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国营农场多数地处偏僻农村，波动较小，当年生产照常进行，并获得丰收。年底，“红卫兵”（即所谓“保卫红色政权的战士”）大串连，到处散播“造反有理”论，煽风点火。从此，农垦各级领导部门开始受到冲击，省农垦机关日常工作被打乱，忙于应付处理下属农场职工和在校学生的来访，对农场的生产管理已难以顾及。当时，是非颠倒，抓生产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抓管理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实行按劳分配制度被说成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错误思潮中，各种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受到冲击，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批判、靠边站、住“牛棚”，农垦各级领导部门一时均陷入瘫痪。
省城合肥“一·二六”（指1967年1月26日，合肥地区28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宣布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成立“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夺权后，农垦厅机关及所属农场的党政领导权，先后也被本单位“造反派”夺走。随后，合肥地区“造反派”群众组织，围绕“一·二六”夺权出现了分歧，逐步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全省各地造反派组织，也围绕夺权问题分裂成对立两派。
1967年3月初，安徽省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成立，省军区奉命“支左”（即所谓支持革命“左”派），派军代表董长法等人进驻农垦厅抓革命促生产；3月上旬，省农垦厅成立革命生产领导小组，董长法任组长，下设生产办公室，以陈峰为主，由陈峰、魏健、陈莼三人负责；4月1日，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各地、市、县军管会也先后派出军代表进驻农场，这对缓解两派群众组织对立情绪，稳定局势起了一定作用。据1967年5月5日《农垦工作汇报》记载：“尽管各场2月份以前狠抓革命，生产抓的不够，但广大职工积极性高，在短期内就把各项工作赶了上去。据23个农场统计，兴修水利160万土方，超过了去年，植树、育苗、积肥都有很大进展，落实了全年生产计划，加强了田间管理，小麦长势好，总产可比上年增二成..”；5月中旬，组织各场派员赴湖南参观学习化学除草，在滁县召开全省农场午收夏种工作会议；6月下旬，在合肥召开沿淮农场飞机防治粘虫总结会议；6月21日《农垦工作汇报》记载：“全省国营农场胜利完成24．7万亩夏收任务，夺得了丰收。25个农场预计可收粮食2500万公斤，已交售国家969．5万公斤，预计可交售1500万公斤。沿淮农场旱情继续发展，有的农场进行灌水抗旱夏播”。“沿江地区6月中旬雨量过大，华阳湖、皖河两场发生内涝。华阳河农场粮田受涝8千余亩，棉花受涝6千余亩，成灾2千余亩，倒塌房屋100余户，正组织排涝救灾”。上述情况，反映了当时农场广大职工在严峻的政治动乱中，识大体、顾大局，多数人仍能坚持生产，发扬主人翁精神，维护国家利益。1967年7～8月间，全省各地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不断发生“武斗”，有些农场被卷入。农垦系统最严重的事件是1968年2月17日华阳河总场发生武斗，打死5人，伤15人，华阳三场政治处副主任李芳绍在“武斗”中被打死，烧毁农场轧花厂仓库一幢（380平方米），但多数农场生产没有停顿；10月间，中共中央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问题，全省各地造反派组织先后实现了大联合，建立各级革命生产领导班子。
1968年2月中旬，省军管会召开全省农业生产会议，布置当年生产任务，生产工作开始走上轨道。夏收期间，农垦厅革命生产领导小组向沿淮、沿江农场派出工作组，协助夏收夏种。省军管会还抽调部队到华阳河、寿西湖、潘村湖等农场帮助夏收；10月下旬，根据省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农垦机关干部除少数留守人员外，都集中到定远县仑北农垦学校参加“斗、批、改”学习和劳动。1969年1月，省革委会又部署干部下放，农垦厅机关干部包括厅长在内50多人被下放到凤阳县武店区农村插队劳动，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陆续回城。机关干部下放后，省农垦厅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由解放军6408部队接管。
