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盛时期
屯田是元代的基本国策：“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
元代的屯垦，在元世祖忽必烈以前诸汗当政时期，只处于草创阶段。当时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不断发生战争，都极力扩大自己的军队。但是，社会生产遭到的严重破坏，使他们难于征集或掠夺到维持军队和进行战争所需的粮食和物资。在这种情况下都在不同程度上组织屯垦。这些屯垦往往是临时性的，主要为了适应军事活动的需要，没有长期打算，缺乏全面的规划和周密的管理体制。只是到了忽必烈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从此，元朝诸帝都把“屯田积谷，且耕且战”作为“安边”的一项政策。全国统一以后，元朝的屯垦进入了全盛阶段，屯田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建立了严密的管理体系和各级管理机构，制定了各种制度和措施。
两淮地区是元朝经营屯田的重点，这里先是宋金、后是宋蒙（元）长期交战之地，“兵革之余，荆榛蔽野”，元朝政府对这些荒闲田土，一是募民垦荒，一是组织军民屯田。元朝“既一海内，举行不废。内则枢密院各卫皆随营地立屯。甘肃之瓜、沙，河南之芍陂、洪泽皆因古制，以尽地利”。芍陂、洪泽屯田万户府规模，是全国性的大屯田区，在淮西的寿（今凤台县）、颍（今阜阳市）二州也设立了屯田府。
蒙哥汗即位的前一年（1250年），忽必烈延揽汉族儒士姚枢入幕府。姚枢向他提出“布屯田以实边戍”。忽必烈接受了他的建议，在邻近南宋的河南地区大规模组织屯田。
宪宗二年（1252年），蒙古政权以别的因为寿颍二州屯田府达鲁花赤。同时，忽必烈向皇帝上书，请任命杨惟中等为使，在亳（今亳州市）、颍（今阜阳市）以及河南一些地方屯田，“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
中统四年（1263年），张晋享戍宿州（今宿州市），认为汴堤南北，空闲地多，土地肥沃，适宜发展屯田，资助军粮。于是“分兵列营，以时种芒，选千夫长督劝之”。仅一年，屯田成功，“皆获其利”。
至元三年（1266年），滕州（今山东滕县）知州郭侃向皇帝建议：淮北可设置屯田360所，每屯置牛360具，计一屯所出，足供军旅一日之用。至元五年，以亳、颍等处屯田户充军。至元十一年，邻近南宋的颍州在签军时。“依徐、邳屯田例，每三丁内，一丁防城，二丁纳粮”。徐、邳都在淮东，颍州则在淮西，可见，在两淮边境，这种比例曾实施过。至元十四年，平宋战争已基本结束，淮西道宣慰使昂吉儿上奏说：“淮西庐州地面为咱军马多年征进，百姓每撇下的空闲田地多有”。建议采取募民耕种和军队屯田的措施。忽必烈为此下令：“圣旨到日，田地的主人限半年出来。经由官司，若委实是他田地，无争差呵，分付主人教依旧种者。若限次里头不来呵，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更军民根底斟酌与牛具、农器、种子，教做屯田者。种了后头主人出来道是俺的田地来么道，休争要者”(《元典章·户部五·荒田》)。凡圣旨下达之日起半年之内无人认领的田土，就被看作无主的荒闲田土，或由他人认领耕种，或组织军民屯田。但因忽必烈正在策划对日战争，未能调拨军士屯田，改为募民垦荒。至元十六年，设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至元十七年，淮西宣慰使昂吉儿称赞军队屯田效果好，要求发展军屯。元世祖听了之后，“遣数千人，即芍陂、洪泽试之，果如昂吉儿所言。乃以二万兵屯之，岁得米数十万斛”(《元史》卷132，《昂吉儿传》)。这一年，在开始筹划两淮屯田时，采取“募民愿耕者耕之”的办法，并给屯民免收租税三年。是时，王彦弼“知安丰（今寿县）府事，流民来归。垦淮甸荒田万余顷为熟田。其后创立屯府，公（王彦弼）之功居多”。至元十八年，募民屯田淮西。两淮屯田主要是军屯，也有一部分屯田是在募民垦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成立屯田万户府之后，有百姓继续迁来屯田，这是很自然的事。