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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业生产关系
一、封建土地制度
土地占有解放前，本县土地大都被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改革前统计，全县有耕地（包括水田、旱地）502373亩，地主2106户，12312人，占有耕地202035亩；富农1496户，9245人，占有耕地64095亩。地主、富农拥有耕地占耕地总数的52.96％，而贫、雇农占农业人口总数的51.89％，拥有耕地只占耕地总数的9.3％。
地租本县地主、富农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为租稻，又称为实物地租。同时还有附加租金，如交押板金或押板稻、租酒、租鸡、放弓（卖田户将面积虚夸加大）等。此外还通过借钱、借粮、卖期稻等高利贷手段残酷剥削农民。
租稻为土地租金的主要形式。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亩产水稻500斤（市秤，下同）的田每亩租稻105斤。民国初年至军阀混战时期，租稻涨到130～150斤，后涨至200～250斤。大地主还设有“庄头”（俗称“二东家”），佃农租田均由庄头推荐，填写租批，由中人担保还得交押板金。租田30亩以上还得另加租酒、租鸡。光绪初年租酒、租鸡为一年一次，民国时期增加到一年数次。如遇旱涝灾害，收成的大部分归地主占有。
长工每年正月过初七上工，要劳累到腊月二十四才算满工，一般每年报酬仅十几担稻。地主还制定规约，如有违反，不但扣除工资，还得随时辞退。放牛牧童都为10岁以上，东家一般只管吃、住，不给工钱，有时给些粗布衣、裤头、大手巾等少量衣物，最好的报酬每年可得稻两担左右。
借钱月利5分，最高的为“借九还十”，即借9元钱当作10元，先扣下本月利息，从下月起每月付1元利息，如不能如期还清本息，则以低价将本息折稻。农民称它是“阎王帐”。借粮利息加五，即借一担陈稻须还新稻150斤，最高的借一担还两担，少数地主借米18斤须还稻一担。
二、土地改革
1950年6月起，本县先后在第二区戴镇村和第八区仙坊村进行土地改革试点。至9月，全县训练了近800名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抽调了100多名机关干部，经过集中培训，组成土改工作队（组）。县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并经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同时成立县审判委员会、县人民法庭和分庭。各级农民协会为领导土地改革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执行机关，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作好组织准备。
1950年10月上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本县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全县10个区，161个行政村(含12街)分三期进行：一期27个村，二期56个村，三期69个村。
1951年6月21日至11月10日，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较多、较复杂的少数村和处理土改遗留问题，又称“土整”。全县行政村(街)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村60个，二类村70个，三类村31个。分三期进行：第一期58个，第二期60个，第三期43个。
这次土地改革工作采取的是典型突破、逐步推广、分期进行的方法。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培训骨干，开展说理斗争，划定阶级成分，分配土地及五大财产，颁发土地证，处理不法地主分子。
通过土地改革，全县共斗争不法地主、恶霸、反革命1026人，瓦解大刀会组织65个，没收征收土地318641亩，没收房屋17282间，耕畜1702头，农具72861件，家具38759件，粮食165.58万公斤。没收征收的土地及五大财产，分配给了135016个贫苦农民，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132455吨，油料总产量1713吨，棉花总产量41.3吨，分别比1949年增长57.4%、285%、47.5%。
各阶层土地改革前后占有土地情况表
表1—1
三、农业合作化
1951年，本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至年底，全县有常年性互助组6个，参加农户74户；季节性互助组55个，参加农户910户。入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1.5%。1952年上半年，常年互助组发展到960个，季节性互助组发展到352个，入组农户共40934户，占农户总数68%以上。互助组是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土地属农户所有，劳动换工互助，耕牛、农具互通有无，协商计酬，调剂解决了部分农户缺少耕牛、农具、劳力的困难。
1952年下半年，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初级合作社，实行农户土地入股，按股分红，耕牛、大农具可有报酬地租借给社员使用，也可作价抵交合作生产基金(贫雇农经济困难的，国家给予合作基金贷款)。生产经营统一管理，财务分配以社核算，劳动分组，实行底分活评，一般男整劳力底分8～10分，男半劳力6～7分，女整劳力5～6分，女半劳力3～4分，每天劳动结束，评工记分，年终按工分配。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仍保持私人所有，土地可以分红，亦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1952年下半年，本县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65.69%，其中季节性互助组占78%，农业社(初级社)仅占0.44%，常年性互助组占21%。至1955年上半年初级社即达到671个，入社农户10960户，参加人口达46037人。
1955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本县开始建社并社，农业社的规模扩大。1956年3月并成362个社，入社农业户数增到68261户，其中高级社由1955年下半年的31个增加到73个，入社农户由37001户增加到56846户，占总农户的80.18%。
