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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司法行政
民国时期，本县无司法行政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至70年代末，司法行政工作由法院秘书室负责。1980年10月25日，县设司法局，专门从事法制建设、民事调解和律师公证工作。
一、法制宣传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有《宪法》、《刑法》、《民法》、《刑民诉讼法》、《婚姻法》、《律师法》、违警法和各种条例、办法、细则等，但在霍邱宣传甚少，鲜为人知。“土地革命”时期，县苏维埃政府宣传执行婚姻法、土地法令、肃反条例、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以及具有法律作用的各种决议案、通告等。解放初，在剿匪、反霸、镇反中宣传政策法令，迫使1000多名顽匪投案自首。1953年，县成立《婚姻法》贯彻运动委员会，组织各界人士开展《婚姻法》宣传。此后，在历次运动中，均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法制宣传。1980年，司法局成立后，先后组织法制宣传团，确立法制宣传月，召开普法报告会宣传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新《婚姻法》、《森林法》、《经济合同法》、《兵役法》、《继承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各种法律及其法规条例和有关法律知识。截止1985年统计，全县共有专职法律宣传干部107人（包括基层）；法律宣传讲演团成员439名；宣传报告员1275名；进行学法教育400期、受教育1988人；上法制课289场，听课451004人；设宣传墙报栏279处（316期），宣传牌3869块；组织法律知识专场文艺演出22场次，观看人员上万人；编印各种宣传简报270期；举行广播讲座1948次；拍摄各种宣传照片20套283张；放影幻灯588场，观看人员226200人次（见表18-14）。
表18-14法制宣传情况统计表
二、民事调解
表18-15人民调解委员会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18-16调解纠纷统计表
1952年，全县11个区镇建立8个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114人；186个乡建立140个乡调解委员会，委员958人，1959年，全县258个大队均建立调处委员会、1784个生产队建立调处小组；全县共有调处干部7187人。1962年春，以公社为单位恢复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大队改为调解小组。“文化大革命”期间，“破旧立新”委员会代替调解组织。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恢复各级调解组织。1982年以来，以乡镇街道（村）、工厂企业为单位建立73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397人，由正副乡镇长任调解主任委员，司法助理员任副主任委员。11个街道有调解委员会成员105人，750个村有调解委员会成员3155人，66个厂矿企业建立38个调委会、成员104人。1950年初至1981年12月，全县共受理民事纠纷267500件，调处结案261300件。1985年12月，全县共受理各类民事纠纷2.1万件，调处结案20633件，占98.25％，其中防止可能发生自杀622人。1986至1987年，共调处民事纠纷11808件，其中防止自杀人数168人（见表18-15、表18-16）。
三、律师事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县无律师机构和组织，诉讼人有关诉讼文书由社会贤达代书，或由社会上专为诉讼人包揽词讼的“讼士”代办。民国24年（19335)，县设缮状处，1—4人，代诉讼人缮写刑、民诉状。缮状处受县地方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指挥。建国后，县人民法院内设接待室，负责法律咨询和代录口诉，代写诉状等。
1956年6月1日，县设法律顾问处，有律师2人。从事刑事辩护、来访接待、法律咨询、代写诉讼状。法律顾问处是国家事业单位，受本级法院领导。1958年，整风反右斗争中，错误地受到“有利被告论”和，无罪推定论”的批判，2名律师均被打。成“右派分子”，法律顾问处被取消。1981年11月4日，恢复法律顾问处，原2名被错打成“右派”的律师请了回来，予以平反复职。现有专、兼、特邀律师和律师工作者13人；并设主任律师1人（现组成为律师事务所），隶属于县司法局。1957年受理刑事辩护案件43件。1981至1985年受理202件；其中通过辩护，进一步判明是非，改变定性的16件；从轻处理的57件。此外，解答法律咨询1462件，接待群众来访1602人次，非诉讼调解20件；共收费2.3351万元。1983年，律师孙国华接受委托，担任被告人陈仁厚伤害罪案件的辩护，通过阅卷和实地调查，提出陈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一审未予采纳，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5年。孙据理支持被告人上诉，二审法院仍未采纳。孙以律师身份上诉二审法院。二审复查确认孙的意见是正确的，判处被告人无罪，予以释放。1982年，汤文敏、汤长让父予故意伤害致死人命案，汤文敏为让儿子避脱刑事追究，包揽了全部罪责，干扰审判活动。孙律师经过调查研究，认定2被告人均已构成犯罪，向汤长让宣讲了《刑法》罪责自负的原则，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
