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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徽商作用
一、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徽州商人一开始就打破了“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传统习俗，纷纷从事长途商品贩运，有的甚至远涉重洋，开拓对外经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以松江府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是我国重要的棉织业生产基地，黄、淮地带则是棉花的主要产区，棉布与棉花产区间的运销就成了当时一项大宗的商业活动。山东省兖州“土宜木棉。贾人转鬻江南”（万历《究州府志》卷四：“风土志”。）。“服食器用，鬻自江南者十之六七矣”（万历《究州府志》卷四：“风土志”。）。河南省情况也如此，“臣见中州（指河南）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万历二十二年钟化民：《救荒图说》。）商贩从产棉区把棉花运到江南，又从江南运回棉布及其他商品供应棉区市场，使江南棉纺织品销售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江南省“民间所用细布，悉从苏、松、芜湖商贩贸易”（万历《两台奏议》卷五。）。广东省“冬布多至吴、楚、松江之梭布......”（康熙《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久废弛。绸棉资于东浙，花布来自楚、豫。”（《巡历乡村与兴除事宜檄》载《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八。）。河北省“河间行货之商......贩缯者，至自南京、苏州、临清”（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俗》。）。江南一带是徽商势力最雄厚的地区，“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州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休宁巨族大姓，今多挈家存匿各省，如上元，淮安、维扬、松江、浙江、绍兴、饶州、浒湾等处”（《海阳纪录》卷下，见傅依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其商业资本》。）这些寓居江南的徽州商人，很多都从事以江南棉布业为中心的经营。 饮誉中外的“祁门红茶”是经徽商提倡和经营而发展起来的。“民国纪元前五十年（1862年），有邑（祁门）人胡元龙，陈烈清相继在祁门西南乡创设茶厂、招工授以焙制方法，祁门红茶才开始萌芽”（《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72页引《杂记》。）。至光绪元年（1875年），“黟县茶商余于臣鉴于世界市场绿茶滞销的形势，来到......祁门历口镇开设茶号。他仿效“闽红”的生产技术创制“祁红”，制成一种富有天然苹果芬芳和兰花香味的优质红茶，被外国人称誉为“祁红香”，随之畅销国外......逐渐形成祁红茶区”（胡建社：《勇于创新的徽州茶商》载1988年3月11日《安徽科技信息》）。 安庆市一些传统名优产品的形成，与徽商的插手经营也是分不开的。“......胡玉美的蚕豆辣酱、余良卿鲫膏药、麦陇香的墨子酥、刘麻子剪刀、满庭芳的家俱以及大米等，就是通过徽商之手转销全国各地和海外，遂成为名产品”（檀赵金：《徽商在安庆》载《志苑》1988年4期32页。）。 徽商的经营活动对城镇的兴起和繁荣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明代中叶以后......当时工商业发展比较显著的城市，除南北两京外，大致分布在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等三大区域，其中以江南最为繁华，已形成五大工业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二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徽州商人的足迹遍及各个角落......有些市镇本身就是由徽商直接建立起来的。如定居太仓州的徽商钱璞，“因其乡陆公堰旧有小市，遂捐赀，更其市名曰新安。有无贸易，货物流通，乡民便焉。”太仓州的刘河镇也是因徽商率先经营而兴盛起来的（程极平：《徽商问题概述》（稿本）。）嘉定县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百货阗集，甲于诸镇。比为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万历《嘉走县志》卷一《市镇·南翔镇》。）南翔镇的兴衰竟以徽商的来去为转移。扬州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商业中心。“扬介两都之间，四方舟车，商贾之所萃，生齿聚繁，数倍于昔”（嘉庆《江都县志》卷三，《城池》。）。“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陈去病：《五石脂》。）再以北京为例，明代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乾隆中，则茶行七家，银行业（即钱庄）之列名捐册者17人，茶商名字号共166家，银楼6家，小茶店数十”（许承尧：《歙事闲谭》第十一卷，《北京歙县主庄》。）。以上尚不包括徽州其他几县在北京的商人。清代，吴江县的盛泽是蚕丝的集散重镇，徽商在“盛（泽）镇尤汇集之地也”（《徽宁会馆碑记》载《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盛泽镇兴建徽宁会馆时，“镇（盛泽）之邻近，如新塍、平望、王江径、黄家溪、谢天港、坛丘、周家溪，在各镇之同乡者，亦皆乐善捐输”（《徽宁会馆碑记》载《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可见非只盛泽镇有很多徽商汇集，连盛泽附近的许多小集镇上也有不少徽州商人寓居。“在景德镇，徽商称雄商业与金融业长达三、四百年。前街（今中华路）两条十里长街的店铺，基本上为徽州一府六县旅景商人所开设”（程振武：《祁门人在景德镇》载《徽学》总第2期。）“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毂、拥赵女，鸣琴践履，多新安人也”（《震川集》卷十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明清时期足迹遍全国的徽商，他们对当时城乡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二、加速新安文化兴盛 “新安文化”是一个包括文学、医学、绘画、篆刻等内容丰富的文化体系。