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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商品流转计划的管理体制
一、计划编审程序 1950～1952年，国营商业处于初建阶段。当时商品流转计划实行中央、大区和省三级商业行政和专业公司双线管理。计划基层编制单位只到省一级，省以下商业行政和专业系统不少单位也自编计划并向上级提供建议数，但尚未形成制度，这一时期商品流转计划按年、季、月进行管理。（商业部只管年、季度计划，大区和省当时除年、季外对月度计划也进行管理）中央贸易部、专业总公司批准只下达到华东贸易部、区公司，然后再由大区分配下达到省。省对上也直报华东区抄报中央。计划编制程序，按当时规定采取两下一上办法，即下达编制计划的通知，上报计划草案，批准下达。 1953年推行经济核算制以后，商业计划管理进一步加强，开始明确国家计划具有指令性。商品流转计划的编报单位由原来的省级下伸到独立核算的基层企业。随着大区一级机构的撤销，商业部与各专业总公司对省开始实行直接的计划管理。商品流转计划的编制程序在原来两下一上的基础上，从1954年起一度改为三下两上。即下达编制计划的通知，上报建议数，下达控制数，上报计划草案，批准下达。由于往返程序过多过繁，一个年度计划的编制。从计划期前一年度的5月末开始到计划年度的5～6月份始能层层下达到基层执行单位。所谓一年计划、计划一年，实际上不仅未能加强计划管理，反而削弱了计划的指导作用。不久又重新改回到原来两下一上办法。从1956年起，为了减少计划编审层次，商业部又将季度商品流转计划的批准权限下放到省。商业部对季度计划的掌握主要通过各专业总公司每年召开的两次供货会对货源进行平衡。 1958年专业公司撤销，自上而下实行政企合一，与此同时，国、合商业也进行大合并。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根据规定精神，地方商业计划由原来商业行政和专业系统的双线管理改为商业行政单线管理。这个《规定》还首次提出：“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前提下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制度”，商业部下达的计划中有关二类商品的销售和库存已不再具有指令性，只作参考。在此期间，为了体现“大跃进”的精神，主要计划商品从中央到地方都实行“必成数”和“期成数”的所谓“两本帐”管理办法，最终导致计划的层层加码，影响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严重后果。 1961～1965年期间，安徽省商业系统的各专业公司相继恢复，商业计划又重新恢复双线管理。这一时期，各行各业部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出于稳定市场、保证供给的需要，全省国营商业在编制流转计划时还要同时编制棉花，棉纱、棉布、麻类、烤菸、食糖等主要商品的产供销资源平衡计划以及军特需、侨汇供应、渔需物资、劳动保护用品、高价商品、奖售物资等专项计划。计划的政策性增强，牵涉面也更为广泛。 “文化大革命”期间，省商业厅和省级专业公司相继撤销，包括计划管理在内的各项商业管理全面陷于瘫痪，从1967～1970年，安徽和全国一样都没有下达过商品流转计划。自1970年5月安徽省革委会批准成立安徽省革委会商业局后，商业计划管理工作始渐趋恢复。此后商品流转计划的编制，凡属全国和全省计划会议统一平衡的主要商品，仍由商业行政部门单线管理，在编审程序上，采取一上一下的办法，即自下而上的编报计划草案，自上而下的批准；属于专业会议平衡的商品，则仍由各专业公司系统的供应会进行平衡安排。1981年国务院正式明确工业品4种购销形式及至以后逐步扩大为7种购销形式后，属于统购统配、计划收购的商品，由商业行政部门单线管理；属于订购商品则由工商企业双方通过合同形式进行安排；其余商品一律实行自由购销。这种管理办法一直持续到1985年。 二、计划指标和商品目录 建国以后直至1957年以前，为了适应专业系统相继建立及国内商业进一步划细的要求，商品流转计划中的指标设置不仅包括购进、销售、调出、调入、供应出口、接收进口、加工原料付出，加工成品收回、库存等全部平衡指标，而且在收购和销售中还要分别列出本公司系统外，商业部系统外，商业部系统外还要列出其中对供销社、国营商业内各专业系统之间的相互购销，在计划指标中也要求取得平衡衔接。1958年，由于政企合一，国合合并，商品流转计划指标由原来的购、销、调、存全面管理改变为只管购销调拨指标，计划的全称也由原来的商品流转计划改为商业购销调拨计划。具体指标设置则因品种而异。有的只管收购和调往省外、出口，如生猪；有的只管销售和调入，如食糖、石油；有的商品如火柴、肥皂等在产区只管收购和调出，在销区则只管调入和销售。以后虽然国合商业又再度分开，政企也几经分合，但这种计划指标体系则一直保持到1985年。 在计划商品管理上，建国以来也经历过多次调整与变迁。建国初期，国营商业经营主要是通过建立贸易金库和商品统一调拨制度来实现的，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制。对粮食、纱布、工业器材等161种工农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一五”时期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改变了物资高度集中的调拨制。至1957年中央和省统一平衡的计划商品共236种（包括医药，不包括粮食供销）。1959年2月国务院批转八部《关于商品分级管理办法的报告》中规定：38种一类商品（其中属商业系统经营的为12种）由国务院管理：293种二类商品（其中属商业系统宾为186种）除20种由国务院管理外，其余166种由国务院授权商业部管理。