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中共安徽省委为加强国营农场的领导，派省农委副主任彭达彰抓国营农场工作，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下，全省农垦开始拨乱反正，医治“文化大革命”的创伤，逐步清除左的影响。
1978年2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持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首次全省国营农场工作会议，有1300多人与会，传达全国国营农场会议精神，研究讨论改变低产、亏损面貌的具体措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副书记顾卓新、赵守一、王光宇，省革委会副主任马长炎听取了各场汇报。万里、王光宇就如何办好国营农场作了讲话。会议通过了《关于贯彻全国国营农场会议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为了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决定国营农场实行等级工资、月薪日计、超产奖励的办法。开始发展职工家庭副业，允许职工家庭饲养几只家禽，允许养猪，允许职工在房前屋后零星土地上种菜等；2月21日，省革委会任命赵奇峰为农垦局局长，赵兴世、周长清为副局长。农垦系统开始恢复和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规章制度，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原则，使徘徊了两年（1976～1977年）的局面得以扭转。1978年，农业产量猛增，亏损大幅度下降，粮豆总产由上年的8750万公斤增加到10233万公斤，皮棉由上年的99万公斤增加到150万公斤，亏损下降一半，有8个农场盈余。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农垦在新班子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落实各项政策，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推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进行财务大包干，兴办家庭农场，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从农垦长远利益出发决定封养改造皖南万亩茶园，大力发展工商业，并以社会主义企业家的气魄，于1983年决定筹建21层高的“安徽省农垦农工商经营中心”（建成后改称为安徽黄山大厦）。与此同时，战胜了1980年、1983年的特大水灾，扭转了长期亏损局面，做到连年盈余。从此，安徽农垦进入全面振兴时期。
为清除左的思想影响，采取分级培训办法，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61期，参加学习的有3440人，帮助各级干部提高认识和政策水平，把他们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通过学习，统一了干部思想，增强了办好国营农场的信心，促进了生产建设，推动生产和企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根据党的政策，全系统复查、纠正、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前的错案和历史悬案2805人，错划右派改正的525人（其中农垦系统改正的179人）；完成了2440名各类以工代技人员的技术考核工作，组织了77名科技人员归队，解决了一部分科技人员的家属户口和家属工作安排问题，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农垦系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团结、奋发进取的政治局面。
1979年4月，召开了安徽农垦第一次科技大会，总结交流农垦科技经验和成果，表彰了一批科技人员，进一步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为了加强对国营农场的领导，更好更快地发展农垦经济，发挥农垦在全省农业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安徽省人民政府于1980年1月将农垦局改为农垦厅；5月8日任命赵奇峰为厅长，赵兴世、周长清、张玉萍为副厅长。由农垦局上升为农垦厅，标志着党和政府对发展农垦事业更加重视。
农垦厅成立后，从振兴农垦经济的全局出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农垦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推行各种形式责任制。1979年，省农垦局制订了《关于贯彻全国国营农场会议若干题的试行规定（草案）》，提出：“等级工资，月薪日计，超额奖励”的办法，广泛实行“三定一奖”制度（定产量、定成本、定盈余，超计划奖励）。有的单位则实行“三定一包一奖赔”制度或“四定（定人员、定面积、定产量、定盈余）一包一奖赔”；也有的试行责任到组、定额到人的生产责任制和超定额记件奖等办法；或实行专业联产计奖赔责任制，把产量、任务、成本、利润落实到专业组或“一家班”。白米山农场龙亭管理区大张洼生产小队，只有4户人家9名职工，他们自愿要求包产到户，因为该小队地处山区，生产条件较差，场党委考虑到实际情况，决定同意试行。但当时政策上无先例，领导仅口头上答应，这4户人家在安徽农垦首先搞起了“大包干”责任制。各农场在实行各种责任制的同时，还普遍实行了责任工资制，从场长到工人，每月预留本人基本工资的15％（也有的预留5％、10％或20％）作为责任工资，年终结算，按完成或完不成计划的情况返还或扣除。实践证明，这些措施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增收节支，扭亏增盈。