1957年上半年，本县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初级社全部升为高级社，为120个，农业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入社农户增加到68816户，占总农户的98.1%。
1958年进行了整社，为175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增加到68929户，占总农户98.26%。
高级社，土地转为集体所有，牲畜、大型农具折价归社；经营管理统一，下设若干个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制度；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制定生产、财务计划及劳动管理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土地不分红。
在农业合作化期间建立初级社或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以农业社为核算单位，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首先将全社所得的粮款除去当年各项费用，然后交足国家税收，留足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和来年生产费用，其余部分按各户社员实做的劳动工分分配。1954年以前，一般是粮归粮分、钱归钱分，一个工分既分钱又分粮。1954年以后，一般实行粮折钱算，先交足公粮、统购粮，再留好种子粮 、集体储备粮 ，然后按人分配基本粮，按工分配工分粮和钱。
农业合作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1—2
四、人民公社
1958年9～10月份，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大办人民公社。由于急于求成，强调“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制)，全县原来的175个高级社，改并建成10个大公社，即弋江、奎湖、许镇、家发、工山、三里、晏公、何湾、童村、烟墩。1961年，又改建成23个公社。此间，连同自留地在内的所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全归公社集体所有，公社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体制，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由公社、生产大队制定生产计划，实行生产劳动、财务等计划管理。不久，紧接着开展 “大跃进”，推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劳力统一调动，生产统一安排，公社、大队、生产队办起公共食堂。由于生产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大搞“高产田”、“卫星田”，大范围协作，大兵团作战，经济上搞“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用大队、生产队劳力、财力)，大办钢铁，取消社员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生产。基本核算单位前期以公社，后期以大队，有时以公社，有时以大队，上下不一，经营管理工作陷入混乱状态。粮食生产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购过头粮，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分配收入也大大减少，超支户(即借欠集体粮钱的农户)普遍出现，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农民营养不良型浮肿病普遍发生，非正常死亡时有出现。
1960年11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1961年4月，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田办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局面开始好转。1961年6月，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60条)，全县开展反“五风”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停办了公共食堂，纠正了平调，彻底退赔。将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体制。从此，农民分配收入逐步提高。
1962年9月24日，中共南陵县委发出《坚决改正“责任田”方法，恢复和巩固集体经济》(公社党委书记会议纪要)，于是又恢复到原来的集体劳动，评工记分的办法。“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上推行不同形式的包工记工办法，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到限制。1977～1978年，又在几个大队试行大队核算，实行生产、劳力、工分、实物、财经等统一管理安排，未收到预期效果。
1973年，全县参加集体分配的农户79999户，38.89万人，经济分配：全年总收入5618.73万元。当年各项费用937.11万元，占总收入的16.67%；扣除费用后可分配总收入4681.62万元，其中上交国家税金328.88万元，占可分配总收入的7.02%；集体提留641.84万元(其中公积金475.80万元，集体储备粮基金84.69万元，公益金72.28万元)，占可分配总收入的13.71%；社员实际分得3710.90万元，占可分配总收入的79.27%，人均年收入95.6元，当年超支户(社员欠集体的户)20419户，超支面达25.5%，超支款153.31万元。粮食分配：全年集体粮食总产量208840吨，交售国家63025吨，集体种子及储备粮30527吨，社员分得115290吨（其中，人口基本粮80800吨，工分粮34490吨），人均实得口粮296公斤。
