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屯田
北宋的边患，北有辽、西有西夏，所以屯田区主要设置在河北和西北边境，以军屯为主。同时在两淮地广人稀的地方设置一些屯田区。
至道元年（995年），度支判官陈尧叟、梁鼎，建议在颍（今阜阳市）、宿（今宿州市）、亳（今亳州市）、寿春（今寿县）及河南境内的陈、许、邓、蔡等处，“大开公田，以通水利”，派地方长官兼管农事，进行屯田。发江淮下军散卒和召募百姓充当屯田劳力，每屯10人，人给牛1头，每人管理屯田50亩，每亩大约可收3斛，屯田5万亩，每年可收获15万斛。七州之间置20屯，每年可收获300万斛。经过几年努力，就能使“仓廪充实，可省江淮漕运”。宋太宗采纳这个意见，派大理寺丞皇甫选、光录寺丞何亮“按视经度”。至道二年七月，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建议：“募民垦田，官给耕具种粮，五年外输租税”，进行大规模营田。当时皇甫选等考察到宿、亳、陈、蔡、邓、许、颍等七州的荒田共20余万顷，与陈靖建议兴置京东诸州荒田招召人户耕种的意见是一致的，于是皇甫选等上书，请将所考察到的七州荒田，交陈靖一并处置。朝廷任命陈靖为劝农使，负责七州的“劝民垦田”。这些措施实行不久，因一部分大臣的攻击，而停止。咸平中（998～1003年），大理寺丞黄宗旦建议召募民户，垦复颍州（今阜阳市）陂塘荒地1500顷。百姓应募者有300多户，免其租税和徭役。北宋时期，安徽境内的屯田事业，在朝廷上议论的多，实际贯彻的少，造成时兴时衰，效果不大。
二、南宋屯田
南宋对屯田和营田是很重视的。军屯负责人以大将兼任，民屯负责人以地方长官兼任。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市）偏安江南之后，安徽境内成为重要的屯、营田区。
绍兴二年（1132年），减淮南营田岁租三分之二，三年复旧；三月，淮南营田使王实，收集闲田3万顷，分给六军耕种。“淮南东路提刑兼营田副使王实，被旨措置营田，劝募人户或召募军兵请射布种。今相度先将根括到江都天长县（今天长市）未种水田16969顷，陆田13560顷，分拨诸军，趁时耕种”(《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八七)。这就是由国家调拨军队，耕种营田；十二月，命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经划屯田。这一年淮南营田司募民垦荒，每顷收15斛（即每亩收1斗5升）。宣谕使傅崧卿认为这收得太重了，所以百姓回来垦殖的甚少。于是朝廷“诏损岁输三分之二”。也就是降低到每亩每年只收5升，也有每亩收6升的。南宋承佃的屯田和营田定额租课，每亩从5升、6升，一直到高达3斗，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里，定额颇有出入，但大体上都在这一幅度之中。绍兴三年，左司员外郎张纲等“被旨委都司检详官参照陈规申请营田并臣僚献议”制订了十五条，其中第十条称：“臣僚上言..本朝于京西、淮南屯田，人授百亩则太多，裁为中制，可人授二十亩，如（赵）充国之议，一家五人同授田，亦足以得百亩”(《宋会要辑稿》食货之二之一o、六三之九一)；十月七日，江南东西路宣谕刘大中言：徽州（今黄山市徽州区）“上等每亩至税钱二百文，苗米二斗二升”，“惟婺源一县不曾增添，每亩不过四十文”。绍兴四年五月，“诏淮南帅臣兼营田使，守令以下兼管营田”(《宋史》卷27，《高宗纪四》)。同年，浙西安抚使沈晦建议实行军屯，“令镇江、建康、太平（今当涂县）、池（今贵池市）、鄂五郡，各有兵一、二万。以本郡财赋，易官田给之。敌至，..五郡合击..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战士三千，参用昭义步兵法”(《宋史》卷378，《沈晦传》)。绍兴五年，邵彪指出：“淮南人户逃窜，良田沃土，悉为茂草”；十二月，命两淮等地帅府参谋官一员，提点屯田。绍兴六年，都督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以一人为长。每庄给牛五具，耒耜及种副之，别给十亩为蔬圃。贷钱七千，分五年偿。