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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在云岭（节录）
记皖南新四军军部测绘室 熊永龄 奔赴皖南泾县云岭 半壁山河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遍地在流血，到处有呻吟。要独立、要自由、要抗战的怒吼声，在每个革命青年胸膛里激荡着。 1939年末，正当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动政策时，由我党领导的浙东抗日群众团体，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下令解散了，一个新的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浙东沿海地区。 1939年1月2日深夜，我由浙江乐清县虹桥镇赶到东山海滩，喜逢顺和的西南风，六七个人和货物挤在一个小海帆船里，等到半夜一点，涨潮下海，经过一夜乘风破浪，天亮时，来到了温岭镇。 1939年1月3号上午，一到温岭，形势大变。大哥负责领导的温岭县“青战团”（抗战群众团体）刚被解散，压抑的气息窒人。 大哥担任的顽县府药剂师也被解雇了，我依靠大哥谋生和参加当地抗日群众运动的愿望，顿成泡影。 一群群中小学生，迎着寒风，唱着抗战歌曲，在大街石板上跑着，到处都是抗战的呼声。 在书店的小屋里，我贪婪地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个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投降主义的战斗檄文上，明确提出了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重大责任，确定了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有斗争；保持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我感到抗战前途明亮多了，我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并对我确立革命人生观，投身革命，起了决定性作用。我在书店楼上，宣誓入党后不久，经县委决定，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和动员革命知识青年参加新四军，要我和王琳月（后改名王曼）、於伯琴、范美玉等去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在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培养、提高。1939年1月16日，大哥送我们到温岭县东门外码头上船，经海门、临海、天台、金华、岩寺、太平，2月3日到了云岭——这个久久渴望的、神圣的、光明的土地，怀着学习革命真理、追求光明，参加抗战工作的愿望，投身到军部教导总队这个革命大熔炉中去锤打，去磨炼。 象延安一样，在我们心目中，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 ...... 叶超同志和军部测绘室的建设 叶超同志是我参加新四军第一个关怀和教育我成长的领导同志，在我一生中，他是一个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有高度革命事业心、责任心的、终身勤奋的、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他为人朴实正直，光明磊落，他对待同志和蔼可亲、严厉、慈祥，谆谆善诱，他对工作废寝忘食、勤勤恳恳。 他是我们真诚的同志、良师、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从1938年夏至1940年12月，军部测绘室在叶超同志指导下进行了如下几项主要工作： 第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及茂林地区一带缺三幅五万分之一地图约（1500平方公里），叶超等同志于1938年秋至1939年初，对这个地区作过一次兵要地志调查，并勾绘了这3张空白区的简要的地形图，大的村落，方位、距离大致正确。 第二，1938年冬至1939年春，以归敏同志为主，根据五万分之一地图，用比规方法缩印了苏南及皖南地区十万分之一地图。（后来我们改进了，凡是缩放图，都用方格法，这种方法勾绘的水平曲线准确，速度又快）。 第三，1939年2月和6月，陈加伦同志和我到参谋处，画过上报第三战区的日军据点态势图。 第四，1939年8、9月间，教导总队一队（营以上干部）请叶超同志讲地形学课，内容有识图，简易测绘等，我和陈加伦同志等陪同辅导。 第五，1939年秋，主要画了一些地形图及标图。同年年底，陈加伦、顾××、赵骥、项鹤鸣和我，除画地形图、标图外，主要画了一批战绩等统计图表。 12月，军部任命陈加伦和我为测绘参谋。 第六，1940年春，在云岭附近分两组（我和赵骥、项鹤鸣和顾××）前往茂林小河口、铜岭、大坑王、黄村一带简易测绘地形。 