调整生产布局，改革耕作制度。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不顾自然条件盲目扩种水稻，挤掉麦豆面积，使农作物产量逐年下降，成本增高，连年亏损的实际。农垦厅党组坚持实事求是，按自然规律办事。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比较，于1978年就提出“改革耕作制度，主攻小麦、提高单产、扭亏增盈”的方针，及时调整了生产布局。沿淮16个农场除砀山果园场外，都适宜种植小麦，历来是重点产麦区。到1979年，小麦面积由18万亩恢复到22．9万亩，占本区粮食作物的83．2％；沿江地区改“三熟制”为麦稻、麦油两熟，也适当扩大了小麦面积。1979年，全垦区26．79万亩小麦，平均单产达到192公斤，比1977年的66公斤，翻了一番半。其中潘村湖农场3．2万亩小麦，平均单产302公斤，创全系统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安徽农垦26个农场共盈利359万元，《安徽日报》称：“这是安徽省农垦系统自建立以来第一次实现盈利”。到1981年底，全省农场盈利的就有19个，占农场总数的76％。
开展多种经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农场从片面执行“以粮为纲”的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重新作了全面规划，正确处理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在保证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发展多种经营。如发展养猪、养鱼、养兔业，生产农机具、汽车配件、水泥、黄沙、石子、石灰、砖瓦等工副业产品，农产品加工有奶制品、果制品、酒类、油类，并发展了留兰香、薄荷油、蘑菇、脱水蔬菜等外贸出口产品。1979年，工副业产值达3973万元，占全年工农业总产值的34．2％。多种经营的开展，活跃了农垦经济，提高了农垦综合经济实力。
改善场群关系。全省国营农场与周围农村接壤，经过十年动乱，场群关系十分复杂，特别是土地和水利纠纷屡有发生。为了处理好农场与社员群众之间各种矛盾，省政府于1981年夏季，先后在蚌埠、合肥召开了农场与所在地、市、县领导参加的北方片和南方片两次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和改善场群关系，办好国营农场问题。通过面对面的对话，促进了场群关系的改善。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农场党的领导关系归地方，三权（即人、财、物三权）归省农垦厅之后，地方党委对农场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农场也体会到地方党委的关心与领导，是农场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安徽省人民政府于1981年9月12日批准成立“安徽省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文件规定：农垦厅与公司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转变机关职能，向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向发展。从此，农垦厅除了行使行业管理的职能外，及时转向强化经营的职能。随后，淮南、砀山、白米山、华阳河、十字铺、皖河、寿西湖等农场和宣郎广茶叶公司，先后成立了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各公司（农场）以农业为龙头，进行工、商、运（输）、建（筑）、服（务）综合经营。这种体制和职能的转变，为农垦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设备和地域条件，发展生产，兴办第三产业及安置职工子女和家属就业等方面，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省农垦总公司按照“权力放下去，服务跟上来”的要求，除强化经营职能外，同时抓好服务与监督，突出5个方面的服务即：信息、资金、技术、政策、智力服务。超前为企业着想，重点帮助企业解决其本身无力解决的问题。
企业全面整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2年2月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全面整顿的决定》。根据安徽省委、省政府和农垦部对农垦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要求；11月，省农垦厅在寿西湖农场召开各场（公司）负责人会议，布置开展全面整顿工作，并通过了《关于农垦系统开展全面整顿工作的意见》。从此，安徽农垦各企业分期分批开展全面整顿。到1985年9月，所属26个企业全部整顿完毕，达到了验收合格的要求。在此期间，还进行了整党和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为增强党性、组织性、纪律性，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员、干部和职工的思想认识，抑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促进了农垦改革和经济的发展。
战胜1983年特大水灾。1983年7月初，沿江地区普降暴雨，雨量500～1000毫米，普济圩农场区高达940毫米，致使沿江许多圩堤漫顶或溃破；沿淮地区也连降暴雨，上游河南境内雨量更大，安徽境内的王家坝水位一天陡长1．8米，阜蒙、东风湖两场奉命行洪。正阳关、焦岗湖、寿西湖、方邱湖、潘村湖、大圹圩等沿淮农场纷纷告急，其他许多农场内涝也十分严重。这是安徽近代史上的特大水灾，农垦系统共破大小圩21口（包括行洪的两个场），受灾人口1．2万人；淹没耕地32万亩，其中绝收面积19．9万亩；倒塌房屋6839间，损坏房屋5139间，冲毁涵闸9座；尚有大量粮食、耕牛、生猪、家禽、化肥、农药等给水毁掉。总计因灾损失3990万元，还不包括职工家庭的家具、什物及畜禽的损失。广大干部、工人奋力抗灾，总公司领导率机关干部，组成9个工作组到第一线。党组书记、厅长赵奇峰亲自在受灾最严重的普济圩农场蹲点一个多月指挥防汛。全系统每天组织1．3人万上堤，调运各种防汛器材价值344．5万元。广大职工迎狂风，战恶浪，查隐患，堵险情，奋战20多个日日夜夜，取得了抗洪斗争胜利。大水刚退，立即抓紧排涝补种，共补种晚秋作物4．38万亩，力争减少灾害损失。农垦职工克服种种困难，重建家园，迅速恢复生产。是年，全系统亏损866万元。灾后第二年，农业获得大丰收，扭亏为盈986万元。