具有独特风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安文化”的勃兴，虽然有很多因素，诸如：那里是“程朱理学桑梓之乡”（王乐：《谈新安医学》载《徽州学丛刊》创刊号35页。）文风昌盛；地处交通闭塞，偏安一隅，较少受到战乱影响，社会安定；加之自然环境优美，山清水秀，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更重要的则是由于“贾而好儒”的徽商对文化事业的介入和支持，使“新安文化”的发展获得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明清时代，每个省除按定例设有“府学”、“县学”作为读书人进身之阶外，另有社学和塾学，以教乡里子弟。“全（徽）州有社学562所，县塾5所”（张秉伦：《明清时期安徽的科技发展及其动因初析》。），各家族的塾学更多，甚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道光《休宁县志》卷二。）。清初，“徽属六县共有书院54所，占全省133所书院的40．6％”（张秉伦：《明清时期安徽的科技发展及其动因初析》。转引自康熙《徽州府志》。），这些书院除供生员读书外，还有定期讲学活动，有的地方还有研讨诗文的社会学术组织——文会。徽州众多书院的兴建以及其他“兴学”活动，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徽商资助。歙县著名的紫阳和山间书院修建时，在“扬州歙商共捐两书院银七万余两，其中两淮总商（歙人）鲍肯园两次独捐一万一千两”。（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据道光《徽州府志》材料统计。）“祁门商人马禄......嘉靖戊午（1558年）修学宫，禄自投碟输三百金左费。（万历《祁门县·人物志》。）。黟县舒大信，经商江石，乾隆间，“修东山道院，旁置屋十余楹，为族人读书地，邑人议建书院，大信捐二千四百金助之”（嘉庆《黟县志》卷十。）绩溪章必泰“经商吴越间......（绩溪）东山书院鼎建，自备资斧，襄蒇其事，邑建考棚，捐银二百两以助”（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十四。）。有些受雇於人的徽商，对投资兴修书院也不甘心置身事外，婺源江溶，“佣于木商，跋涉江湖，远及苗洞，中年稍裕......道光年间，创立湖山书院。振兴文教，溶与有力焉”（《婺源县采辑·孝友·义行》抄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徽商为着培养随届客地的家族弟子，不惜巨资在客籍之地大修试馆、学宫等建筑。“同治年间，歙商就曾以12300余缗的巨资在南京建歙县试馆，作为士子乡试住宿之所”（《南京歙县试馆帐簿》。）。乾隆元年（1736年），歙商汪应庚见扬州府学——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又以二千金制祭祀乐器，无不周到，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汪氏谱乘》载彭启丰撰：《光禄寺卿汪公事实》。）。 徽商“家业隆起”之后，刻意“张儒求名”，一般都立下族规乡约，凡是“族内贫不能学者”，招入家塾“悉力扶植之”（《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一“传忠”。）歙县潭渡孝里黄氏（系盐商世家）家训写道：“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劝，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二十一“传忠”。）。世代业商的休宁县西乡茗洲吴氏家典也有此类记载：“族内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楷模，此是党族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茗洲吴氏家典》卷一（康熙刻本）。）。为使这种培养后生的族规家训得到落实，“徽商除捐资购置学田作教育的专门费用外，还从他们捐款购置的祠田、祭田中，提出一部分租息，资助族内子弟入学膏火，或作科举兴试费用”（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137页。）。更有甚者，徽商对某些学甫成名的寒士，专门罗致俸养，提供优裕的条件，让他们继续深造。清代中叶，休宁县人戴震是位学贯中西的天算学家，著有《策算》、《算经十书》、《勾股割环记》、《续天文略》等著作，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戴震成名，就曾得到歙县富商汪景晃、汪梧风的大力资助。“汪氏父子礼致学者在园中（指不疏园）诵习讲贯，‘饮食供具唯所欲，又斥千金买书’。......所召致的徽州本地学者有江永、戴震、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等......戴震幼随父亲行贾福建、江西......入都前，中间十年大致均在不疏园中”（王茂、王克迪：《戴震与“西学”》转引“汪中“述学·别录·汪君墓志铭”、“洪榜”《戴东原行状》及近人吴承尧所述。”），可见，戴震后来的成名，与他长期在“不疏园”中“诵习讲贯”，并得以与共处园中的学者名流相互切磋，关系至大。 徽商不只是通过经济支持，多方培植子弟，昌盛文教。很多人在经商同时还孜孜於学业，并取得一定成就。明代休宁县人查鼐（号八十），业商，是当时的琵琶名手，与著名的江南才子唐伯虎、文徵明为布衣交。休宁县人陈大位，行商，著有《算法统宗》集珠算之大成。清代歙县人程梦星，盐商，著《今有堂诗》及《平山堂志》，收藏古籍书画甚多。歙县人江肇龙，初习商贾，后弃商学篆刻，力治经学，于训诂地理、乐律、算数、音韵均有研究。明清两代，徽商本人成为新安派学术代表人物的，或积极参与新安派某一学术活动，曾作出重要贡献的，就有76人（李则纲：《安徽历史述要》下册，560～574页。）。 徽商如此重视和资助文教事业，使得明清时期徽州的人才济济，儒林文苑，百态千姿，新安文化勃然兴起。徽州文人学士的著作，“明时，经162部、史185部、子337部、集514部；清时，经310部、史121部、子278部、集579部。两朝著述总计为8486部。其中有不少的作者就是商人本身及其子弟”（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版画、徽州篆刻等新安文化的兴盛也都与徽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徽剧，也是经因徽州商人江春的经营，才兴盛起来的”（李则纲：《安徽历史述要》下册，560页。）。 |