1957至1985年底，共代理各类民事案件诉讼76件，占法院同期结案数3.59％。代理结果：调解42件，撤诉6件，判决20件，挽回经济损失101.5万元。城郊区姜家湖乡村民周德贤（女73岁）状告女儿女婿的赡养纠纷案，律师张子雨出庭代诉。该案被告人薛祖玲（女43岁）、被告人宋启龙（男46岁），于1973年将原告人周德贤接到家中带孩子和操劳家务，并言明活养死葬，同时接受原告一切财产（房屋4间，现金1350元等）。后，被告人认为孩子渐大，原告人年迈衰老，1983年，两被告人即无端行事，要原告人付10年的饭钱，竟辱骂刮脸、吃饭夺碗、殴打等，撵原告出门。代理诉讼人在法庭上据理严词教育了2被告人，2人当庭表示服从法庭作出的给予原告赡养费的判决（见表18-17、表18-18）。
表18-17刑事案件辩护概况表
表18-18民事案件代理诉讼概况表
四、公证
民国31年（1942），根据司法行政部公布《公证暂行规则》，霍邱开始进行公证活动，县设公证处，由地方法院指定推事1人兼办；并设书记官1人辅助。
新中国建立初，1951年10月由县人民法院秘书室代办公证业务。1956年10月，县法院内设公证室，指定审判员1人专办。接着叶集、孟集、高塘、河口4个基层人民法庭同时兼办公证业务。公证的范围包括证明合同（契约）、委托书和遗嘱、继承、收养关系、财产转让增与分割、债务等。1959年10月公证业务中止。
1981年11月4日，恢复建立公证处，有公证员1人，隶属县司法局。1982年4月13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后，全面开办公证业务，有公证员3人。1984至1985年有公证人员6人；其中正副主任公证员各1人，公证员3人，助理公证员1人。同时在财贸、工交、商业、粮食等部门发展公证联络员11人。1983年统计，公证联络员介绍当事人到公证处办理公证事项50件，占公证总数25％。1986至1987年，共承办各种经济合同3162件；办理公证权利业务合同817件。共收公证费7.2069万元。1985年1月，337地质队与白庙乡猫台村签订了征用土地合同。同年9月，因个别人挑动，一些村民设置障碍，阻止地质队施工，公证人员王家聪闻讯赶赴现场，经过2天的宣传调处，维护了合同的法律效力，平息了一场风波。后，337地质队以“江山多娇”壁画赠予公证处。见表18-18、表18-20。
表18-19公证各类经济合同概况表
单位：件
表18-20公证公民权利义务合同概况表
一、法制宣传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有《宪法》、《刑法》、《民法》、《刑民诉讼法》、《婚姻法》、《律师法》、违警法和各种条例、办法、细则等，但在霍邱宣传甚少，鲜为人知。“土地革命”时期，县苏维埃政府宣传执行婚姻法、土地法令、肃反条例、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以及具有法律作用的各种决议案、通告等。解放初，在剿匪、反霸、镇反中宣传政策法令，迫使1000多名顽匪投案自首。1953年，县成立《婚姻法》贯彻运动委员会，组织各界人士开展《婚姻法》宣传。此后，在历次运动中，均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法制宣传。1980年，司法局成立后，先后组织法制宣传团，确立法制宣传月，召开普法报告会宣传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新《婚姻法》、《森林法》、《经济合同法》、《兵役法》、《继承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各种法律及其法规条例和有关法律知识。截止1985年统计，全县共有专职法律宣传干部107人（包括基层）；法律宣传讲演团成员439名；宣传报告员1275名；进行学法教育400期、受教育1988人；上法制课289场，听课451004人；设宣传墙报栏279处（316期），宣传牌3869块；组织法律知识专场文艺演出22场次，观看人员上万人；编印各种宣传简报270期；举行广播讲座1948次；拍摄各种宣传照片20套283张；放影幻灯588场，观看人员226200人次（见表18-14）。
表18-14法制宣传情况统计表
二、民事调解
表18-15人民调解委员会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18-16调解纠纷统计表