兴办职工家庭农场。1983年4月，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提出试办家庭农场；8月，中央领导作了兴办职工家庭农场的指示；12月16日省农垦总公司批转了政研室《关于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经济责任制的几点意见》中，正式提出在全省农垦系统有计划地试办家庭农场。1984年1月，又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农垦局《关于在国营农场兴办职工家庭农场的意见》。于是全省国营农场先后掀起了兴办家庭农场的高潮。
全面推行场长（经理）负责制。场长负责制是农垦企业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是农垦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继续和深化，也是企业领导体制的重大转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营企业中试行厂长负责制的通知》及农牧渔业部对农垦系统试行场长负责制的部署，安徽农垦从1986年10月开始，在青草湖、龙亢两场试点，到1987年全面推行场长负责制。
推行承包经营制。根据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明确各级经营者的责、权、利，把经营者的切身利益与经营成果挂钩，对农工商运建服各业，坚持“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亏损自补”的原则，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还进行了新的改革尝试，如租赁制、股份制、全员风险抵押承包、招标承包等。
完善财务包干制。调整了各农场（公司）财务包干基数和利润上缴比例，广泛实行资金有偿占用。
改革企业干部管理和任用制度。从放权入手，进行了三方面的初步改革：一是下放科级机构设置和科级干部任免权；二是下放干部管理调动权，改由总公司统一管理为分级管理；三是下放干部的任用权，改清一色的任命制为聘任制、任命制、选举制和招聘制相结合的干部任用制。实行场长负责制以后，对行政干部一律改为聘任制，一级聘一级，正职聘副职，打破了干部和工人的界限，不拘一格使用人才。
职工家庭农场稳步健康发展，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并逐步理顺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家庭农场的上交经济指标由现金改为实物。
住房制度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推行住房福利制度，即由国家财政拨款建房、低租分配住房的办法。从1949年到1985年为止，安徽农垦累计投资4339．3万元，先后为职工建住房109万平方米。花这么多的钱，盖这么多房屋，始终未能满足职工对住房的需求。1986年安徽农垦全面推行房改，即农场过去建设的职工家属宿舍可以合理作价卖给职工，今后新建职工住房，农场统一规划，分配建房基地，职工自建或职工自建公助。到1990年，全系统28个直属企业，共有21个推行了房改，占75％；参加房改的职工家庭共有13700户，占职工总户数的74．2％；折价卖给职工的旧房面积计87．3万平方米，旧房帐面净值1153．5万元，折价回收款1225．8万元。彻底打破了职工住房问题上的“大锅饭”。
医疗文教卫生制度改革深入发展。实行了医院院长、学校校长负责制，经费实行“包死基数，节余留用，超支不补”的包干制度。
国营农场对职工家庭农场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
调整产业结构，农工商全面发展。全省农垦经济在80年代初，虽然强调“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但是，农业内部结构和工农业经济比重仍严重失调，制约了农垦经济的发展。1983年底，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其中种植业产值占48％，畜牧业为5．2％，渔业仅为0．4％，副业为2．4％，工业为33％，商业为11％。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省农垦总公司成立后，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着力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提出“加强农业，发展工业，搞活商业，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产供销一条龙”的方针。
农垦农业。1990年，农业产值达到13377万元（1980年不变价），其中种植业11646万元，占87％；林业68万元，占0．5％；畜牧业1275万元，占9．5％；副业180万元，占1．4％；渔业208万元，占1．6％。农业作物播种面积91．56万亩，其中粮食作物69．4万亩，占75．8％；经济作物17．9万亩，占19．6％；其它作物4．2万亩，占4．6％。生产粮豆16．14万吨，油料9496吨。水稻单产408公斤，棉花总产6107吨，大豆总产19104吨，均超历史最好水平。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积极发展畜牧和水产养殖业、饲养业和茶叶水果生产，使农业内部各业得到较全面的发展，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经过“六五”期间的努力，养殖业获得较大的发展，先后建立起正阳关农场60万只现代化肉鸡场、水家湖30万只蛋鸡场、普济圩蟹苗场、华阳河三场蚌珠场以及分布在各农场的渔场和千家万户的养兔业。林果生产新建了敬亭山板栗、葡萄和柑桔基地，以及各场新增的果园共1000多亩。茶叶生产经过“六五”期间对老茶园的封养改造，出现了旺盛的生命力，1986～ 1990年，平均年产干茶5884万公斤，是改革前的3．7倍。可采茶园42437亩，以生产绿茶为主，有少数花茶、红茶、蒸青茶等。敬亭绿雪、祠山翠亳、宣郎广绿霜被评为省、部优名茶。宣郎广茶区茶园面积占全省三十九分之一，总产占八分之一，年总产达到6000吨以上，年出口茶叶1500吨，成为全省茶叶生产、出口的重要基地。
