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堂
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法国传教士来六安传教，在县城南门的三道巷兴建了一座天主教堂，此为六安最早的天主教堂。当时六安与皖北颍州府的会口合并成立1个总铎区。光绪二十二年，法国传教士戴尔第开始在苏家埠镇传教，并先后在苏家埠、戚家桥、韩摆渡、丁集和独山等地设立天主教分堂。民国时期，天主教多集中在六安城关和苏家埠镇活动，并以这两处为中心，向附近几个乡发展，设立小堂口。民国29年，苏家埠镇分堂升为本堂，建大教堂。城关发展到4个分堂。所有教堂都由外国人投资兴建，房产除城关的外，共有73间。天主教的神甫，民国时期有西班牙人戈森卫(传教时间为民国11年至15年)，袭渤海(民国15年至19年)和索万尼(民国19年至20年)。六安总铎区神甫先后有西班牙人安徽德(民国26年至31年)、哥伦比亚人丁惠如(民国31年至公元1951年)。六安本堂神甫先后有戈森卫，步飞德、宿松人殷方、哥伦比亚人韩国梁和金寨人杨堤。此外，本地神甫苏家埠人许哲人、城南人张鸿儒，也先后在境内传教。苏家埠教堂首任神甫为西班牙人江波，继任哥伦比亚人邓伯纳和贾继陆。教徒人数，据建国初调查，有315人。
建国后，全县天主教堂共有7处，分布在城关镇、城南高店、苏家埠、戚家桥、韩摆渡、丁集、独山等地，有教徒403人。1951年，人民政府驱逐了城关最后一位传教士丁惠如。土地改革时，为了防止坏分子利用教堂掩护其破坏活动，人民政府禁止各教堂做弥撒。各处教堂都处于关闭状态。六安总教堂先后驻进公安大队、地区医院、地区纺织机械厂等单位。1954年，苏埠天主堂神甫贾继陆申请回国。至此，六安境内已无外国传教人员活动。苏家埠教堂也为粮食部门占用。其它各分堂多因年久失修而倒塌。“文化大革命”中，境内教堂大都被捣毁，天主教完全停止了活动。1978年以后，政府落实了宗教政策，天主教活动逐渐恢复。目前，境内有救徒100余人。
二、活动
天主教的宗教活动主要有宗教节日活动和社会活动两类，藉此扩大影响，吸引信徒。天主教节日有圣诞节、复活节、圣母升天节和朝圣日等。据周士良译的《江南传教史》载，清光绪二十五年，六安天主教堂举行盛大的圣母升天节瞻礼，很多教徒和各方人士前来瞻礼。此后，“望教者”不断增加，戚桥分堂在民国3年，举行“皈山朝圣”节，历时3天，六安总铎所辖各本堂神甫率教徒代表前往参加，安庆教区的主教和邻近各地的总堂神甫也前来瞻礼。朝圣期间，神甫们轮流主持弥撒大礼，施放焰火，抬圣母像游行。这是境内天主教影响较大的活动之一。除了日常传教活动和节日活动外，教会还进行一些社会活动，如开办学校、医院等，宣传教旨、扩大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六安天主堂开办的医院是当时城内有名的医院。医生是西班牙人艾惠飞和叶方西。教会办的学校先后有为教徒子女学习经文的“经文小学”、“圣类思小学”和“崇义中学”。苏家埠教堂于民国25年开办过“崇文小学”，民国37年春又开办了“三德小学”，历时一年。
三、教案
苏家埠教案清光绪22年2月，六安城关天主教堂驻堂教士法国人戴尔第前往苏家埠，借山陕会馆传教。有当地车夫姚凤仪与会馆看守绪金魁发生口角，相互争斗，戴尔第出面干涉，被姚和围观群众扭逐碰擦，身受微伤。苏家埠董保当即进行排解。戴尔第表示：事因车夫“愚蠢”所致，不予追究，并立“和息字据”，以示了结。然而，“和息字据”墨迹未干，戴尔第便向六安知州提出：“车夫姚凤仪滋闹，由武生朱家振，职员于长发纠唆，六帮商董亦从中主谋，请拿朱家振等究办，并罚商董在该埠公置基屋一所，为天主教公业”并言明“建堂工料，估计需银1480两，须照此数罚缴”。另外，还提出要赔偿被扭逐时“遗失”的衣物。六安知州没有答应他的索赔要求，“互商”未成。戴尔第又到省府安庆投诉，安徽巡抚福润命洋务局与之商谈，提出查办当事人，禁约车夫等四条处理办法，但对索赔要求未予同意。