第七，1940年5月下旬，由李志高，殷扬（即杨帆）、叶超等同志，共五六十人，前往苏南地区勘察地形，我参加在沿途进行的兵要地志调查。8月，我参加了由杜剑秋同志带队，组织基层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前往烟墩埠、水东、小河口、铜岭、茂林一带进行兵要地志调查。 第八，1940年10、11月，缩印皖南地区的五十万分之一地图。这个时期军部测绘室的工作特点是三个结合：政治工作和测绘业务相结合；地形学理论和皖南山区测绘地形实践相结合；参谋业务和测绘业务工作相结合。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在政治上，叶超同志等非常重视测绘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思想建设和党的建设工作。例如介绍我们读《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等马列主义书籍。 1939年及1940年间，曾多次听过军首长的形势报告和二七大罢工及革命气节等报告。 1940年秋，在陈家大祠堂，听过李一氓同志讲联共党史第十章、第十一章的主要精神，与此同时，我在参谋处楼上的图书阅览室摘抄熊复同志写的论共产主义理想的文章，当时受到叶超同志的赞许。 2、以前方部队作战行动需要为主旨，积极主动地缩印苏南、皖南的地形图，这表现了叶超同志工作上的主动性、创造性。 3、根据部队参谋业务建设和部队作战训练需要，把测绘工作作为参谋工作的基础，并同参谋人员共同进行兵要地志调查，整理付印。 4、我原先是搞城市地籍测量，从未画过等高线，爬到山顶一看几里路，十几里路见不到一个村庄，真有点难以下手。1939年秋，叶超同志给了我们地形学书。随后，在实地调查中，对照五万分一地图，逐步懂得这两本地形学书上讲的一般理论，图例和地形表现方法。 叶超同志善于出主意，用干部，他非常重视在具体业务中，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在参谋业务和测绘工作结合上、培养锻炼干部，给我们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军队测绘知识的基础。 我后来在淮南二师参谋训练队，测绘训练队、抗大八分校和1946年在军部测绘室所编印的测绘课教材（识图、缩放图、测图、标图等）和所讲的内容，都是我在皖南两年测绘工作中，叶超同志所教给我们的。...... ..... 苏南、皖南两次兵要地志调查 1940年5月下旬，遵照项英、周子昆等同志的指示，由李志高、扬帆、叶超等同志组织了五六十人的参谋旅行团，由云岭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十字铺、郎溪、南渡到竹篑镇、水西（当时江南指挥部所在地）。沿途进行兵要地志调查，选定军部到苏南后的驻地。同行的有陈铁军、杨××参谋等。军部测绘室去的有项鹤鸣和我。 兵要地志调查的内容有：村庄、集镇、户数；河流水深、流速、渡口、徙涉场等；山势（山名、倾斜、植被、开阔地等情况），沿途勾绘行军路线图和驻地附近地形图。 6月初，从苏南返回皖南时，有苏皖支队梅嘉生司令员同行。我们住在水西村的那两天，听到的军号声也感到格外欢快、响亮。听苏南指挥部接待我们的同志说：“我们在苏南敌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组织。”又说：“我们这里象过去苏区一样，是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多么激动人心的重大胜利。这是抗战的的希望所在，民族的希望所在，新中国的光明所在。革命实践证明：只要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只要深入敌后抗日，就能迅速发展壮大抗日进步力量，扩大革命军队，就能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也就能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培养皖南军队干部和参谋人员，军部参谋处又组织了一次皖南军部驻防地区的兵要地志调查，由三科副科长杜剑秋同志带队，共四五十人，我除担任兵要地志工作外，还兼任向导和伙食会计。这次兵要地志调查是从云岭向北，经北贡里至烟墩铺，再向西，至木镇东，又折向南，至水东，经小河口、二十里铜岭坑、铜岭、藏林、大坑王、黄村、小岭、再回军部，共七、八天。这次兵要地志调查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扩大了我们在1940年春实测调绘的范围，这就为我后来在1940年12月，叶超同志1938年调绘的3张五万分之一地图的基础上，勾绘了这一带的等高线。 由于军部驻地两侧都是国民党军队正面防地，我军回转余地不大。因此，这次考察区域南北一百多里，东西仅三四十里的一个狭长地带。 在兵要地志考察中，我们从一些军事干部那里也学到一些有关战术的常识，增长了怎样从战术角度来对地形作出评价。 