至元十九年，浙西宣慰使史弼建议说：消灭盗匪的办法，只杀其首谋者，余下的从者，可命其在淮上屯田，元世祖同意这个建议。可见当时在淮上屯田的，不仅有军民屯，还有犯屯。至元二十年，史弼改任淮东宣慰使，管理淮上屯田。两淮屯田的劳动者除军队和平民百姓外，还有大批“盐徒”和“盗贼”。“初置屯时，耕者不足，募私盐之徒以应役”。所谓“盐徒”即私盐贩子。元朝政府严禁私盐买卖，盐徒一旦捕获，就要和“盗贼”一例对待。沙全为华亭（今松江县）军民达鲁花赤。当时元平定江南不久，民心未安，“有未附盐徒，聚众数万掠华亭。（沙）全击破之，籍其名，得六千人，请于行省，遣屯田于淮之芍陂”(《元史》卷132，《沙全传》)。至元二十一年二月，江淮行省建议，安丰之芍陂可灌溉田地万余顷，请求安置三万人立屯。中书省研究后，发军士二千人先试行。后屯户增至一万四千八百八名；十一月，世祖命司农司立江淮屯田法，募人开耕，免去六年租税及一切杂役。至元二十二年，正式成立淮东淮西屯田打捕管府。共有屯户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三名，屯田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三顷三十九亩。分布的地点遍及两淮许多地区，是元代最大的屯田机构之一。所得粮食“以供内府”，也就是满足宫廷需要。至元二十三年七月，成立“淮南洪泽、芍陂两处屯田”并建屯田万户府，有屯户一万五千九百九十四名，屯田三万五千三百一十二顷二十一亩；是年，江浙行省平章忙兀台请求设立淮东屯田，收获的粮食作军粮，剩余的粮食可上交京师。至元二十四年，将军刘济“以二千人与十将之士屯田芍陂，收谷二十万余万斛，筑堤二百二十里，建水门水闸二十余所，以备蓄泄。凿大渠自南塘抵正阳（今寿县正阳镇）凡四十余里，以通转输”。从这里可见芍陂屯田规模之大。芍陂、洪泽屯田都与水利工程的兴修有密切关系。元朝政府积极兴建和修复水利设施，是屯田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在至元二十二年时，董士表被任命为洪泽屯田万户，不久病死。其子董守义继任，董守义任洪泽屯田万户后，在屯田区大力兴修水利。“初，屯之陂塘多仍其旧，隘不足以容水，公渐开之，广袤四十五里。作木岸二百五十丈于塘口，御风浪之冲，而水利无复遗患，然地势卑下，行潦时至，庐舍岁优漂流。公乃循堤置闸，闸有驿以容守者，凡二十二所，皆有名”。江淮地区是宋代的边沿地区，空闲田多，燕公楠为江浙行中书省时，请设立两淮屯田，因他指导有方，开垦出不少屯田，所以设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于江南。任命燕公楠为大司农，领八道劝农营田司事。他罢免了贪官污吏，兴利除弊，成绩卓著。
二、衰败时期
元代在两淮的屯田，经过初期的兴盛时期之后，不久就开始走下坡路，灾害频繁，屯田劳动力移作他用。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正月，“以平江盐军，屯田于淮东西；三月，灵璧（今灵璧县）、睢宁二屯，雨雹如卵，损害庄稼；是时，江淮行省建议两淮土旷民寡，兼并之家皆不输税。又管内七十余城，止屯田两所，宜增置淮东、西两道劝农营田司。至元二十六年四月，裁减江淮屯田打捕提举司十九所为两淮、安丰等十二所；五月，两淮屯田雨雹害稼，免去当年田租。至元二十七年三月，下放寿、颍屯田军一千九百五十九户为民，撤江南戍兵代之(《元史》卷16，《世祖纪十三》)。这是撤屯田军为民的例子。至元三十年三月，立行大司农司，诏减洪泽、芍陂四处屯田万户府为二处，立民屯二十。
元贞二年（1296年）十一月，调洪泽、芍陂屯田军万人，修大都城（今北京）。屯田劳动力开始抽调出去干非屯垦事业。