据统计，从1966～1969年，全省农垦系统的工农业总产值由2922万元（1957年不变价）下降到2258万元；粮食总产量由7945万公斤下降到5530万公斤；棉花总产分别下降27．1％、75．9％和75．9％；油料总产分别下降28．9％、28．7％、和54％。更因管理混乱，损失浪费严重，人员大量外出流动，增加支出，造成企业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多。“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25个农场有18个农场亏损，至此出现全面亏损，亏损额由1966年的583万元上升到1969年的2532万元。
安徽省农垦经营情况表
表1—3—1（1966～1969年）单位：万公斤、万元

为落实毛泽东“五·七”（1968年5月7日，毛泽东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指示和“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方针。196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组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省军区与省农垦厅联合成立兵团筹备组。经过7个多月的筹备，在原有31个农林茶场基础上，组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于1969年9月17日在合肥正式成立。中央军委任命省委书记李任之兼政治委员，张春森任第二政委，高成贵、江洪涛任副政委；程业棠任第一副司令员，李士怀、邓家泰、宗凤洲、罗映臣任副司令员。
省革命委员会在《关于筹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的通知》中指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部队，它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属南京军区建制，在省革委会和省军区领导下进行工作”。兵团是集政治、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新型组织，兵团成员有现役军官、复员战士、地方干部和职工。成立生产建设兵团是企图通过这种特殊的管理体制，达到屯垦卫戍后方，发展经济之目的。在当时对稳定农垦局势，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和管理体制。兵团按照军事编制，所属团和营是以当时的农场为基础，连队以原来农场生产队为基础组建。共编4个师（农业），18个团，9个独立营（以后又增加2个独立营共11个），23个团属营，325个连队。1970年5月，根据省革委会决定，兵团又接管了省公、检、法（即公安、检察院、法院的简称）系统所属的11个劳改单位，其中工厂7个、农场2个，果园场和牛奶场各1个。农业单位由师管辖，工业单位大多数为兵团部直接管辖。后来各师团也先后建立一些工业单位（见图1—3—1，1—3—2）。兵团从自身的性质、任务和组织需要出发，团以上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处）等领导机关，团以下设营、连、排、班。兵团组建时，先后调进2800多名现役军官担任连以上主管领导和团营以上机关各业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农场原来的地方干部，大部分被下放到农村。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左的政治气候条件下，兵团要集中精力进行生产建设很困难，更由于是军队性质，采用军队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编制庞大，这就使体制和人员组成的社会性与生产经营的企业性不相适应，由此而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
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问题。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兵团从1970年起到1975年先后共接收上海和省内城镇的初、高中毕业学生3万多人。这些知识青年大部分被分配到各团场，与职工一起生活、劳动，经受了艰苦生活、紧张劳动和复杂斗争的锻炼，不断成长为兵团建设中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当中的300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000多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600多人担任了排以上干部职务。有相当数量的知识青年当了司务长、会计、技术员、卫生员和拖拉机手等。更值得人们缅怀的是还涌现了象郑培志（原生产建设兵团11团，即华阳二场5连女战士，1970年8月29日，为抢救落水战友而牺牲，年仅19岁，被授予烈士）、黄观顺（原生产建设兵团4团1营，即焦岗湖农场女战士，1971年为抢救落水战友而牺牲，被授予烈士）两位女知识青年为搭救落水战友而光荣献身的动人事迹。