命樊宾、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浚、岳飞、吴阶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迁宾（樊宾）司农少卿，提举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弗（王弗）屯田员外郎，副之。官给牛种，抚存流移。一岁中收谷三十万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监中狱李寀，及王弗皆言屯田之害。张浚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领之。于是诏帅臣兼领营田”(《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当樊宾、王弗主管江淮屯田时，都督府制定十二项规定，其中有一项特别强调“不得强行差抑”。这显然是反映了当时确实存在着“强行差抑”的客观事实。这十二条规定，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逐县种及五十顷已上，侯岁终比较，以附近十县为率，取最多三县，令尉各减二年磨勘。其最少并有闲田不为措置召人承佃者，并申取朝廷指挥，知通计管下比较赏罚”；“收成日，于官中收到课子内，以十分以率，支三厘充县令尉添支，职田仍均给”；“其县令尉能广行劝诱，致请佃之人渐多，当议推赏”(《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0一)。此后，继续颁布过一些类似的规定。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朝廷根据屯田数额及请佃人数多寡，决定对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赏罚，同时，所收租课十分之中有三厘归县令尉所有。这项措施原是为了表示赏罚分明，但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这些规定反而促使地方官“虚报顷亩”和“强行差抑”人户耕种，并尽量加重佃户负担，增加租课额，以利于地方政府官员达到骗取奖赏中饱私囊的目的。绍兴十二年九月十三日颁布的敕文中提出：“勘会淮南等路营田，本欲招集流亡，垦辟旷土，州县闻有希赏，颇为欺弊，虽以招诱为名，其实抑配民户耕种，循袭为例”(《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一三)。绍兴二十年，庐州（今合肥市）知州吴逵上报朝廷，要求营田官庄“岁收谷麦两熟，欲只理一熟。如稻田又种麦，仍只理稻，其麦佃户得收”。绍兴二十一年，池州（今贵池市）知州黄子游讲：“青阳县留税多于诸县，有至十倍或七、八倍者。如青阳县每亩上等田三斗，贵池县四升。建德县四升七合，东流县六升之类是也。一州之内而轻重不同如此”(《宋会要辑稿》食货七0之四二)。绍兴二十二年，魏安行从滁州（今滁州市）还朝，向宋高宗报告：“陛下轸念两淮，岁岁展免，每田一亩，止收课子五升，然州县不能尽承德意，取于民者，正数之外，每斛加六七斗，多者往往数倍之”。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宋高宗命令凡愿离开部队的军士去种田的，每人给江淮荒田百亩。绍兴二十九年，蕲州（今宿州市）知州宋晓说：“两淮营田，募民而耕之，官给其种，民输其租，始非不善，应募者多是四方贫乏无一定之人”。薛季宣的《与虞丞相书四》提到设置二十八庄于蕲、黄之间，“所费亦幸无几，饥民赖于合济，而盗贼少，旷土得以少辟，而垦田颇增”。他在《与虞丞相书五》中也说：“官庄既已讫事，流移渐次安贴”。之后，他又在答《沈县尉书》中指出：“过合肥（今合肥市），修筑三十六圩之旧，齐安置官庄二十二区，来者哺以路粮，至者处以庐舍、牛具之给、种粮之赐”。宋晓进而论述了两淮地区营田的附种问题，他说：“应募者多是四方贫乏无一定之人，而有司拘种斛之数，每遇逃移，必均责邻里，谓之附种。近年以来，逋年者众，有司以旧数岁督其子利，致子孙邻里俱受其害。牛十年之后则不堪耕，今给于民者二十有三载矣，一牛之毙，则偿于官，况连岁牛疫而不免输租，收牛之家逋亡而责邻里代输”。接着又有漕司龚涛等言：“舒（今舒城县）、蕲州一十县，多将虚数抑勒人户给散官牛分租种子。令于自己田内种莳，以纳子利，谓之附种。年数既深，牛已死损，而虚数不除。