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财政部虽颁发《国家地方政费标准》、《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但对县财政财源与权限，却无具体规定，加上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县财政实际只是省财政的报帐单位。直到民国24年7月，国家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开始从法律上确认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民国32年1月，县成立自治财政，分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级管理体制，规定房捐、警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娱乐税为县自治税、捐，县财政开始有独立的税源，但不敷县级支出，仍靠苛捐摊派，维持公教人员开支。35年，国民政府又挑起内战，军费大增，物价猛涨，县财政预算庞大，支出剧增。省只得提高税率增加县级多种税源，将田赋、契约税全部和营业税50％、遗产税30％等划归县财政收入税种。这个体制一直执行到38年国民政府在大陆崩溃告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废除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建立新的财政体制。1949年到1952年，实行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体制，收入上交，支出由上级下拨，一切收支项目、办法、范围和标准，均由中央统一规定，纳入国家和省预算。1953年，开始实行中央、省和县三级财政，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划分收支范围，使县机动财力有所扩大，但仍属统收统支集中型财政体系。1954年到1957年，在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基础上，实行收入分类分成，把地方收入分为三类：地方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分成收入。县固定收入有印花税、所得税、契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地方企业收入和公私合营收入等。固定比例分成和调剂分成收入，主要是营业税、货物税，分成比例一年一定。
1958年，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下放企业，下放财权。县财政体制实行“分类分成，以收定支，五年不变”。如分类分成收入不敷正常支出需要，由上级拨款补助。后因极左思潮带来一平二调“共产风”，冲乱了财政收支，使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只实行一年。
1959年到1960年，财政下放后，地方财政收支规模增大，中央财力缩小，遂将县财政体制调整为“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定”。1971年，开始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超收提成，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收支大包干办法。
1980年，东至县列入全省9县1市试点，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定额上交，一定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规定县级多收可以多支，少收则少支，有效地调动县级增收节支积极性，也扩大了自主权。这年全县上交省财政114.2万元。
1982年，省在总结9县1市试点经验基础上，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在全省实行。东至县是试点县，原包干的基数不动，而在收入总额中分成上交中央23％，县级财力出现支大于收，由原定额上交114.2万元变为省定额补贴303.7万元。1983年，上交中央的比例由23％提高到24.7％。1985年，上交中央的比例减到20％。
1982年，县建立乡镇一级财政。1984年对区、乡镇实行“收入下放，超收分成，支出包干，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体制。1985年，改为“核定收入基数，收入上交，支出下拨，超收分成，结余留用，一定五年”，即“定收定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