当时国营商业部门实际管理的计划商品共为198种（包括商业、供销、医药，不包括粮食）。从1963年起，商业计划管理商品分为两种形式：一为全国和省计划会议平衡商品，一为专业会议平衡商品。 主要年份国营商业计划品种  自从1981年国务院正式明确4种购销形式后，凡属统购统销（配）、计划收购部分均由计划会议平衡；凡属订购部分均由有关专业会议平衡。到1985年，全部取消了专业会议平衡商品。省商业厅管理的计划商品减为23种，即：生猪、食糖、名酒、盐、棉布、涤棉布、中长纤维布、呢绒、名牌缝纫机、火柴、肥皂、洗衣粉、胶鞋、铁丝、元钉、名牌自行车、名牌电视机、普通灯泡、硫磺块、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抽。其中：食糖、名酒、盐、铁丝、元钉、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9种商品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其余14种及购销总值均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 三、计划商品分配原则 建国初期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制，主要是服从于稳定市场，打击投机的需要。进入“一五”时期（1953～1957年）以后，计划商品的分配原则在计划管理中逐渐被提到重要位置。一般来说，计划商品分配原则主要是对供不应求的计划商品而言。对于供求关系基本正常的计划商品，历来都是按照各地购买力水平进行分配，即根据上期实绩销量，结合计划期商品货源增减情况确定其分配量。对供不应求的商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商品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如下办法： 一是按人（户）定量。自1954年9月15日棉布实行统购统销，按人定量供应以后，由于商品供求矛盾的加剧，定量供应的范围逐步有所扩大。至1962年，全省已有50多种商品实行按人（户）定量分配，凭票凭证供应。主要包括部分纺针织品和日用工业品以及城市主要副食品。1980年以后，随着商品供求关系渐趋改善，定量供应范围渐趋缩小。到了1985年，除平价供应的省辖市猪肉（平价）、食糖、农村生活用煤油仍保持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外，其余都按计划敞开供应。 二是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照顾必需，安排一般。进入60年代以后，为了稳定市场，保证供给，除定量分配的商品外，在主要商品的计划安排中还拿出一定数量，用于对主要农副产品的奖售换购；对工矿企业劳动保护用品等实行专项安排以及照顾部队、工矿企业的特殊工种、知识分子和侨民等特殊需要，以保证重点，照顾必需，在此前提下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三是城乡分配。195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中就指出：“城乡市场必须互相支援。副食品供应不足时，应压缩中小城市和集镇的副食品消费，优先供应大城市及工矿区；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应尽先供应农村，以利农产品的采购”。此后在《商业部1955年的方针任务》中又首次概括为：“在商品分配上坚决贯彻执行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城乡都需要的副食品优先供应城市的原则”。“一五”期间，商品供求情况基本正常，城乡商品分配的矛盾并不突出。两个“优先”基本得到贯彻。1962年以后供求趋紧，凭票凭证供应范围日益扩大，对农副产品收购中采用奖售、换购的工业品日渐增多，两个“优先”的原则由于商品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实际上也难以集中体现。1970年后一度只提城乡兼顾，不提两个“优先”。直至197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中才又再次重申这一原则。1978年后一直坚持贯彻。在生猪、鲜蛋等副食品经营上，除保证按计划外调和出口外，根据各个时期的资源情况，首先注意安排好省内几个中等城市及工矿区的供应。在工业品分配上，以县为单位成立商品分配小组，由行政出面对一些主要生活必需品如火柴、肥皂、食糖等以及一些非生活必需品如缝纫机、自行车等分别确定城乡分配比例，分配农村的部分由国营三级批发提供货源，基层供销社组织供应。对一些农村需要的耐用消费品，每年增加货源的大部分主要分配给农村。1981年以后，由于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农村商业进货渠道拓宽，国营商业统一分配工业品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副食品市场也出现多渠道经营。至1985年，两个“优先”的分配原则实际上也就不复存在了。 四是按基数分配。1980年以后，对一些在较长时期内生产增长满足不了消费需要增长的主要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商品如食糖、石油、铁丝、元钉等实行按基数分配，即以某一年度的实际销售或进货量为基数，固定不变，每年新增货源部分按比例增加；若有减少，亦按比例核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