农垦工业。随着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农垦主要工业企业在70年代中期移交地方领导后，被削去“半壁江山”。只剩下些为农业和职工生活服务的农机修造和粮油加工等企业，工业基础十分薄弱。80年代初，省农垦管理工业的机构，仅在生产处内设立工副业管理站，1982年改为工业办公室，1983年才建立工业处。当时，在“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思想指导下，新上了一些建材和农产品加工工业。1983年工业产值428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7％。这种状况，显然与发展农垦商品经济不相适应。1984年，广州全国农垦工业会议提出了“围绕市场办工业”的方针，给安徽农垦工业发展确立了方向。总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增加工业投入。“六五”（1981～1985年）计划期间，共投入1500万元，“七五”期间（1986～1990年），又投资6800万元；二是加强对工业的领导。总公司有一名副经理分工抓工业，各农场有一名场级领导管工业，并成立工业科（或工业公司）；三是狠抓工业管理干部和职工的培训；四是深化农场工业企业的改革。在全系统工业企业中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五是普遍加强了工业的经营管理。80年代，农垦工业发展较快，工业规模日益扩大。1990年，全系统工业企业177个，比1980年的103个增加74个；职工人数达到12600人，比1980年增加83％；工业固定资产6622万元，比1985年的3301万元增长1倍。年均递增14．9％。安徽农垦工业种类已包括食品、纺织、机械、医药、化工、饲料等行业，初步形成以农产品加工为基础，以食品工业为主体的多行业、多门类的农垦工业体系，为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前景，保持了工业产值和效益的持续增长。
安徽农垦工业产值和效益表
表1—3—2（1980～1990年）

1990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7．8％，比1985年的40．8％上升7％。有7个农场（公司）的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并拥有淮南乳品厂、龙亢面粉厂、宣郎广精制茶厂、建新水泥厂、华阳纺织厂、砀山葡萄酒厂及华阳河轧花厂等7家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新建、扩建、改造了一批工业企业。新建工业企业46个，有50个老企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改造，许多农场有了自己的骨干企业，推出了“拳头”产品。这批工业项目投产后，提高了农垦工业技术装备水平，增强了实力，为发展增添了后劲。工业企业管理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有50多个工业企业获得了三级以上计量合格证，有12个企业通过了企业全面质量管理验收，部分企业进行了基础工作达标试点。企业管理加强，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10年间共获得47个部优、省优产品称号。在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青草湖的“特加饭”黄酒获得金牌奖，获银牌奖5个（淮南奶粉、四维麦乳精、砀山全汁红葡萄酒、中华红葡萄酒和糖水黄桃），铜牌奖2个（砀山果园场的草莓酒、芦笋参酒）。5个产品：全脂奶粉、砀山梨、糖水黄桃等获农业部“绿色食品”称号。10年来，农垦工业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外向型经济，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出口创汇。1980年，安徽农垦只有茶叶一项出口产品。到1990年，全省农垦已有9个出口创汇企业，年出口金额达2376万元，占全省农垦创汇总数的64．5％。茶叶公司的茶叶出口量、创汇额和阜蒙农场柳编厂的创汇额均居全省同行业之首。
农垦商业。商业在计划经济时期，执行统配统销和统购包销的方针，主要是为农场生产和职工生活服务，发展缓慢，基础薄弱。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流通中计划部分的不断缩减，市场调节部分的不断扩大，增强了农垦各个企业的商品观念和市场观念。1985年，全系统已建立商业网点719个，商业销售总额达1．42亿元，利润514万元；1990年，分别达到1．85亿元和548．95万元。农垦商业，既推销本系统产品又推销系统外产品；既为农垦服务，又为社会作贡献。商业从业人员已达到2349人，占总人口的2％，即农垦系统每50人有1人从事商业活动，还不包括个体商店在内。
其他产业也相继兴起。如饮食、服务业、运输业、工程服务、劳务输出、印刷、供水、供电等行业也先后发展起来，有的已形成规模，省农垦总公司直属的黄山大厦，就是集餐饮、住宿、娱乐、商贸为一体的新型商业服务企业。
安徽农垦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农垦系统开始全面推行财务大包干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接着全面兴办了职工家庭农场，建立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机制，统分结合，既发挥了大农场的优越性，又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长期亏损的安徽农垦，1979年全系统首次甩掉了亏损的帽子，当年盈利359万元。1981年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同时，工商运建服各业全面发展，其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1987年全面推行的场长（经理）负责制，进一步深化了农垦的改革，充分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七五”期间，农垦经济基础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占40年累计投资的50％，新增固定资产占全部固定资产的49．5％；经济持续发展，1990年社会总产值比1980年增加4．54倍；经济效益持续好转，“七五”期间年年盈利，利税总额2．84亿元；职工年平均工资由1980年的512元增加到1990年的1507元。改革给国营农场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农垦经济进入了全面稳定协调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