1978年，农村政策作较大调整，农产品价格提高，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年景好，农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当年全县参加集体分配的农户91900户，42.26万人。经济分配：全年总收入6673万元，当年各项费用1425万元，占总收入的21.35%，扣除费用后可分配总收入5248万元，其中上交国家税金312万元，占可分配总收入的5.95%；集体提留459万元(其中公积金141万元，储备粮基金48万元，公益金63万元，来年生产基金等207万元)，占可分配总收入的8.74%；社员实际分得4477万元，占可分配总收入的85.31%，人均年收入106元。当年超支户14740户，超支面仅16.4%，超支款119万元。粮食分配：全年集体粮食总产达历史最好水平为241472吨，交售国家64085吨，集体种子、饲料及储备粮33425吨，社员分得143715吨（其中，人口基本粮99495吨，工分粮44220吨），人均实分口粮556公斤，比1973年的296公斤，增加260公斤。
五、农业生产责任制
本县于1979年推行水田分组作业、小段包工等办法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责任制，但这种责任制仍然存在生产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部分社队农民在“凤阳农民伟大创举”的吸引下，率先秘密实行分田到户责任制，效果良好。1980年底，中共南陵县委针对当时形势和广大农民的要求，发出《关于当前农村体制问题的通知》，部分乡村率先搞分田到户责任制，直至1981年初，全县才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户，耕牛、农具按土地分配到作业组，分户经营，自负盈亏。承包户在生产、分配上有自主权。农业生产责任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更好的发挥。1983年分户与集体签订合同，在完成国家统派购任务的同时，做好公共提留，安排好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生产和生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业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年年增长。1990年，粮食总产289046吨，油料总产6400吨，生猪年饲养量249835头，农业总产值16040万元，渔业产值485万元，副业产值1251万元，牧业产值2737万元，分别是1979年的1.2、1.6、1.4、1.2、5.2、4.1、1.4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农村经济分配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统计口径也作了两次相应调整(见表)。1981～1990年的10年间，社员人均年收入，除1983年遭受特大水灾有所减少外，其余年份逐年增加。1981年230元，1982年309.9元，1984年313.5元，1985年333元，1986年365元，1987年404元，1988年468元，1989年509元，1990年531元。
1973～1980年农业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
表1—3单位：万元，元；吨，公斤
1981～1985年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
表1～4单位：集体万元、吨；个人元、公斤
1986～1990年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
表1—5单位：集体万元、个人元
续表1—5
土地占有解放前，本县土地大都被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改革前统计，全县有耕地（包括水田、旱地）502373亩，地主2106户，12312人，占有耕地202035亩；富农1496户，9245人，占有耕地64095亩。地主、富农拥有耕地占耕地总数的52.96％，而贫、雇农占农业人口总数的51.89％，拥有耕地只占耕地总数的9.3％。
地租本县地主、富农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为租稻，又称为实物地租。同时还有附加租金，如交押板金或押板稻、租酒、租鸡、放弓（卖田户将面积虚夸加大）等。此外还通过借钱、借粮、卖期稻等高利贷手段残酷剥削农民。
租稻为土地租金的主要形式。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亩产水稻500斤（市秤，下同）的田每亩租稻105斤。民国初年至军阀混战时期，租稻涨到130～150斤，后涨至200～250斤。大地主还设有“庄头”（俗称“二东家”），佃农租田均由庄头推荐，填写租批，由中人担保还得交押板金。租田30亩以上还得另加租酒、租鸡。光绪初年租酒、租鸡为一年一次，民国时期增加到一年数次。如遇旱涝灾害，收成的大部分归地主占有。
长工每年正月过初七上工，要劳累到腊月二十四才算满工，一般每年报酬仅十几担稻。地主还制定规约，如有违反，不但扣除工资，还得随时辞退。放牛牧童都为10岁以上，东家一般只管吃、住，不给工钱，有时给些粗布衣、裤头、大手巾等少量衣物，最好的报酬每年可得稻两担左右。
借钱月利5分，最高的为“借九还十”，即借9元钱当作10元，先扣下本月利息，从下月起每月付1元利息，如不能如期还清本息，则以低价将本息折稻。农民称它是“阎王帐”。借粮利息加五，即借一担陈稻须还新稻150斤，最高的借一担还两担，少数地主借米18斤须还稻一担。
二、土地改革
1950年6月起，本县先后在第二区戴镇村和第八区仙坊村进行土地改革试点。至9月，全县训练了近800名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抽调了100多名机关干部，经过集中培训，组成土改工作队（组）。县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并经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同时成立县审判委员会、县人民法庭和分庭。各级农民协会为领导土地改革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执行机关，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作好组织准备。
1950年10月上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本县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全县10个区，161个行政村(含12街)分三期进行：一期27个村，二期56个村，三期69个村。