两次反“扫荡”中的测绘工作 第一次反“扫荡”是在1940年4月间，日寇陆、空军300多人，从南陵县南犯，我老一团（新一支队）在土塘北父子岭一带英勇阻击，敌军折向东进至木镇一带，我军部直属单位曾一度撤向章家渡西南。战斗结束后，我随洪龙同志去新一支队和父子岭阵地考察后，写了战斗详报和画了战斗详报图。在1940年秋、冬，我配合洪龙同志画过一些战斗详报图，如卫岗战斗、五次保卫繁昌战斗等。 第二次反“扫荡”，是1940年10下旬，日军数千人，由南陵攻我吕山阵地后，又折向西，由小岭，窜向泾县。我新一支队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猛追敌军至泾县北马头一带，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我随新一支队行动，奉命前往榔桥河一带测绘地形。到泾县后请示叶挺军长，得悉国民党军队已进到榔桥河一带，便作罢。 这次反“扫荡”战斗，发挥了我军英勇作战的光荣传统，扩大了我军政治影响，在皖地区人民心目中，成为抗战军队的楷模。 “皖南事变”时的测绘工作 1940年12月，我奉命去新一支队担任测绘工作，随军行动，根据叶超同志指示，我勾绘了大康王、求岭、石井坑、丕岭、高岭、铜岭一带等高线图，后来，油印分发到皖南我军各部队。 1941年1月4日晚上11时，新一支队从父子岭阵地撤下后，我随傅秋涛司令队员也撤离土塘，经汀潭、沿东山脚直奔章家渡。5日拂晓，支队司令部人员赶到章家渡镇西南渡口，在沙滩上，见到张元寿，冯达飞等领导同志，只见水势很大，波涛汹涌，大家都为这样大的部队怎样渡河而焦急。忽然看到上游一百多米处，急滩较浅，支队一饲养员正牵牲口过河，最深处只及腰部、傅司令员当即下令，支队部在上游徙涉过河，抢占凤村。我们司令部人员过河后，傅司令员叫我找了向导，当即快步奔向凤村，布置警戒，派出侦察。赵希坤、王槐生参谋长又找我们研究求岭至丕岭一带地形。到了下午2点，我才看到二纵队新三团，老三团部队通过凤村，向南展开。这时，杜剑秋同志已调三团任作战参谋，我见到他双眼红肿，一夜行军，自繁昌地区南下100多里，已经非常疲乏。 9日上午10时，支队与军部电台失去联系，下午，在江渭清等同志率领下，以冲锋枪奋勇冲杀，接连夺得四五个山头，前进了四五里，黄昏，我们在沙滩上烧毁文件、地图、资料等。深夜，首长们开完会后，王槐生参谋长把司令部人员混编在警卫部队里，沿原路向东突围，一夜行进了二三十里。拂晓前，我军正行进在一个山峪里，突遭敌人伏击，除傅秋涛、江渭清等同志带200多人冲击出去外，其余边打边向后撤，我两侧部队与敌人展开近战拼搏。天亮后。我军占领原路西北侧一带高山，与敌对峙了一天，下午4时左右，部队从山上撤下后，准备向西北方向突围，又遇到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沙河，水面开阔，河对岸是敌人机枪阵地，以密集火力封锁水面。在团首长的指挥下，我随重机枪连首先冲过沙河，占领河岸高坎，掩护大部队渡河。 老一团部队打得很英勇，从弹如雨下的开阔的大沙河上冲过去占领河坎，架好机枪，掩护部队过河，沿着河边小路向北撤。不幸，支队特派员中弹牺牲，其余后续部队，分散在下游不同地段，避开敌人的密集火力，分别渡河，边打边退了十几里，到了一个村庄，找了向导，随张侄秀团长向西翻过高山，深夜一二点，又回到大康王。 11日拂晓，我们又回到求岭顶上，因部队建制已乱，我又随一些零散部队，沿着求岭坑向大康王方向突围。下午，到坑口时，敌已占领大康王，用密集火力封锁了大沙河和坑口。也有零散战斗小组冲出坑口，想冲过沙河，均被敌阻回，无法突出去。13日拂晓，我和杜剑秋进了村庄，想找点吃的，未找到。杜剑秋同志就催促我们上石井坑东侧高山。此时，又遭到敌人炮火轰击，我与杜剑秋被冲散了。整天，我随部队在石井抗内南北冲击，均遭敌人火力封锁。到晚上，我已找不到成建制的部队有组织地向外突围了。 经过皖南事变，教育了军事测绘工作者，要懂点战术，在皖南事变中，有几件事是使我深受教育的： 一是在冬季（或一月份），连绵阴雨，大沙河会发生这样大的水，我们在多次勘查和兵要地志调查中，都未了解到，因此，直到部队临到章家渡口时，再去找徙涉场，影响了部队的行动。 二是我们只知道画等高线，在丛山峻岭，悬崖削壁间，大部队怎么运动，怎样进行通讯联系，怎样在战场上协同作战，机动配合，我均一无所知。实践证明，在兵要调查中，应十分注意山间的小路，特别是坑口被敌人封锁后，两侧的迂回小路，极其重要。 三是我们在冲过大沙河开阔地时，伤亡很大，应多找几处徙涉场，便于迂回机动。 后记 1941年1月26日，我和尹耕莘、朱承基、张本清等，在皖南高岭、巫岭南侧的黄华岭突出重围后，经太平、三门、龙门渡到石埭县洪都镇张本清的亲戚家里住了8天，2月8日，我和朱承基化装成商人，经南陵、芜湖，于2月18日回到我南京家中。4月28日接到叶超嘱赵骥写来的信，告诉我回到江北的路线，我于当日下午乘火车到了龙潭，第二天，经大河口到东沟镇，回到淮南路东根据地。我又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重新战斗在伟大的、神圣的民族解放的战场上，内心无限喜悦和振奋。 摘自《新四军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测绘简史》，江苏省测绘局编，1990年5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