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价
民国5年（1916年），芜湖、安庆包灯电价，每只16瓦灯每月收费0．22银元，蚌埠每盏16瓦灯每月收费银元1元。民国8年，芜湖、安庆对部分用户实行表灯电价。民国18年，芜湖明远电灯公司的表灯电价，每千瓦·时收银元0．22元；安庆电灯厂表灯电价0．26银元／千瓦·时。日军侵华期间，华中水电公司于民国28年制订的地区电价见表3－－2、表3－2－3。
电灯价

电力价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令经济部于民国35年9月确定电价原则：以基本电价和燃料附加费作为确定电价的标准。如蚌埠电力厂确定基本电价不变，再据市场煤炭和柴油价格，每吨上涨1000元（法币），每千瓦·时增加50元（法币）作为燃料附加费。淮南电价根据田家庵的煤价和蚌埠市面粉价格增减而上下浮动。因物价暴涨，民国36年1月，蚌埠电力厂每千瓦·时电价为100元（法币），2月为2000元（法币），7月竟涨到12000元（法币）。
建国初期，各地电厂恢复生产，降低煤耗，使电价下降。蚌埠电厂曾于1950年3月、6月，1954年4月3次降低电价，电灯电价下降19％，电力电价下降29％。合肥市的照明电价和动力电价每千瓦·时分别为0．24元、0．35元。
1954年起，执行国家制订的分区域电价。淮南供电区域的合肥、蚌埠、淮南以及皖南的芜湖、马鞍山、铜陵等地均执行淮南区域电价。其余小火电厂基本参照实际成本拟定电价（见表3－2－4）。当供电网扩展到这些地区，小火电厂停止发电后，均按各自所在区域的电价执行（见表3－2－5）。
1960年起，逐步执行国家统一电价。此后20年间，国家虽数次实行部分产品优待电价，扩大优待范围，调整两部制变压器容量电价范围，调整力率及力率奖惩办法，但在电价制度上并无实质性变化。80年代，因燃料运输价格上涨，电力成本上升，而电价却没按价值规律同步上涨，廉价的电力促使供需矛盾更加紧张。为此，安徽省实行燃料运输加价及议价电价“高进高出”，1962～1985年全省平均电价见表3－2－6。
安徽省各地小火电厂电价表

安徽省历次调整电价情况表（1950～1985年）


1962～1985年全省平均电价

二、电费
办电初期，用电多为达官贵人，收费困难。如民国18年（1929年）9月，安庆电灯厂应收电费2．08万元，实收1．05万元，欠费近半。民国19～21年间，国民政府铜陵大通6任公安局长共欠电费1471．62元（银元），振通电气公司上书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进行指控。后转经省政府干预，追回欠费。民国28年，安庆、芜湖等地实行电费预交保证金制度，使电费回收有所好转，但欠费仍未彻底解决。民国35年蚌埠由银行代收电费，以图改善收电费难的状况。次年，又实行延付5个月电费即行停电的办法，但执行起来困难颇多。安庆、芜湖、蚌埠等地欠费仍在5000万元以上。
建国初期，电费回收均能基本完成。1962年，部分工矿企业资金紧缺，农业又遭到自然灾害，全省电费回收率仅为93％，欠收电费0．06亿元。“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电费回收率仅为73．15％，欠电费近0．25亿元。1972年，马鞍山供电所率先收清当年电费。此后，芜湖供电局抓收旧欠，保收当年电费的做法，效果显著，曾在水利电力部财务会议上作了介绍。全省至1974年上半年，共欠电费0．60亿余元。其中，农业电费0．48亿元，成为全国欠费最多的省。次年，水利电力部召开财务工作会议，张彬副部长指出：“安徽欠费的严重性，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安徽省电力局及时采取各种措施，收到较好效果，但由于抗旱电费采取记帐办法，滋长了依照国家等待减免的错误思想，加之国营电力排灌站的体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电费回收上没有采取经济手段，仍未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电费欠收的途径。1978年，全省电费回收率为81．10％，当年欠0．05亿元。
1979年省财政厅、人民银行、电力工业局联合发出《关于认真抓好电费回收工作，确保财政收入的通知》，分析多年欠费原因，提出解决欠费的行政、经济办法。省电力系统提出克服“重发、轻供、不管用”的思想，各地市供电局领导和用电管理人员认真扎实抓营业工作，使电费回收情况趋向好转。1980年，全省电费回收率上升到85．86％，至1985年，电费回收率达100％。全省历年积欠电费0．77亿元，其中农电欠费0．7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