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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徽商足迹
徽商经营开始以本土为据点，以后逐渐扩展其活动范围。首先，进入长江中下游一带市场，赢得了“无徽不成镇”的盛誉。接着，向全国广大地区伸延，达到了“贾人几遍天下”（明，张翰：《松窗梦语》卷四。）的全盛阶段。早期的徽商，行商贩运占有较大比重。清康熙《休宁县志》曾记载：“......居贾则息微，于是走吴、越、楚、蜀、闽、粤、燕、齐之郊，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康熙（休宁县志》卷一《风俗》。）。徽人早期之所以多业行商，除“居贾息微”之外，日本学者重田德，在经过对婺源木、茶商经营情况考证后提出：“客商活动是徽州商人的商业经营中最有代表性的性格。在木业中商人们经营活动的全部精力差不多均注入于运输即流通过程中，并从中抽取最大的利润”（〔日〕重田德著《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载《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第429页。）。徽州其他各县商人的早期经营，不少也是从贩运当地土特产开始的。除前章“行业”篇中已涉及者外，根据零星史料再将徽州行商活动主要区域列表于后： 明清徽州行商活动区域略表表4—3—1  表4—3—1（续）  表4—3—1（续）  上表列举的23名行商，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基本可视为早期徽州行商活动范围的一个缩影。 “奔走四方，靡有定处”（吴日法：《徽商便览·缘起》，民国8年铅印本。）的早期徽商，经过一段艰苦创业过程，积累了资本之后，一些人就逐渐由风险大的行商转为较为稳定的居贾。徽州交通闭塞，商人返里十分困难，“近者岁一视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矣”（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徽州曾有这样的一句民谚：“一生夫妻三年半。”有些时运不济，事业晚成的徽商，甚至长期滞留异乡不归，等到回乡与家人团聚的时候，已是“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方西畴：《新安竹枝词》载《歙事闲谭》第7册。)。因此，在外地经商开店的徽商，为解决家庭长期分离的痛苦，“移家于外者”(吴日法：《徽商便览·缘起》。)日渐增多，“昔之商或身处于外者，今并挈其妻子而去矣；昔之商或几岁一归者，今并弃其邱墓而往矣；”(洪王图：《歙问》。)。出现了“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州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他们虽然寓居城市，但保持着“祖、客双籍”的身份。例如，明清时期，“歙县和休宁的975名进士中，有304名隶籍于其他的县、府或省”。他们所兼的客籍地区是‘“常州、长洲、常熟、昭文、浙江、镇洋、嘉善、嘉定、江宁、江都、钱塘、青阳、汉阳、杭州、合肥、河南、秀水、湖广、湖北、溧阳、六安州、南昌、宁国、山阳、山东、上元、顺天、苏州、松江、大兴、丹徒、天津、定远、桐城、通州、无锡、武进、元和”。(［美］贺杰：《明清徽州的宗族与社会流动性》载《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85、88页原引自道光)。上述这些出过徽州进士的城镇，都曾是徽商寓居之地。 徽商中也有少数涉足海上贸易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海道副使汪柏整顿广州‘商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人为之”(薛宗正：《明代徽商及其经营》载《徽商研究论文集》第86页。)。史料记载的最早徽州海商是汪直。他“于嘉靖十九年与漳州人叶宗满等共往广州造巨舰载硝（硝石）、硫（硫黄）、丝绵等违禁输出品，往来于日本、暹逻以及其他东南亚各国。五、六年间成为巨富”(〔日〕藤井宏：《新安商仍的研究》载《徽商研究论文集》184页。)。汪直开始仅是走私出海，后来却沦为率领倭寇入侵中国的罪魁。“（汪）直本为徽州大贾，......教使入寇，倭初难之，比入则得大利。于是各岛相煽诱，争治兵舰。江南大被其害”(同上书，第187页，转引《明实录》嘉靖36年11月乙卯条。)。象汪直这种不法海商，在徽州海商中只是个别的，大多数尚属一般的正当商人。如，明嘉靖万历年间，歙县人许谷“......将服贾，资斧不具，伯予千金，乃贩缯航海，而贾岛中，赢得百倍，舟薄浯屿，群盗悉掠之”(《重修古歙东国许宗宗谱》卷九《许全善传》。)。