1952年，全县11个区镇建立8个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114人；186个乡建立140个乡调解委员会，委员958人，1959年，全县258个大队均建立调处委员会、1784个生产队建立调处小组；全县共有调处干部7187人。1962年春，以公社为单位恢复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大队改为调解小组。“文化大革命”期间，“破旧立新”委员会代替调解组织。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恢复各级调解组织。1982年以来，以乡镇街道（村）、工厂企业为单位建立73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397人，由正副乡镇长任调解主任委员，司法助理员任副主任委员。11个街道有调解委员会成员105人，750个村有调解委员会成员3155人，66个厂矿企业建立38个调委会、成员104人。1950年初至1981年12月，全县共受理民事纠纷267500件，调处结案261300件。1985年12月，全县共受理各类民事纠纷2.1万件，调处结案20633件，占98.25％，其中防止可能发生自杀622人。1986至1987年，共调处民事纠纷11808件，其中防止自杀人数168人（见表18-15、表18-16）。
三、律师事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县无律师机构和组织，诉讼人有关诉讼文书由社会贤达代书，或由社会上专为诉讼人包揽词讼的“讼士”代办。民国24年（19335)，县设缮状处，1—4人，代诉讼人缮写刑、民诉状。缮状处受县地方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指挥。建国后，县人民法院内设接待室，负责法律咨询和代录口诉，代写诉状等。
1956年6月1日，县设法律顾问处，有律师2人。从事刑事辩护、来访接待、法律咨询、代写诉讼状。法律顾问处是国家事业单位，受本级法院领导。1958年，整风反右斗争中，错误地受到“有利被告论”和，无罪推定论”的批判，2名律师均被打。成“右派分子”，法律顾问处被取消。1981年11月4日，恢复法律顾问处，原2名被错打成“右派”的律师请了回来，予以平反复职。现有专、兼、特邀律师和律师工作者13人；并设主任律师1人（现组成为律师事务所），隶属于县司法局。1957年受理刑事辩护案件43件。1981至1985年受理202件；其中通过辩护，进一步判明是非，改变定性的16件；从轻处理的57件。此外，解答法律咨询1462件，接待群众来访1602人次，非诉讼调解20件；共收费2.3351万元。1983年，律师孙国华接受委托，担任被告人陈仁厚伤害罪案件的辩护，通过阅卷和实地调查，提出陈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一审未予采纳，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5年。孙据理支持被告人上诉，二审法院仍未采纳。孙以律师身份上诉二审法院。二审复查确认孙的意见是正确的，判处被告人无罪，予以释放。1982年，汤文敏、汤长让父予故意伤害致死人命案，汤文敏为让儿子避脱刑事追究，包揽了全部罪责，干扰审判活动。孙律师经过调查研究，认定2被告人均已构成犯罪，向汤长让宣讲了《刑法》罪责自负的原则，促使被告人认罪服法。
1957至1985年底，共代理各类民事案件诉讼76件，占法院同期结案数3.59％。代理结果：调解42件，撤诉6件，判决20件，挽回经济损失101.5万元。城郊区姜家湖乡村民周德贤（女73岁）状告女儿女婿的赡养纠纷案，律师张子雨出庭代诉。该案被告人薛祖玲（女43岁）、被告人宋启龙（男46岁），于1973年将原告人周德贤接到家中带孩子和操劳家务，并言明活养死葬，同时接受原告一切财产（房屋4间，现金1350元等）。后，被告人认为孩子渐大，原告人年迈衰老，1983年，两被告人即无端行事，要原告人付10年的饭钱，竟辱骂刮脸、吃饭夺碗、殴打等，撵原告出门。代理诉讼人在法庭上据理严词教育了2被告人，2人当庭表示服从法庭作出的给予原告赡养费的判决（见表18-17、表18-18）。
表18-17刑事案件辩护概况表
表18-18民事案件代理诉讼概况表
四、公证
民国31年（1942），根据司法行政部公布《公证暂行规则》，霍邱开始进行公证活动，县设公证处，由地方法院指定推事1人兼办；并设书记官1人辅助。
新中国建立初，1951年10月由县人民法院秘书室代办公证业务。1956年10月，县法院内设公证室，指定审判员1人专办。接着叶集、孟集、高塘、河口4个基层人民法庭同时兼办公证业务。公证的范围包括证明合同（契约）、委托书和遗嘱、继承、收养关系、财产转让增与分割、债务等。1959年10月公证业务中止。
1981年11月4日，恢复建立公证处，有公证员1人，隶属县司法局。1982年4月13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后，全面开办公证业务，有公证员3人。1984至1985年有公证人员6人；其中正副主任公证员各1人，公证员3人，助理公证员1人。同时在财贸、工交、商业、粮食等部门发展公证联络员11人。1983年统计，公证联络员介绍当事人到公证处办理公证事项50件，占公证总数25％。1986至1987年，共承办各种经济合同3162件；办理公证权利业务合同817件。共收公证费7.2069万元。1985年1月，337地质队与白庙乡猫台村签订了征用土地合同。同年9月，因个别人挑动，一些村民设置障碍，阻止地质队施工，公证人员王家聪闻讯赶赴现场，经过2天的宣传调处，维护了合同的法律效力，平息了一场风波。后，337地质队以“江山多娇”壁画赠予公证处。见表18-18、表18-20。
表18-19公证各类经济合同概况表
单位：件
表18-20公证公民权利义务合同概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