同时，根据上级决定及组建工作的需要，又先后接收3000名退伍战士，作为充实兵团基层的骨干力量。职工子女和随军家属也要求安置工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兵团对农场职工子女和随军家属的就业问题，基本上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凡年满16周岁的青年，一都被吸收为农场工人，对家属转为工人的条件也不断放宽。仅1969年，经省革委会批准，兵团就增加1万多名内部招工指标。由于大量接受城市知识青年和退伍战士，集中解决职工子女和家属的就业问题，农垦的职工队伍迅速扩大。据统计，1968年全系统职工总数为5．6万人，1971年增加到7．1万人，1974年达到8．3万人，增加50％。职工人数急剧增加，固然为农场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但超过了农场的承受能力，与生产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因而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1974年与1968年相比，职工平均占有耕地面积由11．9亩下降为7．4亩；粮食商品率由36．9％下降到20％；职工人均创产值由814元下降到791元；工资总额由2519万元上升到2713万元。

图1—3—1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序列

图1—3—1（续）
说明：1969年4～11月，原宣郎广农场祠山岗管理区改编为独立6营；12月，撤销独立6营，改为四师18团。

图1—3—2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一览图
1970年12月6日，兵团党委决定下放农场干部。全垦区2000多名在农场工作多年，具有管理经验的干部，陆续下放到全省30多个县农村去插队落户，使农垦的经营管理水平受到很大影响。譬如，1979年兵团“批林整风”扩大会议上，就有人反映“生产不计成本，独立2营（原唐垛湖农场）亩产皮棉20公斤，每公斤成本达1．65元（收购价每公斤0．7元）；养一只鸭子赔4元，农业成本上升25．7％；还有人提出“兵团体制头重脚轻，层次太多，生产单位搞司政后九大股（指兵团的团以上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团部设军务、政工、作训、保卫、卫生、机运、生产、财务、总务等九大股），不适应生产需要”。因此，兵团组建初期，对如何办好国营农场缺乏经验，需要重新探索，从头摸起。
兵团时期自然灾害频繁。1969年夏季，沿淮、沿江地区由于雨量过大，发生内涝，秋季作物受灾面积达13．5万亩，损失粮食约2000万公斤。1970年，沿江各团场秋季作物受洪涝灾害，秋粮减产20％以上，棉花单产仅10公斤。1971年夏收期间，又遇到少有的暴雨袭击，沿淮一些农场在水中涝麦，受到很大损失。1973年春季低温多雨，小麦减产450万公斤，夏秋季沿淮、沿江各场先涝、后旱，受灾面积400827亩，占播种面积的41％，成灾面积277603亩，其中绝收面积139535亩。因灾损失粮食2327万公斤，棉花340万公斤，倒塌房屋3791间，是个重灾年。1975年夏秋之交，又遇上较大洪涝灾害，据10月8日省农垦局的报告称：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16．5万亩其中绝收面积11．5万亩，农业损失226．55万元（当年价），粮食损失2500万公斤，占计划的35％，倒塌房屋3786间。
生产建设兵团时期的生产建设。从1969年兵团组建到1975年8月兵团撤销，经历7年时间。在此期间，兵团全体官兵和农垦广大干部、工人及数万名下放知识青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排除“左”的干扰，使农垦事业在曲折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均取得一定成绩。
农业方面。耕地面积由1969年62．1万亩扩大到1971年63．4万亩，粮豆总产从1969年最低谷5530万公斤上升到1974年的8589．7万公斤。7年累计生产粮豆5．5亿多公斤，棉花1036．5万公斤，油料527万公斤，茶叶1062万公斤，水果1．2万公斤。粮食亩产由1970年的157．8公斤提高到1974年的192公斤。皖南茶区新增茶园1万多亩，茶叶年产量由1969年的82万公斤增加到1975年的179．8万公斤，翻了一番多。淮南（2团）、大圹圩（9团）、皖河（15团）、普济圩（建新）等团场的粮食生产曾连续获得大面积较高产量，1974年兵团有29314亩粮食超《纲要》，平均亩产453公斤。畜牧业的猪、奶牛和家禽的饲养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农业“学大寨”，安徽农业“赶郭庄”，兵团提出“学大寨、赶郭庄、超《纲要》”的口号，所推行的一些农业生产措施，尽管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付出的代价很大，收效却甚小。