又县官希赏，虚升开垦数目，却于人户自行科纳，以致积年拖欠，因而科扰，实如宋晓所奏”(《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六、六三之一二二)。绍兴三十一年，中书门下省报告：“两淮诸郡营田官庄佃户数少，因多荒废。州县遂将营田稻子分给与民，秋成则计所给种子而收其实，谓之附种。岁月既久，民业有升降，而其数不减”(《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六、六三之一二三)。从宋晓、龚涛及中书门下省的记述，可知所谓“附种”，实质上是对营田地区附近农户一种无偿掠夺。绍兴三十二年三月，命令“兵部侍郎陈俊卿、工部侍郎许尹，经划两淮寨堡屯田”。此时两淮屯田由于金兵的不断侵扰，已尽为荒野。御史中丞辛次膺“乞集遗氓归业，借种牛，或令在屯兵，从便耕种。此足兵良法”(《宋史》卷383，《辛次膺传》)。这一年，从淮西招到濠州（今凤阳县）参加屯田的归正人（流亡外地的回乡农民）有10752人。宋高宗在退居为太上皇前夕和宰相谈到淮上屯田时说：“士大夫言此者甚众，然须有定论。用诸民乎，用诸军乎。若论既定，当先为治城垒庐舍，使老少有所归，蓄积有所藏，然后可为”。宋高宗的这两段话，说明两淮推行屯田和营田虽已三十多年，但是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而又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虽也有一些办法，却又朝令夕改，经常变动。
隆兴元年（1163年），两淮地区经金蹂践之后，百姓都流亡他乡。维扬帅周淙，“极力招辑，按堵如故。劝民植桑拓，开屯田”。周淙镇守濠梁（今凤阳县）、淮楚（今天长市）原有依靠山水建寨自卫者，淙为之立约束，结保伍，有效地防御了金的入侵。隆兴二年，江淮都督陈俊卿，“欲以不披带人（非战斗部队），择官荒田，标旗立寨。多买牛犁，纵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乐从。数年之后，垦田必多，谷必贱。所在有屯，则村落无盗贼之忧。军食既足，则馈饷无转运之劳，此诚经久守淮之策”(《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宋孝宗命陈俊卿组织实施，整顿淮东屯田。镇江都统制刘宝措置扬、楚、高邮、盱眙、天长等处屯田，“于入队官兵内拣选请受低下、元系庄农、使臣五人例、三人例及效用、长行军兵、口累重大情愿屯田者，及忠义、归正人旧曾力田耕垦之人”，“合用农具本军自行置办外，其耕牛、种粮、盖屋竹木，并乞官中给降”。最重要的是这些“军兵费用钱米，系是逐人身份合得请给”，“田熟之日，官不收课，人有所得，自然乐从”(《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一一、六三之一三三)。让军兵既能从国家领受其“合得请给”，同时又能获得耕作的全部收获物。对承佃屯田和营田的耕兵，规定如此优厚的待遇，是由于这一地区处于战争前线的特殊性，这种优厚政策并没有普遍意义。刘宝指出：这一地区“自经兵火凋残之后，荒田甚多”，这些佃耕的军兵，是执行且耕且守，规定“于种莳之暇，令官兵时复阅习元来执色武芒，免至废堕。至收成毕农隙时，却行抽回军前，以备防捍”。由于屯田是为了积贮军饷，所以才规定“田熟之日，官不收课”。
乾道元年（1165年）七月五日，权发遣滁州杨由义言：“被诏措置屯田以便军食，除已将镇江府都统制拨到不入队军兵五百人，标拨荒废田一百余顷，盖造庄屋，收买牛具，近已分拨军兵前去逐庄居住，趁时开耕布种二麦”(《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三七至一三八)。可知军屯的设置，对荒闲土地的开辟，南方推广种麦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并派龙大渊“抚逾两淮，措置屯田督捕盗贼”。乾道三年，撤去淮西、江东总领所营田，募百姓耕处，壮丁各归本屯，老弱者留下继续营田。乾道五年正月，命措置两淮屯田；九月，撤去淮东屯田官兵，募百姓耕种。命淮西安抚司参议官许子正“措置淮西水寨，招集归正忠义人，耕垦官田”；十一月，“复置淮东万弩手（乡兵）名神劲军”进行屯田。乾道六年二月十一日，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庐州（今合肥市郭振说：“承务郎薛康中措置庐州屯田事件，今振（郭振）相度。