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锄奸反霸
民国21年（1932年），皖西大别山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后，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自动地担负起锄奸反霸任务，维持苏维埃区秩序，保卫苏维埃政权。4月，霍山县诸佛庵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土地改革，一些逃亡地主经常勾结苏维埃区内的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扰乱区内秩序，秘密成立反革命组织，破坏苏维埃政权。赤卫队通过秘密侦察、暗中放哨等方法，将偷潜回来的不法逃亡地主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逮捕归案，严加法办。4月21日，一次就镇压18名不法逃亡地主和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分子。从而稳定了苏区秩序，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二、镇压颠覆活动
民国19年（1930年）3月，六安县松岗集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一些逃亡地主和流氓，在固县寺镇附近，纠集“红学会”、“黄学会”等反动组织，共1000余人，返回松岗集，进行反攻倒算，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这些逃亡地主，流氓和反动道会门分子，一进入苏区，就横冲直闯，大烧大抢。松岗集附近的村庄，先被他们洗劫一空，后又被一把火烧光。松岗集地区赤卫队见此情形，立即编成战斗组织，积极迎战，并从小姚乡调来2个赤卫队营和2个少先队连，共1000余人，将其包围。广大群众也扛着锄头和扁担前来助战。那些逃亡地主、流氓、反动道会门分子等乌合之众，见势不妙，仓皇退逃。赤卫队、少先队和群众，跟踪追击，追袭9余里，打死打伤200余人，夺回被抢劫去的全部物资，并缴获部分武器。
三、捍卫苏维埃政权
民国21年(1932年）10月中旬，红军第四方面军西撤入川后，国民政府遣5个师、2个旅，开进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清剿”。在国民党军白色恐怖下，皖西赤卫队等群众武装誓死捍卫苏维埃政权。年底，六安县第六乡（今金寨县）共产党员、赤卫队长杜甫昌，把隐藏在深山的几名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召集起来，组成一支20余人的游击队，与国民党军展开游击战争，一连在羊毛岭、张家湾、熊家寨、乌牛石、简家冲、武庙集等地打了几个胜仗。民国22年2月中旬，杜甫昌游击队越战越强，在曹家湾改编为赤卫团。3月，以赤卫团为骨干，抽调各乡赤卫队员，在熊家沟成立了第二路游击师。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苏维埃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民国22年1月，国民党军在皖西部署10个师的兵力，近10万人，对皖西人民革命武装力量进行第五次“围剿”。赤卫队和人民群众与留在皖西的红军一道，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在民国23年6月间，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存了一部分苏维埃政权。10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奉中共中央命令，组成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国民政府趁此机会，调集十几万正规军和省保安部队等地方武装共17个团，再次血洗鄂豫皖根据地。经国民党军几次反复“清剿”，共产党在鄂豫皖只剩下赤城（今河南省商城县）、赤南、六安第三、六区、鄂东北等5小块根据地。就是这几块地方，群众也都被屠杀或赶走，房屋被洗劫一空。根据地的赤卫队员和人民群众以及红军伤病员不畏白色恐怖，继续坚持斗争。岳西县鲍家河赤卫队员沈家才、吴秀英、谭大个等，从英山“难民收容所”偷逃回来，在深山中找到36名赤卫队员，组织一支游击队，在鲍家河“无人区”进行游击活动。赤南第三、四区幸存下来的赤卫队员，自动集合起来，组成游击队，白天进行生产，晚上偷袭国民党军据点。坚持在金寨县金钢台山活动的赤卫队员张敏，有个不满2岁的小孩，在国民党军“清剿”时，啼哭不止。张敏为了其他赤卫队员的安全，亲手将孩子捂死。在艰苦环境下，留在皖西的红军和赤卫队员仍坚持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民国24年3月，再次组建成红军第二十八军后，霍山、舒城、潜山、岳西、太湖、宿松、桐城等县交界地区的苏维埃政权逐渐恢复起来，群众武装也随之恢复。赤卫队、农民小组、地下情报站等群众武装组织，积极配合红军，对国民政府的血腥统治进行顽强斗争，为捍卫苏维埃政权作出积极贡献。国民党军在“清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对皖南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清剿”，绝大部分根据地和红色政权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但皖南人民和群众武装组织，不畏强暴，保护红军，保卫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民国24年4月，刘毓标、熊刚率一支红军游击队转战至休宁县石屋坑一带，重新开辟游击根据地。石屋坑人民群众恢复了农民团和赤卫队组织，全村家家户户都派人参加农民团和赤卫队，为红军筹备物资，支援扩大根据地，为保护红军、保卫红色政权出人出力。民国26年1月，国民党军进占石屋坑后，大肆逮捕农民团、赤卫队骨干，施以跪砖头、踩杠子、猴子抱桩、灌辣椒水、十指插针等酷刑，强令招供红军游击队住处，但他们视死如归，守口如瓶，什么也不说。在农民团、赤卫队和人民群众掩护下，红军游击队安全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