为了尽快实现上《纲要》，要求扩大高产作物，提高复种指数。具体措施就是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和推行“三熟制”。兵团提出“要想上《纲要》，就要种水稻”的口号，在全垦区推行旱改水，扩大水稻面积。垦区水稻面积由1968年的18万余亩扩大到1970年的22万余亩，1971年至1975年达到29万余亩。推行旱改水后，有的团场效果较好，1973年2团种植水稻19500亩，平均亩产225公斤，创建场以来最高纪录。大圹圩农场扩种水稻后，粮食总产由1968年的200万公斤增加到1973年的983万公斤。沿淮大部分农场，由于土壤保水性能差，加上灌溉条件跟不上，大面积扩种水稻后，增加机具、劳力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消耗，形成高成本、低产量、效益差，并使土壤逐渐恶化。龙亢农场系砂礓土质，1970年水稻面积扩大到1．5万亩，占耕地面积的二分之一，平均单产只有100公斤左右。据1975年成本分析，每公斤水稻成本：独立2营（正阳关农场）0．4元（收购价0．18），7团（潘村湖农场）0．58元，1团（寿西湖农场）达到1．18元。高成本、低产量是造成种水稻亏损的主要原因。其他旱改水农场也出现了广种薄收的现象。7年间，全垦区水稻平均单产在169公斤至208公斤之间徘徊，一直未达到1968年的224公斤水平。在此期间，垦区的主要旱粮作物——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了2万多亩，而且由于大部分是稻茬麦，腾茬晚，播种迟，耕作粗放，单产和总产大幅度下降。1968年平均单产106公斤，总产2662万公斤，到1974年分别下降到65公斤和1528万公斤。
在沿江和江南各场推行“一肥两稻”和“一油两稻”的三熟制。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看，以上地区搞“三熟制”是可行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双季晚稻的产量本来就不高，技术又跟不上，单产很低。广大职工在实践中认识到“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意即三熟不如两熟收得多）。尤其搞“一刀切”，大面积推广“三熟制”，在机具、劳力、肥料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都适应不了，结果不得不收缩。
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技术无用论”喧嚣一时。兵团建立后，农场的大部分科技人员随同行政干部一起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使农场的技术力量大大削弱。兵团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意识到搞农业生产离不开科学技术，尤其是机械化的国营农场更需要科学种田。因此，从1972年开始，起用了一批科技人员，又从知识青年和老职工中培训一批连队技术员，每年还召开一次农业科技会议，总结和交流经验，研究布置科研任务。到1973年，4个师和10个团（场）、3个独立营先后建立了科研站，连队则建立“三结合（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的科研小组。科技工作的重新恢复，为农业生产特别是解决水稻生产上的难题，做出了一定成绩。
工业方面。兵团组建初期，接收地方工业单位7个，又新建了化肥厂、汽车修配厂、广播器材厂、制药厂、印刷厂，使直属工业企业达到12个。师、团属独立工业企业22个，工业规模扩大。安徽的汽车工业为兵团所囊括，例如江淮汽车厂、淝河汽车厂、六安、淮南两处轴承厂、马鞍山铸管厂都属于兵团管辖。年产汽车，1971年为1211辆，1974年增至2372辆。兵团年产合成氨3000余吨，农用化肥近2万吨，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12个直属工业企业年产值，1970年为5529万元，1974年增至1．2亿元，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左右。年盈利1970年为1657万元，1973年增至2310万元，平均每年1500万元左右。从1971年起，兵团开始扭亏为盈，主要是依靠工业。是年农业亏损1312万元，工业盈利1444万元，真正起到“以工补农”的重要作用。