条具下项：一、耕田合用庄丁四千人，军兵一千人，建康诸军所管屯田，已依近降指挥并行废罢，其见占官兵拘收归军，今来若行差拨，有碍前项指挥，且庐州见管户口人丁，累经兵火蹂践凋零。今欲乞召募情愿人户耕莳，或无归贫乏之人，与免科疫，官给牛具，借贷种粮，付与耕作。其所收子利，除桩出借贷种粮外，以十分为率，官与力耕人中分”(《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一九、六三之一四八)。可见庐州这些荒废土地命人耕种之初，是免收租课的，之后，就实行对半分成。是年，命建康府都统司退下淮西屯田，专委淮南转运判官吕企中管理。吕企中指出：“屯田原是军人开垦，官给种子等，所收花利，主客中半分受”。这里明确规定军人也采用民间“主客中半分受”的办法，类似民间租佃制分成租中的对分制。而据总领淮东军马钱粮言：“淮东州军措置新开耕屯田，乾道二年收夏秋两料物斛，除桩留次年种子外，其余依当年正月御笔处分，尽给耕种军兵了当”(《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二之一四二)。可见确实把全部收获物都分给耕兵。当然，这主要是指开荒第一年的特殊措施。以后就恢复到较正常的对分制。这一年罢和（今和县）扬二州屯田。乾道七、八年间，朝廷派薛季宣到淮西。他在《奉使淮西回上殿札子》中，叙述亲眼目睹土豪包占田地的情况：“盖自兵火以还，州县多仍承平垦田旧数，间用貌约顷亩，著为定藉。已而人户请佃，类皆包括湖山为界。有一户之产，终日履行不遍，而其输纳不过斗斛。以臣循问所历，大抵皆然”。他进而指出：“有名田一亩而占地五七顷者”。他还在《与虞丞相书五》中说：“大抵淮南之田，请一而包百，耕十而言一，核之则不可胜核，况复大摇人心”。由此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一户承佃的淮西营田，面积已很难用顷、亩这样的单位来计算，所谓“终日履行不遍”，就是说走完一天的路程，都还不能越出这一户承佃屯田土地的范围。占据着如此大面积的国家土地，所缴纳的租课却是“不过斗斛”。所谓“名田一亩而占地五七顷”，是实际占有土地等于正式承佃土地数额的五百倍以至七百倍，这超出的部分，就是非法占有的。乾道八年七月十四日，庐州知州赵善俊说：“朝廷分兵屯田，诚为至计。然屯驻诸军，愿耕者不得遣，所遣者不愿耕，军司并缘为奸。当遣者侥幸苟免，得遣者骄惰不率”(《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二0、六三之一五一)。赵善俊所说的“屯驻诸军”，相当于北宋禁军的正规军，把正规军去耕作屯田，这些军兵照旧领取其应得的钱粮。这种情况不仅庐州如此，其他地区同样存在。是年罢“淮西屯田官兵，募归正人耕佃”；复罢“庐州兵屯田”。乾道九年五月七日，“建康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郭纲说：“太平州（今当涂县）营田官庄客户一百余家，所占官兵二百四十余人，一岁所收，除种子外给力田人外，共得稻三千余石，麦二百余石，共准钱三千四百余贯。官兵岁约请给计钱二万八千贯（一说三万八千余贯），校之不及官中所支官兵两月请给”(《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二十一、六三之一五二至一五三)。可见太平州营田庄耕作的官兵，也是照旧按军队系统领取“请给”的。
淳熙二年（1175年），因徐子寅等安置两淮诸庄回乡农民耕种，有功受赏。淳熙十年，恢复和州历阳县荒圩五百余顷进行屯田。建康府都统郭刚上报：淮西荒田如昨来和州兴置屯田五百余顷，庐州管下有亦有三十六圩，皆濒江临湖，号称沃壤，自后废罢，拨还逐人请佃，自余荒地皆豪强之户冒耕包占，无由考实。淳熙十二年，因淮西屯田没有管理好，撤了总领、军帅、漕臣、守臣等的官职。淳熙十六年正月，罢淮西屯田。孝宗时（1163～1189年），大理卿李浩为金接伴使，归来后向朝廷建议：“臣亲见两淮可耕之田，尽为废地，心尝痛之，条划营屯，以为恢复根本”。当孝宗把这个屯田建议交付大臣们讨论时，“大臣莫有应者”。
