡的合肥钢厂二等甲级残废工人吴克轩，改办百分之四十救济为工伤退休手续。1986年，全县享受“定救”的退职老职工为523人，定救款8．18万元，其中有300人享受40％救济，救济款6．26万元。
(三)对宽释人员救济
1976年，本县接收安置特赦、宽大释放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8人，其中转业安置7人。对安置在农村的1人，按月发给生活救济款15元。1981年5月，县发给4名国民党起义、投诚复员军人生活补助费，标准为农村每人每月10～12元，城镇15～18元；年补助款576元。次年，增加1人，年补助款750元。1983年，本县接收安置宽释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下党、政、军、特人员10人(农村9人，城镇1人)，加上原起义、投诚人员4人，共14人。全年共发生活救助款2422元。次年，减为13人，年救助款1884元。1986年始，减为9人，年救助款1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