基本建设方面。兵团期间是安徽农垦发展史上基本建设投资最多的时期，平均每年700万元左右。1971年，兵团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农业方面的就达815万元，1973年653万元，1974年565万元。华阳河农场70余公里湖堤水毁后修复、加高及块石护坡工程，基本上是在兵团时期完成的。大圹圩农场的东风站，皖河的新光站、双河站，寿西湖农场的寿西涵闸，潘村湖农场的苏拐站，普济圩农场的北埂站，华阳河农场的六场圩等机电站，都是在兵团时期新建或续建的，使全垦区的排灌动力由14600千瓦增加到33580千瓦。兵团还修建了不少小涵闸，开挖了1000余公里的沟渠，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同时架设了大量的输变线路，更新添置了一大批农业机械。新建一批水泥晒场和14．64万平方米的职工宿舍和生产用房。兵团期间新建和扩建了华阳河榨油厂、宣郎广精制茶厂、十字铺茶机厂、淮南乳品厂、建新水泥厂、砀山葡萄酒厂、建新农机修配厂等支农工业企业。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省区相继建立的生产建设兵团，经过几年的实践之后，逐渐暴露出这种按照军队的组织形式建立的兵团体制来管理农垦企业是不适应的。主要存在着机构庞大，头重脚轻，非生产人员多，严重亏损等问题。安徽生产兵团后期，总人口约20万人，职工8万多人，干部就达9600多人。。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生产建设兵团，不可能根本改变总体上错误的方针政策和扭转局面。1969年，兵团农业亏损高达2532万元，1970年亏损虽有所下降，但1974年又上升到2192万元，1975年亏损高达2578万元。
1975年6月5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撤销安徽生产建设兵团；6月17日中共安徽省委印发〔1957〕30号文件批转了兵团党委《关于做好撤销兵团移交工作的报告》，指出：“兵团撤销后，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成立省农垦局领导国营农场。工业单位划归省有关工业局领导”；7月29日经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批准，成立省农垦局筹建领导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接和农垦各级领导班子的筹建，所属国营农场于1975年9月1日正式改变隶属关系。
1975年8月21日，省革委会编制办公室批准省农垦局内部机构设立：办公室、政治部、计划财务处、生产处、劳动工资处、物资处，总编制为83人，其中事业编制74人，企业编制9人（物资站）；11月25日，又批复同意建立二级机构：勘测设计室（县级）、农业科研站（科级）、物资采购供应站（科级）、知青办公室（人员内部调整）。人员编制为：事业47人，企业16人，另有附属单位19人。至此，省农垦局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基本就绪。

图1—3—3省农垦局机构设置一览图
1975年9月9日，省农垦局给省革委会的报告中称：接管原兵团29个农场，1个总场，1个医院（原三师医院）共31个单位，职工8万多人，总人口17万多人，土地面积70万亩。据1975年农场建制和人员分类统计：共有连队462个，其中农业连队342个；总人口170816人、其中职工74636人、知识青年27609人、家属72054人、就业人员24162人，实际总人口达到198461人。
省农垦局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于1975年10月，对省属国营农场的机构设置提出原则意见：原团级场设办公室、政治处、保卫科、生产科、计财科、供销科、卫生科等7个部门，场部人员编制36～50人；原营级场设办公室、政工股、生产股、财务供销股等4个单位，场部人员编制20～24人。
1975年夏秋之交，沿淮、沿江地区连降暴雨，农场大面积农作物受灾，使刚成立的农垦局遇到很大困难；是年，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在地方刮起，“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趋于激烈。面临经济困难和政治斗争的双重压力，农垦经济发展受到重大影响；12月，农垦局根据中共安徽省委的统一部署，组织了一支250余人的宣传队，分别进入华阳河总场（包括5个农场）和寿西湖、水家湖、十字铺、利新、龙亢等10个农场，进行为期一年的路线教育。主要内容是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建设大寨式农场。
1976年春，省农垦局在萧县郭庄召开全系统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850名代表对照大寨、昔阳、郭庄、萧县的经验，“揭矛盾、找差距、表决心”，提出了“一年大进步，三年大变样，五年建成大寨场”的口号，继续推行“左”的路线。在农业生产上，提出了“扩大面积攻总产”的口号，强行扩大种植面积；在分配上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职工中进一步滋长了平均主义思想。职工家庭养猪、种菜等副业生产，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受批判，被割掉。这一年的农业生产虽然有所回升，粮豆总产达到1．05亿公斤，30个农场有29个比上年增产，但是由于管理混乱，损失浪费严重，仍然亏损1618万元。1977年农垦经济又一次大滑坡，粮豆总产仅8750万公斤，平均单产110公斤，亏损259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