绍熙元年（1190年），和州（今和县）知州刘炜措置和州屯田，被称之为膏腴田的水田，每五人一顷，一人合得二十亩。陆田由耕兵分种，“每人不得过三二亩”。同时，“剩田令招万弩手耕种”，“上田计八十亩，次田百五十亩”。刘炜将屯田措施上报朝廷，其中第一条称：“见管屯田五百七顷，耕兵千五百余人..，第二条称：“耕兵月粮乞径以稻折支，每石止收三斗二升，收割毕日，每一岁合支口食稻并种子稻入官外，其余尽令耕兵就地分受前去”，此外，每一耕兵中以分陆田二、三亩种二麦，“作两分平分”。这项措施执行的时间很短，已到了南宋后期，耕兵仍然是领取月粮的。当时两淮还是用军兵从事“营田之役”。绍熙五年二月二日，臣僚们建议：“乞降指挥除耕兵月粮依旧于本州大军仓支请外，将每年所收稻谷除种子外，以十分为率，照旧例四六分给。从之”(《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六三)。和州屯田耕兵，他们既照旧领取“月粮”之外，又能按民间分成的原则依四六的比例分得收获物，这种待遇就很优厚了。
开禧三年（1207年），江淮人民为兵灾所惊，四出逃亡。江淮制置使叶适办理屯田事宜，建议设置堡坞屯田。“淮民被兵掠散，日不自保，适遂于墟落数十里内，依山水险要为堡坞，使复业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处。又度沿江地，创三大堡。石跋则屏蔽采石（今当涂县境内），定山则屏蔽靖安，瓜步则屏蔽东阳（今天长市境内）下蜀”。首尾连络，东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为率，有事战争，无事耕作。三堡建成后，流民渐渐回家种田。和、滁、真、六合等皆受保护。用堡坞屯田，防御金人，时称“用力寡，而收功博”(《宋史》卷434，《叶适传》)。取得局部成效。
嘉定三年（1210年），国子监司业刘爚接伴金使于盱眙军。回朝后向宋宁宗汇报说：两淮地区是江南屏障，战乱后应加以恢复。淮南地方土地肥沃，水利灌溉事业发达，人民豪放勇敢，请召集流亡百姓，清沟贮水，给农器，贷种粮，把他们组织起来实行屯田，平时耕种，战时防守。宋宁宗就命刘爚经理两淮屯田。嘉定七年，崔与之主管淮东安抚使，公事后，选守将，集民兵。依靠滁州的山林险阻，创五寨，结忠义民兵。金人自此不敢侵犯淮西。淮民多养马，善于骑射，依万弩手法，创万马社，募民为乡兵，且耕且守。是年，濠州营田官庄“招到庄客三百一十九丁，开垦水陆田一万六千一百一十八亩”。约合每丁五十亩，这比绍兴初年规定的每人十亩或二十亩高出很多。从南宋高、孝、光、宁四朝的情况看，耕种或请佃屯田、营田，各个时期各个地区数额高低，往往取决于当时当地荒闲田地的多少，也取决于土地的肥瘠。
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宋理宗批准大臣们的建议，屯“五万人于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员，经纪其事，暇则教以骑射。初驰田租三年，又三年，则取其半”(《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端平二年，金亡，金遗民归宋，就命他们屯田于泗州五河口（今五河县），后成为淮安军。
嘉熙二年（1238年），淮东总领财赋吴潜讲：“宗子赵时日更，集真、滁、丰、濠四郡流民十余万，团结十七寨。其强壮二万，可籍为兵，近调五百援合肥，宜补时日更官。又沙上芦场田可得二十余万亩，卖之以赡流民，以佐寨兵”(《宋史》卷42，《理宗纪》)。宋理宗批准了这个建议。
淳祐六年（1246年）二月，朝廷命刘雄飞“知寿春府，节制屯田军马”，“邱岳兼两淮屯田副使”。淳祐九年正月，诏两淮、京湖制帅，劝谕军民，就便耕种沿江旷土，不收租税。淳祐末（1252年），王埜为沿江制置使，节制和州（今和县）、无为军（今无为县）、安庆府（今安庆市），兼三郡屯田，行宫留守，最重要任务就是屯田。
宝祐三年（1255年），马光祖兼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到任后“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钱二十万缗，支犒军民，减租税，养鳏寡孤疾无告之人，招兵置寨”(《宋史》卷416，《马光祖传》)。理宗时（1225～1264年），吴渊为沿江制置使，“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兼三郡屯田..并司空山（今太湖县北）、燕家山、金刚台三大寨，嵯峨山、鹰山、什子山等22小寨。团丁壮置军，分立队伍。......无事则耕，有警则御”(《宋史》卷416，《吴渊传》)。同时，侍御史王淮，“请于沿淮置屯田”。