戴尔第又潜入上海，通过法国驻沪总领事向南洋大臣刘坤一施加压力。刘坤一派黄道台(黄遵宪)与之交涉，黄道台指出:此事不过口角吵闹，戴尔第已立“和息字据”，安徽地方官已将“滋事人”照例惩办。给地索款实属不妥。至于教堂租地购物，应由教堂自出费用，只要民间自愿出售，地方官自应助之使成。法国驻沪总领事也称戴尔第索款为无理，但是法国驻华天主教会和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却一方面派费善骞教士代替戴尔第，随法国军舰前往安庆进行威胁，另一方面更换驻沪总领事，坚持偿地索赔要求。而此时黄道台已销差禀辞，安徽巡抚也由邓华熙所代。经过上述一番人事变动后，南洋大臣刘坤一终于在施阿兰的压力下，重新委派金陵洋务局总办蔡道台与白总领事在上海谈判，并于光绪22年10月23日签订协议7款，其主要内容有：赔银1500两，护送教士复回苏家埠；将主使两董事革去功名；将州官开缺等。次日，蔡道台即将赔款如数交清，声明其余条款也一定照办。施阿兰对勒索成功非常得意，在致意理衙门的照会中称：“查六安一事现已销案，颇承南洋大臣及蔡道台和衷持平，大助于案之妥结。”随后，费善骞在洋务局派员护送下来到六安，六安直隶州知州祺厚则督饬苏家埠董保朱兆鹏等，帮助费教士用250两银子，在该埠购买了一块地基和16间房屋，作为建堂之用。至此，苏家埠教案才算了结。
民国3年六安教案民国3年1月16日，在皖西传教的奚凤鸣、韩伯禄及寿、达两教士一行4人，由外地来六安天主堂休息。25日晨，白朗军攻破六安城，设司令部于北门下洼皋陶祠内(今六安市东方红小学)、城内陷入战乱，鼓楼一带大火延烧。有数名白朗军士兵入南门天主堂内，向教士索要银两，未得，而将寿，韩、达3人押去见主帅白朗，留奚凤鸣照看教堂，奚入礼拜堂祷告后，由西侧门回卧室，突见看守士兵，转身急奔东侧门，两名看守误以为其逃跑，遂开枪射击，“奚即中弹踣毙于廊下”。寿、韩、达等人回来时，发现奚已中弹身死。接着，寿被引见白朗。白朗以礼相待，就奚被杀一事表示惋惜，并表示号令军队竭力保护教堂。寿、韩、达3人要求白朗军护送去省府，得到同意，几经辗转到了安庆。事后，法国主教就奚被杀并英山、霍山教堂被毁等事，向中国索取赔银25万两，经当时安徽督军倪嗣冲，财政厅长龚心湛与安庆天主堂总理荣福盛再三磋商，以赔偿9万元大洋结案。
1950年六安教案1950年8月，六安天主堂总铎、哥伦比亚人丁惠如，以教堂经费来源不足为由，向县人民政府申请停办教堂学校“介福小学”。县政府为使学生不致失学，教职员工不致失业，遂将学校接收续办，改名“三道巷小学”。丁惠如隐瞒校产，令修女占住教员宿舍，拒不交出风琴、图书等教具，经学校多次交涉均无结果。当年10月，师生在平整操场时，挖出一堆小瓦，学校为解决购买文娱器材经费问题，决定出售小瓦。12月5日，城关瓦工陈多有来学校担运购买的灰瓦时，丁惠如出面阻止，与陈发生争执。丁恼羞成怒，抓住陈的衣领，向其腰部蹋了两脚，致使陈当场昏倒，腰部受伤。事发后，学校负责人当即找丁惠如评理，丁态度傲慢，拒绝认错、道歉。陈多有经治疗后，遂向县人民法院提出控告。1951年元月12日，县人民法院沈轩院长亲自带人将丁收容审查。六安各界人士闻讯后，激起公愤，县总工会、共青团、工商界、教育界、街道居民和爱国教徒，纷纷上书，一致要求惩办凶手。《皖北日报》以“帝国主义分子丁惠如殴打中国工友”为题，披露报导。皖北行署及华东局均派员调查这一事件，全国各地给陈寄来数百封慰问信。丁惠如在押期间，对侮辱殴打工人一事供认不讳。与此同时，公安部门在教堂内搜查出数面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等。3月24日，经法院判决，以侮辱殴打工人罪，判处丁惠如有期徒刑3个月，并于同年秋将丁驱逐出国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