1951年6月21日至11月10日，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较多、较复杂的少数村和处理土改遗留问题，又称“土整”。全县行政村(街)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村60个，二类村70个，三类村31个。分三期进行：第一期58个，第二期60个，第三期43个。
这次土地改革工作采取的是典型突破、逐步推广、分期进行的方法。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培训骨干，开展说理斗争，划定阶级成分，分配土地及五大财产，颁发土地证，处理不法地主分子。
通过土地改革，全县共斗争不法地主、恶霸、反革命1026人，瓦解大刀会组织65个，没收征收土地318641亩，没收房屋17282间，耕畜1702头，农具72861件，家具38759件，粮食165.58万公斤。没收征收的土地及五大财产，分配给了135016个贫苦农民，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132455吨，油料总产量1713吨，棉花总产量41.3吨，分别比1949年增长57.4%、285%、47.5%。
各阶层土地改革前后占有土地情况表
表1—1
三、农业合作化
1951年，本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至年底，全县有常年性互助组6个，参加农户74户；季节性互助组55个，参加农户910户。入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1.5%。1952年上半年，常年互助组发展到960个，季节性互助组发展到352个，入组农户共40934户，占农户总数68%以上。互助组是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土地属农户所有，劳动换工互助，耕牛、农具互通有无，协商计酬，调剂解决了部分农户缺少耕牛、农具、劳力的困难。
1952年下半年，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初级合作社，实行农户土地入股，按股分红，耕牛、大农具可有报酬地租借给社员使用，也可作价抵交合作生产基金(贫雇农经济困难的，国家给予合作基金贷款)。生产经营统一管理，财务分配以社核算，劳动分组，实行底分活评，一般男整劳力底分8～10分，男半劳力6～7分，女整劳力5～6分，女半劳力3～4分，每天劳动结束，评工记分，年终按工分配。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仍保持私人所有，土地可以分红，亦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1952年下半年，本县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65.69%，其中季节性互助组占78%，农业社(初级社)仅占0.44%，常年性互助组占21%。至1955年上半年初级社即达到671个，入社农户10960户，参加人口达46037人。
1955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本县开始建社并社，农业社的规模扩大。1956年3月并成362个社，入社农业户数增到68261户，其中高级社由1955年下半年的31个增加到73个，入社农户由37001户增加到56846户，占总农户的80.18%。
1957年上半年，本县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初级社全部升为高级社，为120个，农业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入社农户增加到68816户，占总农户的98.1%。
1958年进行了整社，为175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增加到68929户，占总农户98.26%。
高级社，土地转为集体所有，牲畜、大型农具折价归社；经营管理统一，下设若干个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制度；以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制定生产、财务计划及劳动管理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土地不分红。
在农业合作化期间建立初级社或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以农业社为核算单位，每年农作物收获完毕，首先将全社所得的粮款除去当年各项费用，然后交足国家税收，留足集体的公积金、公益金和来年生产费用，其余部分按各户社员实做的劳动工分分配。1954年以前，一般是粮归粮分、钱归钱分，一个工分既分钱又分粮。1954年以后，一般实行粮折钱算，先交足公粮、统购粮，再留好种子粮 、集体储备粮 ，然后按人分配基本粮，按工分配工分粮和钱。
农业合作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1—2
四、人民公社
1958年9～10月份，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大办人民公社。由于急于求成，强调“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制)，全县原来的175个高级社，改并建成10个大公社，即弋江、奎湖、许镇、家发、工山、三里、晏公、何湾、童村、烟墩。1961年，又改建成23个公社。此间，连同自留地在内的所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全归公社集体所有，公社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体制，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由公社、生产大队制定生产计划，实行生产劳动、财务等计划管理。不久，紧接着开展 “大跃进”，推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劳力统一调动，生产统一安排，公社、大队、生产队办起公共食堂。由于生产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大搞“高产田”、“卫星田”，大范围协作，大兵团作战，经济上搞“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用大队、生产队劳力、财力)，大办钢铁，取消社员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生产。基本核算单位前期以公社，后期以大队，有时以公社，有时以大队，上下不一，经营管理工作陷入混乱状态。粮食生产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购过头粮，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分配收入也大大减少，超支户(即借欠集体粮钱的农户)普遍出现，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农民营养不良型浮肿病普遍发生，非正常死亡时有出现。
