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塾
本区私塾有团馆、东馆、门馆之分。清贫学究请董事为其联络筹措，所设之馆称“团馆”；颇富才识的名师，为富豪家庭所聘设之馆称“东馆”；学识渊溥、声望地位较高，在自家设馆课徒称“门馆”。本区各县以“团馆”为主，“东馆”、“门馆”较少。
私塾以一年为一馆，每年教学十个月左右，一般只有一个教师，采用个别教学，教材及学习年限无定制。塾师的日常教学程序是上午教读基本教材，于放午学前每个学生写大字一篇；下午教基本教材，蒙童温习字方(字块)，开讲者读诗文。每月初一、十五以及午收、中秋、馆末等阶段，学生要将该阶段所念之书复读背诵，背错者重背，无大错方可过关。
私塾的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对不同年龄及不同智力的儿童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与教学进度。启蒙的儿童先识字方，再读《百家姓》、《千家文》、《三字经》等，然后读《四书》、《五经》。对年龄大的学生逐步加授一些封建伦理、社会实用及一般文史知识，大多以《女儿经》、《孝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古文观止》、《通鉴》、《史记》、《左传》等为教材。
私塾的学规极严，动辄以戒尺打学生手心和罚跪，“学以畏而成”是一般塾师的信条。也有少数塾师对学生态度和蔼，重启发而不重注入，重开导而不重体罚。私塾作为旧社会普及初等教育的主体，遍及城乡各地，有的县有百余所，有的县七八十所。民国时期，由于学校开设的少，城乡私塾仍然很多，只滁城就有陈小山、张雨三、宋锡畴、吴铁生等私塾15所。
20世纪30年代，本区各地出现不少改良私塾，其特点是废除体罚。塾师都是些没有人事关系，找不到职业的中学或师范毕业生。课程设置和使用的教材几乎与当时的学校无异。一般学生经过二三年学习，即可插入当时的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继续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弥补小学教育的不足，抗日民主政府鼓励地方发展私塾，使用根据地民主政府发行的课本。据盱凤嘉县(潘村、古沛等区)统计，民国29年(1940年)有私塾60多所，学生700多人。1952年下半年，全区绝大部分私塾转为公办小学，私塾算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义学
义学在教学形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方面与私塾无异，也叫义塾。它是旧时由私人集资或地方公益资金兴办的一种免费学校，只是一年三节(端午、中秋、春节)，学生要向先生送“节礼”。大部分义学(义塾)都有一定的学田，用田产租金维持办学，部分义学的房产、土地为当时的官员捐赠和购置的。
据《凤阳府志·续志附》卷之八记载：“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凤道孙文光捐治东南基地二亩筑社三层，各三间为义学；又置独山旁教场两处岗地九十八亩有奇，为延师修业之资，选生童诵读其中，立碑记其事。”
据民国9年《全椒县志》载：“清吴宪书，庠贡，居北乡，嘉庆十九年(1814年)，大饥，曾慷慨捐粟二百石设粥厂于孝隐祠，远近乡邻，存活甚众。复创义塾，以诱后进。”
清代约在康熙年间，天长县在同人书院西边办有义学，嘉庆元年(1796年)知县王明改建于城隍庙前，以后屡设屡废，直沿至民国以后。
据《嘉山县志》(汪雨相手稿)记载：“清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三界市(今嘉山三界乡)邑绅吴炳庭捐田、房、牛、现金折合纹银六千一百两，创立三界书院、义学。”
据《定远县志》载：定远县仓镇冯正堂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八月捐设义学，职员蒋荣宗呈批准开设义学，并订有义学条规。
三、书院
书院，原为藏书校书的地方，以后逐渐变成了学者讲学、学生读书的场所，是科举时期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和学术交流机构。
书院学生无定额。明清两代入院就读者有两大类：一是文课生，大都是已入学的生员，为应乡试而入院补习，按月定期来院听课，送诗文请教师批阅；一是童课生，大多是经童试合格及来院准备应童考或院试的官员子弟。学生住院的(称正课生)可以享用政府提供的膏火，不住院的为走读(称附课生)。
书院的教学内容为儒家经典，以学生自学为主。每月设官课一次，由山长(书院负责人，多由地方士绅担任)聘请学者到书院讲课，解答学生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成绩考查。
明代后期，本区各地开始兴办书院，到清代前期，先后建书院27所，其中滁县3所，来安5所，全椒6所，天长3所，定远4所，凤阳6所。滁州的平虚书院有厅堂房屋30多间，颇具规模，咸丰初毁于兵火。凤阳淮南书院有藏书楼两层(今县公安局大门内约四十米处，系木质砖砌结构，红松楼板，解放初期曾作过凤中教师宿舍)，藏经史子集四千卷，在凤阳境内有学田235亩，在泗县还有10000多亩洼地。
明清时代本区境内书院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