大德元年（1297年）十二月，复立芍陂、洪泽屯田；闰十二月，增两淮屯田军为二万人。芍陂、洪泽屯田军调走后，屯田一度停止，这一年又重新增加军士加以恢复。大德二年三月，以两淮闲田给蒙古军。大德六年十二月，湖南宣慰司讨衡州“盗贼”袁舜一等；获舜一及其余党。命诛其首谋三人，余者配洪泽、芍陂屯田。无论是私盐贩或盗贼，在元朝政府看来都是罪人，将他们安置两淮屯田，是在军队监督下进行生产。两淮屯田主要是军屯，但这些军屯田上劳动者的成份是比较复杂的，有“盗贼”、私盐贩、流民、投降过来的宋朝旧军队。元朝政府大力发展民屯，除了经济上考虑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即安置大批失去土地的游民，去掉这些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屯田无疑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有力手段。大德七年正月，命枢密院，选军士习农者十人，教军前屯田。大德九年五月，复立洪泽、芍陂屯田。令河西平章阿散领其事；十月，诏洪泽、芍陂等屯田为豪右占据者，悉令输租。显然，这两处屯田在大德年间曾发生变故。元政府对这两个屯田区始终是比较重视的。大德时期（1297～1307年），曾命水监罗壁括两淮屯田。
皇庆元年（1312年）十一月，调汀畲番军，代亳州等翼汉军，于本处屯田。
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派军士到河南芍陂等处增强屯田的劳力。延祐二年七月，省两淮屯田总管府官四员，并提领所，入提举司。延祐四年十月，给两淮屯田总管府职田。
至治初（1321年），陕西靖安王等出兵潼关，河南告急，行省平章阿礼海牙征军，以备险要。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邓诸军来田者，命令他们都回到军队去，用丁壮百姓来替代，使军队回去襄阳、白士、峡州诸要隘。至治二年四月，洪泽、芍陂屯田因去年旱蝗，并免其租。至治三年三月，安丰芍陂屯田女直户饥，赈粮一月。
至顺元年（1330年），芍陂屯田军士饥，赈以粮一月。后至元元年（1335年）四月，河南旱，赈恤芍陂屯军粮两月。至元二年，清理两淮屯捕都总管府所属屯田户，逃亡的达六千七百余户，占总户数的一半以上。至元四年五月，升两淮屯田打捕总管府为正三品；同时，命储卫军于洪泽、芍陂、德安三处屯种。可见三处屯田直到元末依然存在。
三、元末的屯田
至正十一年（1351年），全国农民战争爆发，两淮地区先后多次发生农民起义。这一年，韩林儿、刘福通起兵于颍州，“不数月，江淮诸郡皆陷”。张士诚又起事于淮东。两淮是元朝经营屯田的重点，有属于大司农司的两淮屯田打捕总管府，属于河南行省的芍陂、洪泽屯田万户府，规模都为全国军民屯田之冠。现在这些屯田区都卷入战火之中，原已废驰的屯田，经过这一番冲击，很快就崩溃了。
芍陂的屯田军被调去参加镇压起义的战斗。“颍寇”（统治者对阜阳起义农民的贬称）将渡淮，淮西廉访使陈思谦请求宣攘王贴木儿不花，极力要求调芍陂屯田军去镇压起义部队。宣王以未奉诏，不敢调动屯田军。陈思谦认为，非常之变，理宜从权。擅发之罪，思谦承担。宣王非常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济宁路总管董博霄进击“安丰贼”（统治者对寿县起义农民的贬称），兵至合肥（今合肥市）定林站，遇贼，击破之；此时，朱皋固始“盗”复猖獗，兵力少不足以分散兵力，董博霄利用大山民寨及芍陂屯田军，防御朱皋。并率兵袭“贼”于淝水，大败“贼”兵，收复安丰。
至正十二年，余阙分兵守安庆。安庆位于长江北岸，地势险要，四周都有农民起义军活动，造成音讯隔绝，兵食俱乏，乃集有司与诸将议屯田战守计，环境筑堡寨，选精甲守卫在外，而内部耕稼。属县潜山八社，土壤肥沃，悉以为屯，年得粮三万斛。余阙守安庆七年，之所以能与红巾军相抗拒，这与他屯田成功有很大关系。至正十三年，保定、河南、檀州、顺州一带地势较低，多水泊。元政府意图在这片土地上发展水稻生产。但是，“甸民不长于水耕，而昧于种稻”。于是从中书省请，派人于淮东等地，召募种水田修围堰的人各一千人，为分司农师。并降空名敕牒十二道，有能募农民百名者，授正九品；募民二百名者，正八品；三百名者，从七品。即令管领所募农夫。当时江淮一带应征者颇多(《元史》卷43，《顺帝纪六》)。至正十七年十一月，山东道宣慰使董博霄建议：请令江淮等处，各支官军，分布连珠营寨，于隘口屯驻守御，宜广屯田，以足军食。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
元末，占有淮东南部等地方的张士诚，后来他又将他的势力扩展到淮东北部和淮西部分地区。张士诚部属“广屯洪泽、芍陂之田，以佐其兵费”。