又如，“（安平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费用”(明，何乔远：《闽书》卷三八。)。徽州商人在那里一面开店经商一面出海贩运。 清初，“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发布展海令，允许民间进行海上贸易，中国沿海地区商民所从事的沿海或是海外贸易活动，由此日渐活跃”(〔日〕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载《徽州社会经济研究译文集》第458页。)。这时，广东、福建海商在外贸中的地位已经上升，徽州海商的活动则日见萎退，但史料中仍可偶见他们当时活动情况的记载。如嘉庆年间，有一只中国船漂落到日本的琉球，被日方救护送回福建时的记录称：“兹据该同知详报，缘汪小园系江南休宁县人，代伊堂兄官铜商官船前往东洋，采办洋铜......”(〔日〕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载《徽州社会经济中研究译文集》461页、459页。)又如曾有一艘漂落到朝鲜半岛南部珍岛的中国船，船户有一段谈话记录称：雍正十年（1732年）正月二十日，徽州商人吴仁则雇了我们的船，装入棉花253包，由南通州扬帆出发，到山东省莱阳县卸货”(〔日〕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载《徽州社会经济中研究译文集》461页、459页。)。还有一艘漂落朝鲜半岛西南部济州岛的中国船，船户傅鉴周说：“我们去年（即嘉庆十年，〔1805年〕）的闰月十六日见到了徽州的茶商冯有达，然后在上海的吴淞口装入茶叶835包。八月一日，停泊于天津，卸下了茶叶包，冯有达仍然留在天津”。（〔日〕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载《徽州社会经济研究译文集》第461、459页。）。从以上零星史料可见，明清时期的徽商虽曾试图介入海商，终因地理条件的限制，未能如愿以偿。 昔日徽商今何在？近年来，有人专门作了调查，取得了一些足以说明徽商流寓情况的材料。现摘录如下： 1983年国际市场茶叶滞销，一些茶区茶叶积压。歙县是安徽重点茶区之一，又是昔日徽商的故乡。面对“卖茶难”的形势，歙县有关方面“了解到全国光做茶叶生意的徽帮商店就有110多家，仅上海一地，解放前就有38家歙县茶叶店。于是，县茶叶公司于1983年茶季首先选定了上海为突破口。......许多徽商老茶庄如‘程裕新茶庄’、‘谢裕大茶庄’、‘黄隆泰茶庄’等，都相继亮出了金字招牌。接着他们又一鼓作气。派人沿着（昔日）徽商的足迹，南下北上......南京、北京、苏州、郑州、青岛、济南、武汉、马鞍山、石家庄等地......已有41家徽商老店与歙县茶叶公司建立了稳定的供销关系”（纪成助：“《茶乡茶商话茶经》载《安徽科技信息》1987年5月2日。）。 1988年新编的《歙县商业志》载：“徽商在苏北各地经营历史亦悠久，淮安、南通、泰县、如皋等地也有他们的足迹。解放前徽商在这些城市有一定优势，直到现在仍与故乡歙县有密切联系。据江苏省灌南县来信，该县是1958年建立的一个新县。县所在地的‘新安镇’，却是明代隆庆年间歙县商人程鹏等所创建的。”“苏北如东县是由如皋县分出的一个近海县城。徽商早已到此经营，很多人即居留此地。迄今县城内仍有歙人经营茶叶生意。该县潮桥公社，现有歙人后代487户，1744人。有朱、马、管、柯四个姓氏。最早的来自明代。姓柯的还能说出是歙县水竹坑人”。（歙县商业局编《歙县商业志》上册36页。）光绪年间的歙县大商人吴吉南，在杭州、福建、北京、扬州、芜湖都有商店，“除扬州的盐号，在抗日战争初期遭日军飞机轰炸而歇业外，其余都由其子（孙）经营到建国以后”（歙县商业局编《歙县商业志》上册，36页。）。 苏州也是徽商寓居较多的城市之一。“抗战前，在苏州的徽商遍及六门，以茶叶、漆店、酱坊最多。茶叶有汪瑞裕（在观前大街）、吴世美、吴馨记（在阊门外上塘街），漆店有老诚亿（在观前街）、鲁诚亿（在内阊门内），酱坊有潘新宜、潘万成（在阊门外上塘街），以潘新宜最大，还兼营粮食。布店有祥丰泰（在阊门内西中市）......不少是上代寄籍下来，迄今仍不忘故乡......1986年歙县与苏州市吴县结成友好县。吴县接待歙县代表团的人员名单中，吴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叶陶君及吴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程厨棠均是歙县人。在苏州地区举行座谈会时，参加者多数是苏州各部门和单位的歙籍负责同志”（程极平：《徽商问题概述》（稿本）。）。 昔日徽商的活动范围虽已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但他们的活动的重点是在沿江及东南地区。所以，至今在这一带仍有昔日徽商的遗踪可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