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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衰微与没落
从总体看，徽商到清道光年代（1821～1850年）已开始衰败，但是各种行业衰败的时间则有早有迟，过程也有长有短。徽商由盛而衰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握有雄厚经济实力的盐商，由于“盐课日重”、“报效益繁”，加上私盐泛滥，经营能力大为削弱。“两淮当鹾务盛时，实运之商数百家，财聚力厚，其势足以敌私，故盐易行而引不积。今实运之家不及囊昔之半”（道光二年，李澄《淮鹾备要》卷三。），就是这仅存的一些盐商，也已元气大伤。“如重病之日延一日”（魏源《古徽当外集》卷七《筹鹾篇》。）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清王朝为挽救涉临崩溃的盐政，以确保“盐课”这一重要财源不致中断，从道光十二年（1832年）开始，先后将两淮“世世相承，以盐为业”的纲商改变为“来去亦任其自便’的票商（《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十三。）。从此打破了盐商长期垄断盐业运销的局面。盐商原先据为世业的窝本（盐引）已成为无用的废纸。清政府为追缴他们历年积欠的巨额盐课，采用了抄家没收财产的办法，使许多大盐商纷纷破产（朱宗宙、张《清代道光年间两淮盐业中的改纲为票》见《徽商研究论文集》585页。）徽州大盐商江春的“康山（园林住宅）自陶澍清欠帑后，公私没入。旧时翠华临幸（指乾隆南巡）之地，今亭馆朽坏，荆棘满地”（彭际云《松湛小记》转引《中华千年史》。），面对盐商纷纷破产的局面连出身盐商世家，身为乾隆、嘉庆、道光三代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也无可奈何地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清史稿》、《列传·陶澍》。）。煊赫一时的徽州盐商彻底垮台，徽商总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 二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一些城市，相继开辟为商埠。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降低关税，扩大工业倾销。“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入口税率......平均为19．9％，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平均税率降到6％左右；第二次鸦片战争降到4．98％，而实际交纳又只及法定数额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浙江省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组：《中国通史讲义》第573页。）。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占领了中国城乡市场，徽商经营的一些古老行业，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徽商经营的钱庄，既敌不过外国商人有政府为其后台的银行，其他经营的行业，如手工业产品布匹、纸张等，更敌不过外商运销的由机器生产的货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几乎完全被舶来品的钢笔墨水所代替”（李则纲：《安徽历史述要》上册第245页。）。明清以来，江南地区是全国棉布生产中心，徽商在这一带经营棉布业的很多。嘉定县南翔是当地棉布业首镇，“布商辏集，富甲诸镇”（乾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而其中“多徽商侨寓”、“（徽州）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物产》。），附近的罗店镇也因盛产棉花及纱布，“徽商丛集，贸易甚盛”（光绪《宝山县志》卷一《市镇》。），自洋布倾销后，土布生产下降，经营土布的徽州商人也同遭噩运。洋货大量输入，新兴的百货行业纷纷涌现。原先“我国近代经营百货店事业之规模较大者，自来’仅椎外商。有若上海之惠罗福利等公司与哈尔滨之秋林洋行”，后来，国人也陆续开设了一些大型百货公司，如“广州之大新公司、先施公司......上海......先施、永安、新新”（武干：《六十年中国商业之发展》原载《申报月刊》第一卷一号，民国20年7月15日出版。）等新型大百货公司，投资者大多为广东、福建、宁波等地商帮。“徽商”这个古老商帮，在新的市场条件下，已越来越无力与其新的对手竞争了。 三是封建政治势力的削弱。徽商中的富商大贾向来就是依靠封建政府的庇护，享有种种特权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徽州人乡族观念浓厚，在各级封建政权中担任官职的徽州人，自然成了徽商的支柱。徽商发财后，除竭力投资培养乡族子弟以儒求名，登科及第，增强徽人政治势之外，还以“捐监援职”（叶显恩：《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转引徽州《阉书契底》。）的方式出钱捐官。“通过自身的官僚化、缙绅化，从而享有豁免杂税的特权”（叶显恩：《徽商的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转引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3《杨义传》。）。徽商资本的积累与徽人封建政治势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是明中叶至清中叶，这期间也恰恰是徽州人在封建政权中最显赫的时候。明代，在两淮盐商中登第（包括进士、举人、贡生）的人数中山西、陕西籍的计92名，微州歙县的计234名，后者比前者多出142名。（（日）藤井宏：《明代盐商的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引《两淮盐法志》卷四七、四八《科第表》。）。清代，徽商依托封建政权的趋势更明显。“有清一代（自顺治至光绪）各省状元人数，安徽居第三位，计有9人。安徽省八府五州，其中仅徽州一府便占4人。他们是休宁黄轩（乾隆三十六年）、歙县金榜（乾隆三十七年）、休宁吴锡龄（乾隆四十年）、歙县洪莹（嘉庆十四年）”(见张海鹏，唐力行在《徽州学丛刊创刊号》第71页。《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文中转引朱彭寿《旧典备征》。)。在清乾隆年间，徽州人竟连中3个状元，这就充分说明当时徽商及其所依托的政治势力均处于强盛的顶峰。但是，从嘉庆末期开始，徽商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势，都出现了衰退的趋向。以休宁、歙县为例，进士及第的人数，乾隆十五至三十九年（1750～1774年）共50人，乾隆四十年至嘉庆四年（1775～1799年）共35人，嘉庆五年至道光四年（1800～1824年）只有26人(〔美〕贺杰：《明清徽州的宗族与社会流动性》。)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革命在徽州一带活动，更加速了徽人政治势力的衰落。 四是日本侵略者的洗劫。抗日战争前，江南一些城镇还留存着数量不多的徽商百年老店。日本侵略军人侵时，徽州商人相继逃难回归故里。原来的店业，不是被付之一炬，就是被洗劫一空。经过漫长衰退期的“徽商”，至此更陷于困境。例如：江苏盛泽镇盛产丝绸,“清末，徽州绸商集资在庄面东南再建一棣，共房屋42间......今（盛泽）镇上‘徽州弄’等处即为庄面旧址”(歙县商业局编《歙县商业志》上册。)。“日伪时期，（盛泽镇大批绸商纷纷外出逃难，日寇对丝绸采取了统制政策。绸市一片萧条”(《江苏省商业志通讯》1989、4期47页。)。从无锡市的一则史料中更看出包括徽商在内的民族工商业，遭受日本侵略军掠夺，破坏的惨状，“1937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日寇连续轰炸工商业集中地区，许多商店、货栈中弹起火。日军占领无锡后，首先就是纵火焚烧商业街市，一场大火持续10昼夜......日军还占领或封了一批商号、堆栈，很大一部分商品被掠去。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有372家大中型商号被焚毁，市内繁华的商业区成为一片瓦砾场”(汤可可：《沦陷时期无锡商业的畸形发展》载《江苏商业史通讯》1988，1期27页。)。无锡地处所谓“无徽不成镇”的江南地区，那里徽商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何况，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并不止于无锡一地，经过这次全民族的大劫难之后，尚能幸存到建国后的徽商百年老店，已经所剩无几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