元朝政府大力经营屯田，一是为了加强统治；二是为了减少养兵的费用；三是为了巩固边防。但在客观上，屯田对于元代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两淮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如果不是采用屯田的办法，难以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大批劳动力来开垦。水利工程的兴修，需要集中大批劳动力，在这方面屯田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两淮的芍陂，洪泽都是屯田军民修复的。
四、元代屯田的管理
元代军民屯田的管理体制是比较复杂的。枢密院所辖各卫的军屯，是在各卫内设立专门负责屯田的千户所进行管理。如最初设立的五卫屯田，每卫2000人，分置左右卫屯田千户所。以后各卫屯田大都仿此。根据人数多少，成立千户所不等，有的还分置汉军、新附军千户所。属地方军屯，大都设立专门的屯田万户府管理，两淮的洪泽、芍陂就设立屯田万户府，专门管理这两个地区的屯田。
忽必烈初建的五卫，每卫万人，其中屯田者2000人，屯田军与其他军人为二与八之比。京师六卫，每军抽兵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这就告诉我们，十分之二屯田，即满足其余十分之八的粮食需要。之后，其他各卫抽调的屯田军有多有少，都与2000户相去不远。但是，有些地区屯田军与其他军人的比例要多得多。颍州在签军时，依徐邳屯田例，每三丁内，一丁防城，二丁纳粮。
元代的屯田军与其他军人，一般是分离的，屯田军的职责是“务耕屯以给军饷”。但事实上，屯田军与其他军人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元朝政府可以抽调出征或戍守的军人前去屯田，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拨屯田军出征或用以镇压农民起义军。
元朝政府为屯田户提供土地、农具、耕牛和种子，屯田户则必须承担封建义务，其中主要是交纳生产物粮食。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实行分成租。“种者有牛，官给种，税十四；牛、种皆官，税其半”。对屯田的种子，国家是怎样分配的呢？各地每田1亩，用种谷不一，有的地方是1亩田用种谷6升。芍陂军屯初建时，屯田兵2000，布种2000石，则每人布种1石，大致芍陂屯军每人耕种15亩。
元代编户齐民的封建义务，租赋之外，还有差役和力役。屯田军户自然也不例外。民屯屯户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纳租之后“皆复其家”。但事实上政府经常征调屯田军民承担各种杂役。如元贞二年（1296年），用洪泽、芍陂屯田军万人修北京城。除了政府规定的封建义务外，屯田户还要遭到屯田官吏的剥削和压迫。使屯田户（丁）无法生存，被迫逃亡。后至元二年（1336年），清理两淮屯田打捕都总管府所属屯田户，逃亡的达6700余户，占总户数的一半以上。屯田户的逃亡，是元代屯田的一大危机；权豪之家对屯田土地侵吞，是元代屯田的另一大危机。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十月，“诏芍陂、洪泽等屯田为豪右占据者，悉令输租”。两淮屯田打捕总管府隐占的土地竟达3500余顷，为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一以上。以至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十月，中书省（元朝最高行政机构）说：“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由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致废驰”(《元史》卷22，《武宗纪一》)一般说来，侵吞官田比侵吞民田更容易一些，因为官田是国家的财产，很少有人认真管理，而一些官吏则上下其手，从中谋利。因此，大批屯田为权豪之家所侵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