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命免除淮民所种屯田租赋。“其日前旧欠，并除之”。因为当时的两淮屯田民“既困重额，又困苛取。流离之余，口体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咸淳四年，右正言黄镛说：今守边急务，非兵农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为先，民兵次之。襄淮民兵为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之良策也。当时安徽境内江淮地区处于战争前沿阵地，打仗比屯田更重要些。咸淳七年，发屯田租谷十万石，救济和州、无为、巢（今巢湖市）、安庆各州饥荒。可见当时这些屯田区是有成效的，所以能拿出粮食来救济灾荒。咸淳九年十二月，沿江制置所所辖四郡，夏秋旱涝，免屯田租二十五万石。咸淳十年十二月，因“淮西四郡水旱，去年屯田未输之租，其勿征”。宋度宗时，江淮地区水旱灾不断，屯田效益受影响。
两宋都积极发展屯田和营田，尤其是南宋偏安江南之后。两淮既是战争前沿阵地，又是重点屯田区。一直到南宋灭亡前夕，宋朝政府始终坚持屯田垦殖政策。尽管战争频繁，屯、营田仍然收到一定效果，加强了防御金人的入侵，使兵民获得了一批粮食。但由于政治腐败，屯、营田政策多变，时兴时废，臣僚士人崇尚高谈阔论。讲得多，做得少。议论多，决策少。往往互相攻击，“寻议废格”。“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监察御史李寀，对当时两淮屯、营田情况，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他说：“江淮置立官庄，贷以钱粮，给以牛种，可谓备矣。然奉行峻速，或抑配豪户，或驱迫平民，或强科保正，或诱夺田客。......种种违戾，不可慨举”。造成屯、营田“岁之所入，不偿其费”，总的效果不好。
三、金的屯田
金太祖于辽保大五年（1125年）灭北辽后，接着南下打垮北宋政权。以后继续南下，淮北等地的北宋统治区尽入金人之手，与南宋形成对峙的局面。金熙宗皇统五年（1145年），决定创设猛安谋克（军民合一，兵农合一的军屯制度）屯田军，把大批猛安谋克户从东北逐步往南，迁入淮北。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焉。若遇出军，使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金人任意侵夺淮北百姓土地，建立猛安谋克屯田制。他们对猛安谋克人户实行计口授田，保聚土地，无事耕田，有战斗时且耕且守。贞..四年（1216年），在砀山发展水屯稻田。程渊说：“砀山诸县陂湖，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以倍于陆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分之一，岁可得十万石”(《金史》卷50，《食货志五》)。这里生动地反映了金在淮北地区的屯田生产发展情况。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年），“谕枢密曰：中京商虢诸州军人愿耕屯田，比括地授之。闻徐宿军（今宿州、萧县一带）独不愿授，意谓予田必绝其禀给也。联肯尔耶。其意朕意晓之”(《金史》卷15，《宣宗纪中》)。可见当时军屯从事耕作的是军兵，他们仍然可以领取其应得的“禀给”。到了兴定四年（1220年）十月，移刺不说：“军户自徙于河南，数年尚未给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贫者甚众。请括诸屯处官田，人给三十亩，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则军户可以得所，官粮可以渐省”(《金史》卷47，《食货志二》)。这是在淮北授田军户屯种的方式，还有募民为兵从事屯种的。金宣宗时期所实行的这一类军兵屯田和金熙宗时期盛行的猛安谋克屯田军户制度不同，它比较接近历代的军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