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得清流、滁河的水上通航，连接大江南北。南宋时辛弃疾知滁州，兴商铺旅店，广招四方客商，“流逋四来，商旅毕集”。
明代，蚕桑盛而纺织兴。兼以诸山药材俯拾即是，“携筐以入山，虚而往，实而归”，“殷商巨贾捆而适四方”，商业更兴。明万历《滁阳志》载：永乐元年（1403年），滁州（本州析全椒、来安）征酒税、商税及摊银税计银5037锭3贯1150文，是全椒（银1200锭6贯225文）、来安（银119锭3贯430文）两县征税合计的2.2倍；弘治元年（1488年）征税银7958锭5贯731文，为全、来两县征税合计数的2.8倍（明初商税30取1，酒税百分取2）。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官修《滁州志》的费用“不支公款一钱，用活字排印，则地方粮食，药材两行抽捐者也”。由此可见当时商业之兴盛。
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后，“洋货”开始入滁，日本“洋布”，英美“洋烟”、“洋火”、“洋油”、“洋烛”、“洋胰子”（肥皂）等接踵而至，“五洋”商店相继兴起。
外国货大量倾销，遭到滁县旅外学生的反对，民国14年（1925年）暑假期间，滁县首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旅外学生成立抵制日货检查组，分别在城乡市场查禁日货。
抗日战争期间，县城沦陷，商业遭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又受内战影响，商业发展仍然不快。解放后，人民政府积极发展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同时，对私营商业贯彻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1956年实现了对私营商业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后，逐步形成以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为主体，以个体商业为补充的市场体系。
1978年以后，进行商业体制改革，建立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系，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发展速度显著提高。1987年全市商业经营单位3132家，从业人员10446人，农产品收购10341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31830万元，与1979年比较，经营单位增加2541家，从业人员增加7672人，农产品收购额增加7657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增加772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