1960年11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1961年4月，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田办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局面开始好转。1961年6月，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60条)，全县开展反“五风”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停办了公共食堂，纠正了平调，彻底退赔。将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体制。从此，农民分配收入逐步提高。
1962年9月24日，中共南陵县委发出《坚决改正“责任田”方法，恢复和巩固集体经济》(公社党委书记会议纪要)，于是又恢复到原来的集体劳动，评工记分的办法。“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上推行不同形式的包工记工办法，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到限制。1977～1978年，又在几个大队试行大队核算，实行生产、劳力、工分、实物、财经等统一管理安排，未收到预期效果。
1973年，全县参加集体分配的农户79999户，38.89万人，经济分配：全年总收入5618.73万元。当年各项费用937.11万元，占总收入的16.67%；扣除费用后可分配总收入4681.62万元，其中上交国家税金328.88万元，占可分配总收入的7.02%；集体提留641.84万元(其中公积金475.80万元，集体储备粮基金84.69万元，公益金72.28万元)，占可分配总收入的13.71%；社员实际分得3710.90万元，占可分配总收入的79.27%，人均年收入95.6元，当年超支户(社员欠集体的户)20419户，超支面达25.5%，超支款153.31万元。粮食分配：全年集体粮食总产量208840吨，交售国家63025吨，集体种子及储备粮30527吨，社员分得115290吨（其中，人口基本粮80800吨，工分粮34490吨），人均实得口粮296公斤。
1978年，农村政策作较大调整，农产品价格提高，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加上年景好，农民收入有较大提高，当年全县参加集体分配的农户91900户，42.26万人。经济分配：全年总收入6673万元，当年各项费用1425万元，占总收入的21.35%，扣除费用后可分配总收入5248万元，其中上交国家税金312万元，占可分配总收入的5.95%；集体提留459万元(其中公积金141万元，储备粮基金48万元，公益金63万元，来年生产基金等207万元)，占可分配总收入的8.74%；社员实际分得4477万元，占可分配总收入的85.31%，人均年收入106元。当年超支户14740户，超支面仅16.4%，超支款119万元。粮食分配：全年集体粮食总产达历史最好水平为241472吨，交售国家64085吨，集体种子、饲料及储备粮33425吨，社员分得143715吨（其中，人口基本粮99495吨，工分粮44220吨），人均实分口粮556公斤，比1973年的296公斤，增加260公斤。
五、农业生产责任制
本县于1979年推行水田分组作业、小段包工等办法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责任制，但这种责任制仍然存在生产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部分社队农民在“凤阳农民伟大创举”的吸引下，率先秘密实行分田到户责任制，效果良好。1980年底，中共南陵县委针对当时形势和广大农民的要求，发出《关于当前农村体制问题的通知》，部分乡村率先搞分田到户责任制，直至1981年初，全县才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户，耕牛、农具按土地分配到作业组，分户经营，自负盈亏。承包户在生产、分配上有自主权。农业生产责任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更好的发挥。1983年分户与集体签订合同，在完成国家统派购任务的同时，做好公共提留，安排好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生产和生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业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年年增长。1990年，粮食总产289046吨，油料总产6400吨，生猪年饲养量249835头，农业总产值16040万元，渔业产值485万元，副业产值1251万元，牧业产值2737万元，分别是1979年的1.2、1.6、1.4、1.2、5.2、4.1、1.4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农村经济分配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统计口径也作了两次相应调整(见表)。1981～1990年的10年间，社员人均年收入，除1983年遭受特大水灾有所减少外，其余年份逐年增加。1981年230元，1982年309.9元，1984年313.5元，1985年333元，1986年365元，1987年404元，1988年468元，1989年509元，1990年531元。
1973～1980年农业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
表1—3单位：万元，元；吨，公斤
1981～1985年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
表1～4单位：集体万元、吨；个人元、公斤
1986～1990年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表
表1—5单位：集体万元、个人元
续表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