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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兴起与发展
“徽商”的兴起与发展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受山多田少、粮食不足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徽郡保界山谷，上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雨骤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顺治《歙县志》卷一《舆地风俗》。)。徽人虽勤苦耕作，依山层筑梯田，但不能抗拒自然灾害，就是遇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也依然解决不了人口繁衍对粮食的需求。休宁县，“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康熙《休宁县志》卷七《汪伟奏疏》。)。歙县在明初时，人口骤增，“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万历《欣志·风土》。)，缺粮就更突出，“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远至江广数千里，近自苏松常镇数百里而至”(许承尧《歙事闲谭》第六册《明季县中运米情形》。)。其他各县情况，也大致相同。当时，徽州不仅粮食大部分靠外地运进，连布匹等“百货皆仰于外”，“一旦饶河闭籴，则徽民仰屋，越舟不至，六邑无衣”(康熙《徽州府志》卷八《蠲赈》。)，由此可见，徽州人民生活很早就与商品经济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加以这里又是“民物繁伙”(《宋史》卷468《铜贾传》附《方腊传》；方勺《青溪寇轨》。)，茶、木、磁土、漆以及手工艺品等土特产颇为丰富的产区，更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一些离开农业另谋生计的徽州人，渐次转到从商的途径上来，“于是经商之事业以起”(吴日法撰《徽商便览》，民国8年铅印本。)。徽商由此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徽州也由此成为闻名全国的“商贾之乡”。 其次徽州地势险骏，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受战乱的影响较少，常能偏安一隅。“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逃避战乱和种族压迫，北方土族纷纷渡江南徙。地势险阻的徽州成了他们的避难所。隋、唐，尤其唐末，为逃避农民起义的打击，士族再次源源南迁徽州”(叶显恩撰《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99页。)。他们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徽州，使这块古老、闭塞山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获得发展，使世居当地的东越人逐步汉化，后来并逐步产生了“新安文化”。如最早来到徽州的程氏家族是东晋新安太守程元潭。“从而程氏成为歙县黄墩的世居者。十三世程灵洗......率先农事而著闻’（宋罗愿《新安志》卷六《叙先达》卷九《叙牧守》。），他“躬耕稼，别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及。伎妾无游手，并督以纺绩”（江同文《思豫述略》卷一。）。唐宋时期，入迁的大族对徽州土地的开垦和开发事例仍不少。“祁门的叶氏由于开辟了祁门的荒地，同时伐石为埠，遂成为集市，被称作“叶家埠”（〔日〕斯波信义等《宋代徽州地域开发》转引《新安名族志》。）。“休宁县汪仲芳，在县东二十里处的陈村设立了陈公塘，可溉田三万余亩”（〔日〕斯波信义等《宋代徽州地域开发》转引《新安名族志》。）。“休宁和镇的戴彦明，开砌了和镇的街衢，打通了与婺源的道路（戴公岭）”（〔日〕斯波信义等《宋代徽州地域开发》转引《新安名族志》。）。这些大族对徽州的经济开发，广及农业、水利、交遍、市政建设等各个方面，不仅为商品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也打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加强了与外地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入迁的那些原有经商习惯的中原巨族，也有人重操旧业。宋初，祁门县善和的两名巨商，“乡人号为程十万。每称津（程承津）为十万大公，海（程承海）为十万二公。言其家贷以万计也”（宋罗愿《新安志》卷一《风俗》。）。他们也都是迁居徽州的东晋新安太守程元潭的后裔（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入迁大族经商习惯的输入，对徽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是徽州与江南许多繁华城镇毗邻，为徽州商人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地理环境。唐代，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中国经济转为南盛北衰局面。长江流域的城镇日趋繁荣发展。当时，扬州已成为中外富商荟萃之地，“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旧唐书》卷一四六。）益州这时也极繁盛，有“扬一益二”（《容斋随笔》卷九。）之称。在隋代之前就是“商贾并辏”的“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隋书·地理志》。）等地方都环绕着徽州。东晋和宋、齐、梁、陈的都城——建业（南京），到了明代，更是“商店林立，百货云集，各种重要商品，都有集中的经营区，如绫庄巷，锦绣巷，颜料巷，铜作坊，铁作坊等”（浙江省高等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组《中国通史讲义》410～41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时的“松江、常州、荆州、南昌......等地”（浙江省高等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组《中国通史讲义》410～41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已是粮食业中心。“湖州是保证丝织业发展的原料供应地”，又是“印刷及文具交易中心”（浙江省高等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组《中国通史讲义》410～41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福州、泉州、广州、宁波等地”（浙江省高等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组《中国通史讲义》410～41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不但市内商业繁荣，而且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清初，“松江一带输出的棉布已达三百万匹之多”（《中国通史讲义》462～463页。）。“江西景德镇已是全国瓷器制造业的最大产地，乾嘉时，光民窑就有二、三百处，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不下数十万，其产品运销全国”（《中国通史讲义》462～463页。）。汉口有“船码头”（《中国通史讲义》462～463页。），无锡有“布码头”（《中国通史讲义》462～463页。），镇江有“银码头”（《中国通史讲义》462～463页。）之称。上述这些繁荣的城市都是徽州商人活动频繁的地方。 徽州是一个“自唐末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的封建宗族聚居地带，明清两代保留至今的方志和族谱中有不少关于徽商的记载。从众多资料看，一般认为，徽商早在宋代就已出现，但形成为一个人数众多、财力雄厚的商帮应在明朝初期。 明初，盐法改行”开中制”，“商人乐有见盐，报中者争至”(《明史稿、食货四、盐法》。)，盐商队伍迅速扩大。徽州商人也开始涉足盐业，并成为徽商由兴起到发展、兴旺的转折点。当时两淮盐场是全国最大的盐场。“天下六运司，惟两淮运司为雄”(嘉庆《重修两淮盐法志》卷五四，《嘉靖乙已重浚风井运河记》。)，“天下之盐利，莫大于两淮”(《皇明世法录》卷二九，“户科给事中管怀理奏文”。)。地处长江、运河交汇处的扬州是当时两淮盐商荟萃之地。这些盐商中，当地人并不多。“土著较游寓“十分之一”(万历《扬州府志》序文。)。客籍盐商“多徽歙及山陕之寓淮扬者”(万历《扬州府志》序文。)。随着盐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徽商在两淮实力大增。“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指歙县），虽泰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万历《歙志传》卷十《货殖》。)。可见后来徽歙商人的势力已超过山西、陕西商人，成为两淮地区盐商的主要代表。徽商获得巨额盐利后，资本急骤膨胀，仅歙县一处的富商就已经是“千金之子比比而是，上之而巨万矣，又上之而十万百万矣”(万历《歙志传》卷十《货殖》。)。这些富商巨贾，虽然不完全是盐商，“而特举其大，则莫如以盐之业”（万历《歙志传》卷十《货殖》。）。以盐商为代表的徽商，至此已真正攀登上了百业大兴的顶峰，“......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万历《歙志传》卷十《货殖》。）。其时的徽商，非但经营行业众多，活动地区很广，且善于按照行情变化，灵活经营，并已具体操纵金融，左右市场的优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