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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客运
安徽民航合肥航空站自1957年1月1日开航，即办理航空业务。时设商务运输组，下辖营业处和候机室，有工作人员4人。1958年有工作人员5人。1959年设主任1人，有工作人员7人。1965年设商务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改称运输科），辖营业处、候机室、餐厅、招待所，有工作人员15人。1986年3月，随着民航事业的发展，民航安徽省管理局设生产办公室，工作人员6人，调度飞行运力，调配航班，协调全局生产服务工作。1987年运输科辖售票处（主任1人，运输员16人）、候机室（主任1人，值机组12人，服务组6人，搬运组5人），共有工作人员41人。 1858年以后，三里街机场设餐厅、招待所，归附商务运输。1977年骆岗机场启用，商务运输设餐厅、宾馆。1984年，骆岗机场的餐厅、宾馆划归服务公司管辖。 合肥民航营业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改称售票处）1957年设在合肥市长江路三牌楼，合肥服装厂东一楼（借用市建设银行的房子）；1958年迁到合肥市长江路合肥市建设银行一楼，1960年迁到合肥市长江路73号合肥饭店东侧1～3楼；1971年迁到合肥长江路89号安徽省建设银行一楼；1981年迁到合肥市胜利路交通饭店一楼。以上房屋均为租用。1988年2月1日，安徽民航在新建的合肥市金寨路192号交通大楼1～3楼设售票处，面积约1800平方米。 安徽民航先后辖阜阳、芜湖（后迁安庆）、屯溪三站。售票处：阜阳站在阜阳市颖州北路统建一号大楼，安庆站在安庆市皖江饭店，屯溪站在现黄山市屯溪区延安路8号，芜湖站则由芜湖汽车站代售票，其房屋均为租用。 一、客运量 旅客运输除重点保证党政军领导、重要外宾和抢险救灾急救等运输外，乘飞机的旅客主要是厂矿企业和事业单位因公出差人员，并且逐年增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对外开放扩大交往，特别是黄山名胜吸引中外游客，旅游事业迅猛发展，国际友人、外籍华人、外国商人、侨胞、港澳同胞等乘客成倍增加，80年代约占旅客的15％左右。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私人乘飞机人员逐年上升。 1957年，合肥航空站开航之初，只有上海经合肥、徐州至北京的一条航线，全年客运仅61．5人（注：民航客运统计办法，小数点前为全票数，小数点后为半票数。“61．5人”指61个全票，5个半票，后文同。）。1958年阜阳开航，1959年屯溪、芜湖开航后，客货运输不佳，至1960年，各航线客运量共达5720人，其中地方航线客运量5001人，国内经皖的干线仅719人。合肥经芜湖至屯溪航线由于客货源严重不足，于1960年4月停航，合肥至阜阳航线的班次也由每周7班改为3班，1961年客运量下降至3586人。1962年以后，国民经济建设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有了新的发展，民航客货运输量也有所回升。合肥经芜湖至屯溪航线恢复正常，合肥至阜阳班次增加到每周6班，合肥至北京、上海的班次也增加1班。1963年，客运量上升到8338人。“文化大革命”时期，安徽航空运输客货源不足，几条航线班次一减再减，客运量由1967年的8247人下降至1970年的4916．5人。1975年后，客运量有所回升，1976年客运量上升到18363．8人。旅客流量流向：主要有北线北京、西线武汉、东线上海，北线较多，约占60％。1977年骆岗机场启用后，三叉戟和M D—80大型客机先后加入安徽省境内飞行，载运率由原来的平均50％左右猛增到平均75％左右。1981年，安徽民航组建运输飞行中队，配有3架伊尔十四型飞机。1984年后，运输科对安徽民航客货运输进行调查、论证，发表论文，为以后运七型飞机运输打下了基础。1985年，中国民航总局调拨国产运七型飞机5架，开辟合肥——广州航线，安徽民航首创收入超200万元，年旅客吞吐量达8万余人次，货运达600余吨，运输科受到民航安徽省管理局嘉奖。1987年国产运七型飞机增加到6架，客运量由1977年的20153．8人，1986年的45682人，猛增到1987年的65521人。旅客流量流向：80年代除北线北京、东线上海仍保持正常流量外，南线广州、西线武汉、成都的客流量逐渐增多。据1987年统计：南线广州全年客运量16589人，占全部始发旅客的25％；北线北京、东线上海占45％；西线武汉、成都占18％；西北线郑州、西安、阜阳占5％；东南线杭州、福州占7％。1987年的客运量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3倍多，是1966年的9倍多，是1957年开航时的1090倍多。详见年度完成客货运量统计表5—3—1。 二、客运票价 1958年至1987年主要调整了4次。最早执行的是1958年7月1日国务院批准的国内航空客运价，比以前执行的客运价平均降低40％。第二次调价是1971年3月1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的调整客货运价和专包机、专业飞行收费标准，平均降低30％左右，专包机收费标准降低25％左右。经过这次降低运价，虽然促进了客运量的增加，但因运输成本未变，不仅没有扭亏为盈，反而亏损额增大。自1974年1月起，中国民航在国内航线实行两种票价，即一类和二类票价。一类票价用于中国公民（包括台湾同胞），二类票价比一类票价约高一倍，用于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同胞。第三次调价是1984年9月1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家物价局、国家旅游局、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联合发出文件，决定国内航线实行一种票价。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公民（包括台湾同胞）、华侨和港澳同胞实行折扣待遇，这类折扣价同原来一类票价相比，平均提高30％左右，但比二类票价要低。执行这一票价，对于进一步做好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工作有着积极、深远的意义。第四次调价是1987年6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家物价局联合发出文件，飞机票价平均上调30％。从50年代至1987年，中国民航国内客运价见表5—3—2。 三、客源组织 自60年代起，安徽民航每年均抽调5～6人，深入机关、厂矿、宾馆等企事业单位进行客源调查，上门服务。组织客源工作的主要做法是：积极参加在安徽召开的全国大型会议，送票到会；增加代售点；向前方站索要座位；组织旅客等票填空，充分利用前方站空余座位；申请加班飞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